內容簡介
《西方情報機構與蘇聯解體:未能撼動世界的十年(1980~1990)》通過嚮政府官員、情報工作人員、學者、記者等作的大量的采訪,細緻描述瞭冷戰期間情報機構與決策者的關係,內容引人入勝。書中對冷戰雙方執政者的思維理念與政策、核武器與高科技的作用、軍備競賽的不斷升級、情報機構的邊緣化等問題的討論,有助於讀者從另一個側麵瞭解蘇聯解體的原因。其翔實的分析不僅具備學術性,而且極富故事性,可以使普通讀者知曉行業內幕以及一些人為操縱的、涉及多國的政治“陰謀”。
作者簡介
戴維·阿爾貝爾,是一名前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情報人員,曾經擔任駐美國華盛頓事務部主管,對於情報機構的內部運作十分熟悉。
蘭·埃德利,既是記者又是作傢。
目錄
前 言/1驚 訝/1緻 謝/2引 言/1第一章 威 脅/5核恐懼對情報機構的影響/5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核力量/13核競賽的開端:朝鮮戰爭/18古 巴/24越 南/31生化武器的軍備競賽和其他形式的瘋狂/38歐洲、北約和中東:核戰爭的危險?/43“吉林現象”體現病態的瘋狂世界/47阿富汗Ⅰ:轉摺點/54
第二章 迷 思/62紅軍的傳統行動能力/62歐洲:華約檔案中的西方威脅/70能否打贏核戰爭/73冷戰時期的國際恐怖主義:虛構和現實凱西和國際恐怖主義的定義/75列昂諾夫和剋格勃定義的國際恐怖活動/81第三世界:關於鬥爭/94中東:以色列、埃及、敘利亞和黎巴嫩/96推 迴/100將他們趕齣阿富汗/103尼加拉瓜/109伊朗/110格林納達/111薩爾瓦多/116古 巴/118非 洲/123安哥拉/124非洲之角/126第三世界:概述/131
第三章 觀念一緻性/139美國的戰略目標/139美國的“理念”在歐洲也有市場/147無休止的威脅/167政客、情報機構、媒體和當選官員/169美蘇緩和/172裏根政府有組織的行動/176凱西和中情局/179凱西vs.蘇聯/181軍工業復閤體;或“巨龍”、隱秘轟炸機及F-22戰鬥機/186星球大戰/193
第四章 齣人意料/206我很驚訝/206歐洲也很吃驚/209
第五章 不祥之兆/212戈爾巴喬夫上颱後的危機信號/212內部虛弱和外交政策/215東歐的解放/217蘇聯內部的民族問題/221軍事威脅和紅軍的錶現/224蘇聯:第三世界經濟體?/230崩 潰/233
第六章 為什麼西方沒能看到不祥之兆/240恐懼、殘暴和創傷/240失敗的情報搜集、情報評估——或者二者兼有/246阿富汗Ⅱ:數據評估和情報行動的界限/249“理 念”/251國情評估:不是國情也不是評估/254中情局的失敗/260對蘇聯經濟狀況的過高估計/264反對戈爾巴喬夫的失敗政變/268誇大的軍事力量——蘇聯威脅/271基本的情況怎麼樣?/276戈爾巴喬夫和蘇聯的未來/278情報機構是否齣現失誤/280其他西方情報機構/283
第七章 政治和情報/286報告的流動/286總統文件/290其他文件/291對情報機構及其作品的態度/293剋裏姆林宮也不相信情報/294情報的政治化/299情報與政治/305歐洲的情況/310美國政府內部就蘇聯意圖的分歧和鬥爭/313裏根“變心”/318喬治·布什在莫斯科和白宮/322
第八章 戰略情報的實用性/326情報評估/326蘇聯崩潰之後:戰略政治情報地位的貶值?/332情報機構失敗?中情局從來沒聽說過這種說法/333蘇聯解體之後的情報機構/335
後 記 從戰略盲點到行動失誤/338新恐怖主義/338“9·11”事件之後的情報機構/354受訪者名單/357參考文獻/361中英文詞匯對照錶/366
前言/序言
前 言 2001年9月11日,當在美國爆發瞭曆史上最慘烈的恐怖暴行之時,美國和大多數西方國傢的情報機構都為之震驚。同樣是這些機構,1991年以前在情報方麵投入大量資源,在全球範圍發起針對蘇聯的運動,但是等到蘇聯崩潰時,它們依然驚愕不已。 本書試圖解釋為何在有眾多明顯徵狀的情況下,西方情報機構還是沒能診斷齣蘇聯已病入膏肓,更糟糕的是,為何情報機構甚至沒能準確地嚮政治階層傳達它們已知的信息及做齣的評估。 盡管1991年蘇聯的崩潰與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恐怖襲擊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但是我們依然認為,即便簡單地分析為何情報機構未能預測和預判“這一場針對美國的宣戰”(喬治·W.布什語),也會對我們大有裨益。本書最後一章將著墨於此。 在為撰寫本書收集材料的過程中,有數十個人接受瞭采訪,包括政府官員、學者以及情報人員。大多數采訪對象來自美國和俄羅斯,其他則來自英國、德國、法國和以色列。受訪者包括外交部部長、情報機構負責人和研究蘇聯和共産主義的專傢。撰寫過程中也用到瞭書麵材料,其中包括20世紀80年代國務卿的自傳,以及中央情報局和美國負責國情評估的國傢情報委員會發布的秘密文件。 雖然材料來源豐富,但是本書並非學術專著。這本書更想用平實易懂的語言與讀者一方麵分享那些受訪者——他們大多在冷戰的最後十年扮演瞭重要角色——的感受,另一方麵則想共同分析中情局有關問題的文件所顯現齣的趨勢。 每一個受訪者都毫不猶豫地承認蘇聯崩潰讓他們吃瞭一驚,隻是每個人對於這種毫無察覺給齣的緣由卻都互有不同。當曆史處於轉摺點時,運轉的情報收集機製再復雜精巧,洞察轉摺點的能力也是有限的。 此外,政治傢似乎常常不把評估接收到的情報當迴事。在任何情況下,隻有那些能強化他們已有觀點的情報纔會被接受,如果情報與政治傢的世界觀和政治計劃不符,那麼他們就會心生疑竇或者置之不理。情報機構屢屢齣錯,照理說政治傢對情報機構的使用和資助都會慢慢減少,但事實並非如此。即使政治傢並非總願意把情報機構的話聽進去,他們似乎也沒有準備好拋棄情報機構。 情報機構在1991年的失敗基本上要歸咎於中情局負責國情評估任務的情報處。而2001年未能阻止恐怖襲擊的失誤則更為糟糕。1991年的失敗所造成的驚訝可以說是“積極的”——對於調查委員會來說,西方情報機構未能洞察蘇聯的崩潰並不是什麼大事。但是,沒能發現和阻止針對世界貿易中心和五角大樓的恐怖襲擊則引發瞭嚴重後果。這一事件已經給人們造成精神上的創傷,因此必須全麵審視情報機構。 驚 訝 “我很驚訝,”曾於1992年擔任美國國務卿的勞倫斯·伊格爾伯格錶示,“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末,我知道蘇聯正發生劇變,但是我當時沒想到它即將崩潰。” “我很驚訝,”伊格爾伯格的前任國務卿詹姆斯·貝剋錶示,“主要是蘇聯崩潰的速度讓我們大吃一驚。不僅是我們的情報機構吃瞭一驚,戈爾巴喬夫也很驚訝,我們都很驚訝。” “我很驚訝,”貝剋的前任喬治·舒爾茨錶示,“雖然在裏根總統任期的最後我們覺得冷戰實質上已經結束,但是蘇聯的崩潰還是令人大吃一驚。” “我很驚訝,”20世紀80年代國傢情報委員會資深蘇聯問題研究專傢、在中情局工作的羅伯特·布萊剋威爾錶示,“我們沒想到蘇聯會崩潰。” “我很驚訝,”華盛頓尼剋鬆中心主席迪米特裏·西梅斯教授錶示,“當意識到蘇聯已經崩潰的時候。” “我很驚訝,”詹姆斯敦基金會主席、蘇聯民族問題專傢、美國政府前高官保羅·戈布爾錶示,“我們都沒想到,蘇聯就那樣停止存在瞭。” “我很驚訝,”20世紀80年代《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謝爾蓋·施梅曼錶示,“我和美國使館的人都沒料到蘇聯即將崩潰。我們還以為到2000年後都得與蘇聯共存。” “我很驚訝,”哈佛大學俄國曆史教授理查德·派普斯錶示,“我們對正在發生的變化瞭若指掌,我們知道變化是巨大的,但是沒想到它們會導緻蘇聯的崩潰。” 緻 謝 首先,我想感謝所有齣現在這本書中的受訪者。大多數受訪者來自美國、俄羅斯、英國、德國、法國和以色列的政界、學界和情報機構。感謝他們願意抽時間與我們分享在世界政治方麵的豐富知識和經驗。他們所有人的貢獻成就瞭這本書。 我們還想感謝一些朋友:感謝以色列外交部前總司長魯文·默拉夫,他為本書的希伯來語版本提供瞭很多寶貴建議;感謝優秀的記者、編輯拉米·塔爾,他提齣瞭許多編輯方麵的意見;感謝萊斯利·蘇瑟,他專業的翻譯傳神地還原瞭希伯來語原作的文字意思與內在精神。 引 言 1991年,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及其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在瞬間煙消雲散,從戰略、地緣政治和社會變革角度看,都算得上是20世紀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以來最具決定性意義的大事之一。蘇聯解體發生之突然,過程之迅速讓政治傢、蘇聯問題研究專傢和媒體都大吃一驚,也讓世界上最強大的兩傢情報機構——中央情報局和剋格勃措手不及。 上韆年的曆史告訴我們,在這個並不平等的世界,生存之爭會引發戰爭,包括部落、宗教及國傢間戰爭,等等。在文明初創時期,由於害怕遭到攻擊,一批早期預警係統得以建立,它們也成為現代情報機構的鼻祖。如今,這些情報組織享有特殊的地位、威信及大量預算資金。即使失誤被曝光(有時已成為傢常便飯),它們似乎也依然掌握著神秘的經驗和知識。情報組織周圍縈繞的神秘感創造齣一種權力氛圍,顯示其通曉和塑造政治、戰略變化的特殊能力。 盡管情報機構應為沒有預見蘇聯解體而承擔主要責任,政治傢也有部分責任。他們被成見和政策所牽纍,即便熟知相關情況,也沒能洞悉蘇聯發生的根本性變化。決策者選擇性地使用情報信息和采信評估,有時到瞭隨心所欲的地步,這種情況在曆史上屢見不鮮。一般認為情報機構不會受個人、小集團或者政治影響,但事實證明它們同樣難逃其纍。 西方國傢都沒能預見蘇聯即將解體。然而,沒有人公開提齣要將情報機構負責人撤職,也沒有調查,認為要追究這些人的責任。西方國傢國會和媒體集體啞火,隻提齣一些無關痛癢的問題,或者想當然地妄下結論。在美國,情報機構的主要目標是弄清蘇聯的現實狀況與未來走嚮,雖然美國每年在情報機構身上投入約300億美元,但它們還是沒完成任務。當時西德關注的焦點是蘇聯的動態及其衛星國的情況,不過,德國聯邦情報局沒能在東德共産主義政權垮颱之前讓政府和公眾做好準備,後者卻沒有要求其解釋原因,而這一失敗導緻的曆史欠債至今仍由德國公眾承擔。世界頂尖的英國情報機構采納瞭美國對蘇聯形勢的評估,而沒有依靠自己的能力做齣分析,使其國傢領導人和其他人一樣被濛在鼓裏。 在20世紀最後一段時間,其他聲名顯赫的情報機構也遭遇尷尬的意外情況。20世紀80年代初期,剋格勃領導人尤裏·安德羅波夫沒能正確評估阿富汗對蘇聯入侵的反應;以色列受人吹捧的情報機構沒有及時洞察巴勒斯坦民族主義運動;英國的軍情六處未能預見阿根廷齣兵馬爾維納斯群島;所有的西方情報機構都沒想到薩達姆?侯賽因會進軍科威特。 間諜機構的首要職責就是充當其效力國傢的警犬。它們負責收集信息,提供評估,促使政治傢做齣理智周密的決策。多年來,許多情報機構變得強勢而復雜,壟斷瞭信息收集、評估以及秘密行動等業務。國傢的命運,尤其是在關鍵時刻的命運,似乎常常都在不小的程度上取決於這個國傢情報機製的質量。 然而,所有的情報機構都沒能預見蘇聯解體,大到中情局、剋格勃、以色列的摩薩德、英國的軍情六處、法國的對外安全局、意大利的軍事情報局,小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傢以及日本的情報機構。各國情報機構包含瞭不同的組織,這些組織本來掌握的信息就不多,競爭關係更是成功地阻礙瞭信息共享。 與好萊塢電影中難兄難弟的情節不一樣,那些所謂的“好人”編造齣驚天陰謀,隻為打倒蘇聯。他們帶著十字軍的熱情,發起這場戰鬥。為瞭打倒蘇聯共産主義者的極權信仰,西方也用相同的熱忱武裝自己。而中情局也參加瞭這支“上帝”的部隊。和任何宗教戰爭一樣,這場戰爭也有自己的“聖經”,即情報分析;另外還有“信仰”,即他們自己構建的事實。任何與上述“信仰”矛盾的報告,都會被視作“瀆神”。 事後一想,這些情報機構在20世紀80年代所掌握的情報就足以使他們得齣結論:蘇聯不再具有戰略威脅性,並處在迅速衰落的過程中;這創造瞭新的國際現實,呼喚著新的世界秩序。然而,即使一些美國情報官員偶爾察覺這個“邪惡帝國”不再是個帝國,而且並不那麼“邪惡”,他們也沒能將這一信息傳達給美國政界。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發現預示著蘇聯行將崩潰,或者覺得最容易的事就是相信傳統認識——蘇聯仍然是,並將一直是敵人。 美國情報機構的評估失誤不僅濛蔽瞭依靠它的其他西方情報機構,還濛蔽瞭美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的蘇聯問題專傢及媒體。蘇聯本身的神秘,加上西方情報機構有計劃的“爆料”,製造瞭整個西方的反蘇陣綫。這造成人們判斷力的癱瘓,對近在眼前的變化毫無察覺,也排除瞭製定任何新政策的可能。 1991年10月,中情局負責蘇聯情報的前高級分析師梅爾文·A.古德曼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作證。他宣稱,對蘇聯的情報分析在經過中央情報局管理層時受到瞭“篡改”。美國很多情報工作人員和委員會成員當即否認瞭這一指控。然而,無論“篡改”與否,中情局的海外聯係機構最終獲得瞭這些情報,並據此得齣一緻的分析結論。而這最後又到瞭政客手上,他們利用這種分析打造對蘇聯的政策,尤其是在該分析佐證瞭他們自己的觀念和政治議程的時候。 在整個冷戰期間,對蘇聯的無情討伐陷入瞭無休止的循環,在最後一段時間甚至發展到瞭太空。對蘇聯變化的忽視和誤讀帶來瞭破壞性的後果,第三世界受到的影響尤其深刻。中情局局長威廉·凱西曾說第三世界是“抵抗共産主義的主戰場”,而就在那片飽受苦難的土地上,美國的生活方式和蘇聯式共産主義模式水火不容。 整個世界都是角鬥場。歐洲淪為核武器人質,而第三世界是主戰場。事實上,兩個超級大國都努力不讓戰火燒到自己境內,而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展開大練兵。在這場所謂的“冷戰”中,2000萬人成為受害者。戰火在世界各地燃起,遠東的朝鮮、越南、柬埔寨,非洲的埃塞俄比亞、索馬裏、安哥拉、莫桑比剋,拉丁美洲的尼加拉瓜、薩爾瓦多、格林納達以及中東和加勒比海地區都受到戰爭荼毒。 二戰以後,並非所有的所謂“小戰爭”都由美蘇直接挑起,但是每一場戰爭都會被兩個超級大國利用,而且每一次都抱著針對對方的態度。一切行為都基於“非友即敵”的原則。 情報機構本應該嚮決策者解釋,並非每一個發生在某個偏僻非洲角落的部族摩擦都是全球衝突的一部分,蘇聯在具體國傢的一些政治、經濟活動可能隻是暫時的偶然行為,並非企圖引發連鎖效應的大陰謀。 有關情報機構支齣的準確數字很難獲得,而其中專門用於對付蘇聯的部分就更無從得知。同樣,人們難以估計這些活動中有多少真正有必要,又有多少隻是為瞭政治宣傳或滿足政客需求。1991年西方情報機構的總預算是400億美元左右。其中美國所占的280億美元中又有30億美元是對中情局的專項撥款。而中情局的對頭剋格勃第一總局則在1991年花瞭49億盧布,按照那年的官方匯率,相當於74億美元。然而,第一總局的權力界定有不清晰之處,因此不能簡單將兩個機構的開支加以對比。大部分國傢並不會公布情報機構支齣在國防預算中的比重。因此,人們很難知道有多少錢純粹是浪費公共資金,這些機構挫敗的計劃到底有多少威脅性,花齣去的錢是否能得到閤理解釋。 沒有預見到蘇聯的崩潰主要是情報評估者的責任。情報機構內部個人、政治以及意識形態的紛爭,及其與政治人物、決策者和其他情報機構的復雜關係是産生這一失誤的主要原因。那些親眼見證蘇聯崩潰的人反應大多一緻:“我們當時不知道。”“我們當時沒弄明白。”“我們當時不知道,即使知道,還是會那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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