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套装上下册）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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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套装上下册）》是《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集刊的第六辑，收录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方面的相关论文，其中新发现或新出土文献的研究系其特色之一，代表着该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

目录

关於地支“巳”的疑问
无名组卜辞分类名称纠误
契文琐记 “
读史语所YH工27坑札记——合892正、反释读校正
释甲骨文中的“役”字
甲骨文中的动物之三——“熊”、“兔”
释甲骨文“烈风”——兼说“箩”形来源
花束甲骨字词考释四例
说临
胡应姬鼎试释
读新见“宋公园铺”二器札逐
新见商金文考释（二篇）
新见攻虑王姑登皮鸡剑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周掌壶”的流传及其着录
它簋盖铭文新释——西周凡国铜器的重新发现
息公子朱相关铜器研究
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字词关系之对比研究
《战国文字及其文化意义研究》绪言
一粟居读简记（七）
战国文字中的“宦”字
简介两枚新见楚官玺
《清华四》刍议：闻问，凡是（征），昭穆
楚文献中的教育与清华简《系年》性质初探
谈谈战国文字中值得注意的一些现象——以清华简《厚父》为例
上博六《孔子见季桓子》简序追补
《诗。周颂敬之》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对应颂诗对读
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补释
《容成氏》补释三则
从战国文字所见的类“仓”形“寒”字论古文献中表“寒”义的“沧／沧”
是转写误释的产物
上古汉语中本来是否存在语气词“只”的问题的再检讨——以出土文献所见辞例和字形为中心
石鼓文考释五篇
说俞玉戈铭文中的“才林田俞姐”句
汉代铭文考释三则
渥洼天马西北来，汉简研究新飞跃——读《敦煌马圈湾汉简集释》
西方汉学界裹的两位中国简牍学大师
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七畜日》的复原问题
银雀山汉简释读小札
秦汉“乞鞫”制度补遗
咸阳出土“徒唯”印考略
江陵凤凰山西汉墓简牍与秦汉印所见人名（双名）互证（之二）
《岳麓书院藏秦简（叁）》校勘记
根据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的图像资料校读相关传世
古书札记二则
《马王堆汉墓帛书亡肆刁》整理札记（二）
河南平舆出土两汉封泥拼缀十四则——兼论封泥拼缀的标准
马王堆汉墓《丧服图》新探
《东汉元和二年“蜀郡西工造”鎏金银铜舟》补正——兼说“册”字
论《书》与《尚书》的起源——基於新近出土文献的视角
梅本古文《尚书》新考
熹平石经《鲁诗·郑风》复原平议——兼论小序产生之年代
《庄子大宗师》“入水不濡、人火不热”解诂——兼论《庄子》表述“离形去知”相关问题 ”
说《尚书》中的“敉”及相关诸字
汉字形体研究断链管窥
“咸”字音释——侵脂通转例说之二
唐写本《说文》残卷研究
从现代文字学史看容庚先生的《中国文字学形篇》《义篇》
国图藏《梵网经》敦煌残卷缀合研究
敦煌佛经疑难字词考辨三则

精彩书摘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纪念文集：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套装上下册）》：
　　下面我们再顺便讨论一下尊（《集成》06014）铭文中旧所谓“顺”字。“顺”字原作“”（下文用“○”表示），其所在相关文句为：“‘……呜呼！尔有唯小子，亡（无）哉（职）。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惠①王弊德，谷（欲）天。我不敏。’王咸诰。珂锡贝卅朋，用作庾公宝尊彝。”②陈剑先生曾根据李宗焜先生在《殷墟甲骨文字表》中疑D是临字的意见，怀疑舸尊“○”也可能是临字。但陈剑先生同时也指出此字从“见”，与临字从站立人形有别，因此“。”虽非“顺”字但其可能从“川”声而读为“顺”③。
　　我们认为珂尊“○”改释作“临”，从字形及文义两方面看，都要优于释“顺”之说。“○”不宜释作“顺”，与甲骨文中“A”、“D”不能释作“顺”理由相同（参见前文）。“○”与甲骨文“临”字相比，有两点区别，一是所从人形有跪与立之别，一是川形与人形的相对位置有别。从与“临”有密切关系的“监”字来看，“监”所从人形一般是站立人形，皿形一般是位于下方。但是“监”字所从人形也偶有作跪坐者，皿形也偶有位于人形正对的那一侧④。因此，“○”完全有可能是甲骨文“厶”的异体，亦可释作“临”。
　　珂尊“惠王弊德谷天。我不敏”，旧一般认为是器主“珂”的自述之辞。何树环先生指出这一句应视为周王诰教之辞的一部分。句中的“王”、“我”皆为周王之自称，惠有助义。何说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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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不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概念，都不是一个严格的分类学上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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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本本身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定本或善本，加之上述的原因，简牍残断缺损，散乱失序(有的本身就是垃圾)，文字漫漶，文本的完整性更加受到影响。一般以为，出土文献未经传刻，错误少，所以对用出土文献来订正、校勘传世文献的作用说得多。其实，许多古籍流传到今天，经过后人研究、传刻，鲁鱼亥豕故所难免，但在文字使用上还是规范和完善了。出土文献没有经过这些，虽然免去传刻的讹误，但本身的问题也未得到纠正。在整理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时候，文本反映出的错误之多，让人不能理解。后来知道这些东西多是请人抄写的，而且抄写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如张家山汉墓竹简，很多地方都有抄写者的姓名(写在简的末端)，而且不是一个人抄写的，所以书写的风格差别很大。漏抄的、错抄的，比比皆是(显然未经过审校。按照我们现在出书的标准，肯定是不合格的)。所以就这个意义上来讲，出土文献不一定都优于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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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载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图四卷。两书分属孙武、孙膑。后因《孙膑兵法》失传，人们对《汉志》著录产生了怀疑，有人认为孙子是一人而非两人，也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一书而非两书，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孙膑兵法》残简，使这一有争议的问题迎刃而解。对于《文子》、《尉缭子》、《鹖冠子》、《晏子春秋》、《六韬》等书的真伪问题，人们也多有不同看法，1973 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晏子春秋》、《文子》、《太公》，同年长沙马王堆帛书出土的《鹖冠子》残简，都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并在某种程度上矫正了人们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些偏差。大的发现，催生新的学问，小的发现，可深化人们对具体问题的理解，或提供新的材料、提供新的研究课题，新的资料的重要，自然是无可置疑的。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主张将新发现的考古资料与传世文献互相验证，从而取得考据方法的重大突破，也与新材料的发现有着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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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般所说的出土文献，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的。广义的出土文献是相对于传世文献而言的，即考古发掘出土的(或经过鉴定、来源明确的馆藏品)文字材料，都可叫做“出土文献”。原文化部的“古文献研究室”编辑了五辑《出土文献研究》，其涵括的研究对象上自甲骨文、金文、战国盟书、玺印、简牍、帛书、敦煌文献、吐鲁番文书，下到明清墓志，还有佉卢文等古民族文字等等。另外，像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制定的出版规划所列的出土文献等，都是用的广义的概念。王国维指出的对中国学术有重大影响的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几项发现是甲骨文、敦煌文献、汉晋边塞竹简和中国境内的外族遗文，还有内阁档案。这其中，除了内阁档案一般不包括在内，其他都算是出土文献。——这是广义的出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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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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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没得说，印刷和装祯水平还需要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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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土文献的大量发现，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中国学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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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成立以来，教师和学生共发表各类学术论文百余篇。其中裘锡圭教授的《关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陈剑教授的《释“琮”及相关诸字》、《说殷墟甲骨文中的“玉戚”》，施谢捷教授的《〈汉印文字征〉及其〈补遗〉校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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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学生培养采取导师指导、集体指导、学生自学及群体读书会等多种形式。中心鼓励研究生参加集体项目，培养研究生自学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在实践中培养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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