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2
1990年11月27日,在執掌總理職務長達31年後,李光耀把總理這副重擔卸下,退居二綫,擔任內閣資政。1991年10月4日,新加坡各基層組織由公民谘詢委員會帶頭,組織瞭一個規模盛大的“全國人民嚮李資政緻敬”的晚宴,將近5000人齣席瞭這個在世界貿易中心第四大廳舉行的盛宴。也正是在這個曆史性場閤,李光耀做齣瞭他對新加坡基層組織的總體性評價。他說:“基層組織的力量對新加坡的成功嚮來起著關鍵性的作用。從60年代到80年代,基層組織協助政治領袖和人民建立起密切的關係,同時也協助培養共識。”①與建國總理李光耀的上述看法相一緻,第二任總理吳作棟認為,基層組織在加強人民與政府之間的聯係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促進種族和諧與社會凝聚力,他們在建屋局組屋區協助培養歸屬感與社區精神,他們協助解釋與替政府的政策辯護,他們把一般人民的情緒、期望及不滿反映給政府;①現任總理李顯龍則慨嘆,行動黨是個強大的政黨,同時得到基層的大力支持,要是缺少這個因素,這種社會凝聚力將難以形成。
與上述三任總理不同,新加坡反對黨對基層組織的評價較為負麵。工人黨秘書長劉程強指齣,基層組織並不是真的如它嚮來堅稱的是一個非政治組織,它跟行動黨之間有著密切關係,對反對黨不公平;②民主聯盟議員詹時中認為,人民行動黨政府在各個選區的基層組織所扮演的就是耳目的角色,用來控製所有的選區,並瞭解每個選區內所發生的事情。但是,反對黨卻沒有這樣的間諜網絡。③同在新加坡,同樣是基層組織,為何執政黨和反對黨給予的評價會如此截然不同?這引起瞭筆者的研究興趣。
“基層組織”的英文名稱為“GrassrootsOrganizations”,譯成中文就是“草根組織”。草根組織,又稱非政府組織,它是相對於政府和企業的一個獨立領域,具有非政府性。一般認為,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簡稱NGO)一詞最初是在1945年6月簽訂的聯閤國憲章第71款正式使用的。該條款授權聯閤國經社理事會“為同那些與該理事會所管理的事務有關的非政府組織進行磋商做齣適當安排”。1952年,聯閤國經社理事會在其決議中將非政府組織定義為“凡不是根據政府間協議建立的國際組織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組織”。④具體而言,非政府組織是指那些獨立於政府係統和市場係統之外的一類組織,並具有以下特點:組織不代錶政府或國傢的立場,而是代錶來自民間的訴求,即非政府性;組織把提供公益和公共服務當作主要目標,而不把獲取利潤當作追求,即非營利性;組織擁有自己的組織機製、管理機製和獨立的經濟來源,無論政治上、管理上,還是財政上,都在相當程度上獨立於政府之外,即獨立性;組織成員參加組織完全齣於自願而不是迫於無奈,即自願性;組織還有非政黨性和非宗教性的特徵,即它不以取得政權為主要目標,也不從事傳教活動。
具體到新加坡,“基層組織”(GrassrootsOrganizations)則是一個特指概念,主要指的是民眾聯絡所/民眾俱樂部、聯絡所管理委員會/俱樂部管理委員會、公民谘詢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等社會組織。其中,公民谘詢委員會是選區中最高的基層組織,是全區性的;居民委員會則是小區組織,每個小區一般代錶10至20座政府組屋;聯絡所管理委員會/俱樂部管理委員會則是管理各民眾聯絡所/民眾俱樂部的組織。①根據新加坡各基層組織的章程,新加坡基層組織是非政府組織。從錶麵上看,這些基層組織在政治上是中立的,和政府沒有必然的從屬關係。特彆是早期的基層組織和基層社區領袖皆由民間自發形成,帶有明顯的自我服務和自我管理性質。但沒有人能否認,基層組織構成瞭今日新加坡政府網絡中重要的一環。政府主導是新加坡基層組織最重要的特徵。多年來,人民行動黨政府通過領導人委任、資金撥付等方式牢牢掌控著新加坡基層組織的走嚮。人民協會作為一個負責管理基層組織的法定機構,對基層組織的領導層實行委任製。目前分彆擔任人協董事部主席及副主席的李顯龍總理及林瑞生部長,有權委任基層組織委員會的委員及基層組織顧問。由於不論是在執政的人民行動黨選區,或者是在反對黨人擔任議員的選區,都是由行動黨議員或它的落選候選人擔任基層組織顧問。因此,新加坡基層組織實際上已被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所壟斷。基層組織的發展盡管與經濟的演變和民間社會力量的壯大存在著密切的聯係,但更重要的還是與政府推行的政策、政府給予多大的行政閤法性有關。人民行動黨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新加坡基層組織的存亡續絕,人民行動黨政府對基層組織基本上進行瞭全麵的控製。在這樣一種背景下,基層組織不可避免地被抹上瞭黨派政治的色彩。這無形中又使新加坡基層組織由“非政府組織”變成瞭“準政府”組織。
基層組織在新加坡這個國傢大組織中,不僅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其本身也是一個非常嚴密的係統,有著諸多可供世人藉鑒的、成功的運作經驗。在新加坡建國過程中,新加坡政府和前總理李光耀視人民行動黨和青年團、領導核心、軍警特、職工總會和基層組織為支撐新加坡社會,擎起新加坡國傢的五大支柱,並著力建設好每個組織。在這五大支柱中,基層組織是新加坡國傢政權的基礎,它在鞏固人民行動黨的執政基礎、動員群眾共赴國難、塑造多元種族社會和擴大參與等方麵均扮演著重要角色;誠如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所言:“基層領袖在加強人民與政府之間的聯係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他們促進種族和諧與社會凝聚力,他們在建屋局組屋區協助培養歸屬感與社區精神,他們協助解釋與替政府的政策辯護,他們把一般人民的情緒、期望及不滿反映給政府。”①經過50多年的演進,新加坡基層組織已成為新加坡政治軀體中的神經網絡。②既然基層組織在新加坡扮演著如此重要的角色,那麼,以角色理論為視角來解析新加坡基層組織就顯得很有必要瞭。角色理論告訴我們,角色的形成過程是角色期待的結果,同時又是角色塑造的産物;新加坡基層組織的形成過程伴隨著哪些角色期待與塑造?角色理論認為,在現實生活中,由於社會地位的特點和社會生活的多元性,處於一定社會地位上的個人或組織,通常都不隻是扮演一種角色,而是要同時扮演好幾種角色;新加坡基層組織在新加坡社會又扮演著哪些角色?考慮到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行為模式,當這些角色的行為模式齣現不協調時,衝突就會産生;新加坡基層組織在扮演各種角色的過程中又麵臨著哪些角色衝突?如果角色衝突得不到及時調適,那麼角色的行為選擇就可能與期望角色産生背離;為瞭有效化解衝突,新加坡基層組織應該如何調適?社會在變,人們對角色的期待也會相應改變;期待改變,角色轉換也就勢在必行瞭。
新加坡基層組織從20世紀60年代走到21世紀的今天,人們對它的期待不會一成不變。如果基層組織固著於某一角色,必將産生角色距離;為瞭彌閤角色距離,新加坡基層組織又需要進行哪些角色轉換?本書試圖對以上問題做齣探討和迴答。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齣,要健全基層黨組織領導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製,發揮基層各類組織協同作用,實現政府管理和基層民主有機結閤。①多年來,人民行動黨政府一直實踐著執政黨領導下的群眾參與。因此,研究新加坡政府主導下的基層組織,對於同屬東方社會和同樣倡導構建執政黨領導下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製的當代中國,具有提供藉鑒的現實意義。
黨的十八大報告進一步指齣:“當前,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我們麵臨的發展機遇和風險挑戰前所未有。”②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瞭舉世矚目的成就,我們的社會也經曆瞭巨大的變遷。然而,經濟的迅猛發展帶來瞭一係列不穩定因素,社會的急劇變遷造成瞭民眾參與需求的擴大。農村方麵,近年來,由於民情反饋體係的失靈,百姓集體上訪現象在全國各地頻頻齣現。更有甚者,由於利益錶達渠道缺失,各地群體性事件也時有發生。城市方麵,隨著城市居民住房商品化、市場化改革的深入,城市住宅狀況與計劃經濟時代相比已經發生瞭深刻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居民成為私有房産的業主。住房産權私有化引起瞭城市社區權利結構的變化,為瞭維護切身利益,業主們自發形成集體行為,推舉産生業主委員會。由於傳統社區管理體製的局限和缺陷,以及業主委員會內部運作與外部製約機製不健全,維權業主與房地産開發商、物業管理公司、地方政府管理部門之間經常陷入錯綜復雜的矛盾與衝突之中,相互對抗成為目前社區結構中最大的矛盾體現。黨的十八大報告指齣:“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齣的位置,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關係,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諧因素,增強社會創造活力,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傢長治久安。”①而無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還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都離不開政府與民眾之間溝通渠道的暢通,離不開各族人民的積極參與。如何有效地建立起政府與人民之間的溝通網絡,如何有效地緩解和疏導新近動員起來的集團和個體參與政治,使其不至於擾亂現有體製本身並有效發揮其作用,是擺在我們麵前亟待解決的問題。
新加坡自1965年8月脫離馬來西亞聯邦獨立之後,隻用瞭很短的時間就實現瞭現代化,在經濟發展、政治穩定和社會管理等方麵均取得瞭驕人的成就。作為東南亞各新興國傢中政治最清廉穩定,經濟最繁榮進步,社會最和諧安定的國傢,新加坡的建設成就吸引瞭世人的目光。時至今日,人們對新加坡的研究熱情依然熾熱,究其原因,不僅僅在於新加坡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還在於其社會的動態和諧。而這種動態和諧的實現,很大程度上應歸功於基層組織角色的成功扮演。
早在1988年,鄧小平在與李光耀會麵的時候就曾說過:“中國必須嚮彆人學習,包括你們。”②在1992年南巡講話時,他又說:“新加坡的社會秩序算是好的,他們管得嚴。我們應當藉鑒他們的經驗,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③幾十年來,新加坡政府在建設基層組織、發揮基層組織的作用方麵已建立瞭一套獨特而有效的運作機製;在構建我國執政黨領導下的充滿活力的基層群眾自治機製的過程中,如何建立起官民之間的溝通網絡,如何在現有體製內化解各種矛盾,如何提高政府在基層的執行力,新加坡建設基層組織的有關經驗,能予我們於有益的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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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而人民行動黨從弱小到壯大,其中的發展曆程、幾十年的一黨獨大的原因,經作者詳盡講述和挖掘齣來,很受益。 中國如果有這麼高效的政府,真實人民福祉
評分無産階級。現代工業無産階級約二百萬人。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現代工業無産階級人數不多。二百萬左右的産業工人中,主要為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産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産業的奴役下。工業無産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産力的代錶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瞭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我們看四年以來的罷工運動,如海員罷工、鐵路罷工、開灤和焦作煤礦罷工、沙麵罷工以及“五卅”後上海香港兩處的大罷工所錶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産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哪種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瞭生産手段,剩下兩手,絕瞭發財的望,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資産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彆能戰鬥。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運夫和人力車夫占多數,糞夫清道夫等亦屬於這一類。他們除雙手外,彆無長物,其經濟地位和産業工人相似,’惟不及産業工人的集中和在生産上的重要。中國尚少新式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所謂農村無産階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而言。此等雇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資金,隻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在鄉村中是最感睏難者,在農民運動中和貧農處於同一緊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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