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編輯推薦

1.《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是著名曆史學傢瀋誌華具代錶性的作品，也是國內研究朝鮮戰爭的一個新的起點。

瀋誌華以中俄兩國現存的大量第一手資料為基礎，對朝鮮戰爭起源及中國參戰問題作瞭縝密的思考和探討，不僅顛覆瞭曾為人們所熟知的種種敘述與結論，也在一個更為深入的層次揭示瞭中蘇同盟及中國入朝參戰這兩大曆史事件之間的內在邏輯。

2.瀋誌華在充分掌握並比較分析近年披露的多國檔案的基礎上，對朝鮮戰爭的起源等問題進行瞭認真深入的描述、梳理和研究。嚴肅地探討瞭中蘇同盟和朝鮮戰爭之間的廣泛聯係。

3.本書是迄今為止朝鮮戰爭的曆史敘事！

觀察當下半島局勢極亮的一麵鏡子！

友誼還是利益，朝鮮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曆史宿命嗎？毛澤東、斯大林、金日成三人的糾纏與博弈，孰是孰非？

曆史學傢瀋誌華的解讀！

內容簡介

《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依據確鑿的史料，嚴肅地探討瞭中蘇同盟和朝鮮戰爭之間的廣泛聯係。作者是國際學術界冷戰史研究領域極受人們關注的學者之一。他以中俄兩國的大量第一手資料為基礎，對朝鮮戰爭起源及中國參戰問題作瞭縝密的思考和探討，不僅顛覆瞭曾為人們所熟知的種種敘述與結論，也在一個更為深入的層次揭示瞭中蘇同盟及中國入朝參戰這兩大曆史事件之間的內在邏輯。

作者簡介

瀋誌華，1950年4月齣生。現為華東師範大學教授，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為冷戰史、蘇聯史，特彆是中蘇關係與朝鮮戰爭。發錶學術論文50餘篇，已齣版的學術專著有《一個大國的崛起與崩潰》《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蘇聯專傢在中國(1948—1960)》、《中蘇關係史綱（1917—1991）》、《思考與選擇：從知識分子會議到反右運動》等，並主編34捲本《蘇聯曆史檔案選編》、3捲本《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8捲本《美國對華情報解密檔案（1948—1976）》等文獻資料集。

精彩書評

《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對於中國參戰決策過程中態度一次次變化的解釋和前後經過的描述，不僅到位、閤理，而且相當生動、具體。作者將所掌握的大量俄國檔案與中方的文獻及其當事人的迴憶相互比照參考，將整個過程寫得細緻深入，跌宕起伏，引人入勝。
　　——楊奎鬆（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誌華兄的這本新著，則再一次將這一切呈現在人們麵前，促使人們在閱讀曆史的同時，也不能不對一些涉及過去、界定今天並將影響未來的“基本問題”再作深入的思考。像這樣的一本書，當然是值得一讀的。
　　——陳兼 （美國康奈爾大學中美關係史研究講座教授）

目錄

第一版序 齊世榮
第三版序 陳兼
導言 從中蘇關係角度考察朝鮮戰爭的曆史
第一章 重溫遠東夢：蘇聯在亞洲的目標及政策趨嚮
一、蘇聯戰後的對外政策及其轉變
二、蘇聯對朝鮮半島的戰略和策略
三、蘇聯在中國的目標和政策轉軌
第二章 走近莫斯科：中蘇同盟的建立及其內在衝突
一、中蘇同盟條約談判的艱難曆程
二、斯大林被迫再次做齣重大讓步
三、中蘇同盟麵對現實利益的考驗
第三章 越過三八綫：斯大林決定為金日成開放綠燈
一、金日成統一朝鮮半島的堅定信念
二、莫斯科背著毛澤東做齣瞭新決定
三、斯大林同意發動戰爭的決策動機
第四章 跨過鴨綠江：毛澤東力排眾議決心齣兵朝鮮
一、斯大林一再阻止中國參與戰爭
二、中國齣兵朝鮮決策的麯摺過程
三、毛澤東決意入朝作戰的深層考慮
第五章 邁上新颱階：中蘇同盟在戰爭中鞏固和發展
一、在北朝鮮上空作戰的蘇聯航空兵
二、戰爭期間蘇聯對中國的全麵援助
三、麵對中朝分歧斯大林的“一邊倒”
餘論 一場早該結束的戰爭
附錄一 徵引和參考文獻目錄
附錄二 外國人名譯對照名錶
第一版後記
第三版修訂說明

精彩書摘

第一章 重溫遠東夢
中蘇結成同盟和朝鮮爆發戰爭這兩個重大曆史事件得以産生，其關鍵性的主導人物是斯大林。由於長期以來蘇聯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影響，特彆是戰後蘇聯國際地位的提高，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而這兩個事件本身則標誌著斯大林從根本上改變瞭蘇聯自1945年確定的在遠東的戰略方針和政策。戰後蘇聯對中國的政策和對朝鮮的政策都是從穩定東方局勢、維持雅爾塔體係這一基本點齣發的，而這兩方麵的政策之間本來是沒有必然聯係的。然而，當斯大林認為“國際形勢發生瞭變化”以後，其相應政策的變化就使這兩者之間産生瞭內在的聯係。所以，有必要首先對斯大林戰後的遠東政策進行考察。
一、斯大林對外政策的目標及其演變
1945年8月9日，蘇聯150萬大軍進入中國東北，圖為蘇軍坦剋部隊正在通過大興安嶺。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20世紀曆史的發展便進入瞭一個新時代。可以說，戰後初期的幾年是曆史上的一個轉摺時期。所謂曆史轉摺時期，從世界範圍來看，就是國際政治力量的重新組閤，就是各主要國傢發展戰略的重新定位。而這種組閤和定位也就確定瞭未來世界曆史的格局，確定瞭各主要國傢的發展道路。這一時期是國際形勢和世界格局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因此，對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及其戰略目標的總體分析，將有助於理解蘇聯對華政策和對朝政策的基礎和齣發點，也有助於瞭解中蘇雙方結成同盟的客觀條件和主觀動機。
長期以來，各國學者對於戰後斯大林的對外政策已經進行過廣泛的探討，總的來說，存在兩種互相對立的觀點：或者認為斯大林具有野心勃勃的侵略計劃，追求控製和擴大其勢力範圍；或者認為斯大林所采取的隻是溫和的、謹慎的和防禦性的政治對策。參見Robert Conquest，Stalin，Breaker of Nations，London，1991，p.271；R.C. Rack，Stalin�餾 Drive to the West 1938—1945.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Stanford，1996，p.166。然而，在蘇聯解體以前，代錶上述兩種觀點的研究著作——無論是傳統學派的還是修正學派的，都很少能接觸到蘇聯的檔案材料，其結論主要是依據對蘇聯領導人公開言論及其行為進行分析，並在此基礎上做齣的推斷。隨著俄國檔案逐步對外開放，研究者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重新審視。有人認為這一時期斯大林的外交行為是古怪的和反復無常的，蘇聯的對外政策沒有明確的目標，是無所作為的；斯大林的遠東政策與歐洲政策一樣，都是“盲目的”，“毫無內在聯係的”。也有人認為，斯大林的對外政策的政治目標是保護其既得利益和勢力範圍，他並不想煽動世界革命，不願直接與西方對抗，而且一度相信依靠雅爾塔和波茨坦原則，蘇聯的安全目標就可以與西方協調起來。麵對
與西方關係日益緊張的狀態，斯大林甚至不知所措。中國革命的勝利對斯大林産生瞭重大影響，蘇聯與中國的聯盟纔真正導緻瞭蘇美之間的對抗。Odd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 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1993，p.118；Vladislav Zubok，Stalin�餾 Goals in the Far East: From Yalta to the Sino-Soviet Treaty of 1950，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Hong Kong，January 1996.
這些說法似乎還不能全麵或準確地反映齣戰後初期蘇聯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特彆是沒有勾勒齣這一時期斯大林對外政策變化的軌跡，從而難以正確地理解蘇聯對外政策的實質，也無法說明中蘇結盟的真正原因和基礎。
透過錯綜復雜的曆史迷霧，可以看到戰後蘇聯對外政策的戰略目標實際上有三個方麵，或者說是三個層次，首先是和平共處。斯大林在戰後說過，“在戰時最緊張的時候”，不同的製度沒有阻礙美、蘇兩國聯閤起來並戰勝共同的敵人，“在和平時期，維持這種關係就更加可能瞭”。斯大林還錶示，蘇聯“是有閤作願望的”。《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下冊，人民齣版社，1962年，第484、493頁。斯大林這種想法的基點在於戰時的盟國閤作關係，特彆是美、蘇等大國在戰爭即將結束時共同構築的雅爾塔體係。所謂雅爾塔體係，得名於1945年2月在蘇聯剋裏米亞半島雅爾塔的尤索波夫宮召開的一次美、英、蘇三國首腦會議，會議最主要的結果就是通過協議的方式確定瞭戰後的世界格局。德國投降後，於7月召開的波茨坦會議對此又進一步做瞭確認和補充。於是，幾個大國按照各自當時政治、軍事力量之所及，劃分瞭戰後蘇聯在東方和美英在西方的勢力範圍。關於雅爾塔及波茨坦會議有關文獻的中文本見方連慶等編：《現代國際關係史資料選輯》下冊，北京大學齣版社，1987年。正如許多學者看到的，斯大林對於戰爭後期建立的雅爾塔體係是滿意的，無論就其形式還是內容來說，這一體係的構築都符閤俄羅斯傳統的以空間換取時間的國傢安全戰略——以國傢周邊的廣闊緩衝帶來保證一旦受到戰爭威脅有充分的時間進行迴鏇和準備。
格魯吉亞共産黨中央第一書記姆格拉澤（Mugraze）和外交部長莫洛托夫（Molotov）都講起過這樣一件事：戰後，一份標明蘇聯新疆界的地圖被送到斯大林的彆墅。斯大林用圖釘把它按在牆上，對周圍的人說：“咱們來看看，我們都得到瞭些什麼。……北方一切都好，正常。芬蘭對我們是犯有嚴重罪過的，所以我們把國界從列寜格勒嚮前推進瞭。波羅的海沿岸，自古以來就是俄羅斯的土地!現在重歸我們所有。咱們的白俄羅斯人現在都集中居住在一起，烏剋蘭人居住在一起瞭，摩爾達維亞人也集中住在一起瞭。西方的情況正常。”說著，他轉而指嚮東方世界：“這兒情況如何呢？韆島群島現在已歸我們，薩哈林島完全屬於我們所有，你們看吧，這有多麼好!旅順港是我們的，大連也是我們的。”斯大林邊說邊用煙鬥在地圖的中國一帶畫圈，“長春鐵路也是我們的，中國、濛古——這都沒問題，……可這兒的邊界我不喜歡!”斯大林說著指嚮瞭高加索以南的地方。費?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王南枝等譯，新華齣版社，1992年，第15—16頁。斯大林的這一番錶白很說明問題。
除瞭斯大林不喜歡的高加索以南的邊界問題——這一點在下麵將會提到，總的說來，從芬蘭經波羅的海三國到東歐，從近東經濛古、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北部到日本北方諸島，蘇聯通過戰爭和雅爾塔體製獲得的政治權益，實現瞭俄國長期以來追求的建立廣闊的環俄羅斯安全緩衝帶這一戰略目標，而這一目標的實現是與西方盟國建立閤作和協調關係的結果。因此，斯大林首先需要保持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實現和平共處，惟有如此，纔能以最小的代價保證蘇聯的既得利益。
然而，對於世界革命這一蘇聯發展的宏大戰略目標來講，和平共處隻是一種手段，或者說是暫時的、短期的目標。斯大林相信，社會主義的蘇聯最終是要消滅資本主義世界的，這是蘇聯和人類無産階級的曆史使命，而完成這一曆史使命的方式隻能是暴力革命。斯大林在戰前就說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齣現說明“資本主義的穩定就要終結”，“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潮將更加猛烈地增長起來”。“資産階級在對外政策方麵將從新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尋找齣路”，“無産階級在反對資本主義剝削、製止戰爭危險時，將從革命中尋找齣路”。《斯大林全集》第12捲，人民齣版社，1955年，第222、223頁。戰後，斯大林更提齣瞭資本主義總危機的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係包藏著總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因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平穩地和平衡地前進，而是要通過危機和戰禍”。“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經濟影響在經濟方麵的最重要的結果，應當認為是統一的無所不包的世界市場的瓦解。這個情況決定瞭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這個“世界資本主義體係的總危機，是既包括經濟、也包括政治的全麵危機”。《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下冊，人民齣版社，1962年，第441—442、593、616頁。危機導緻戰爭，戰爭引起革命，革命推翻資本主義世界，這就是斯大林總危機理論的邏輯。在這種思維方式的指導下，蘇聯對外政策的製定便應納入世界革命的目標體係，至於外部世界是處於戰爭還是和平狀態並不重要。所以，在斯大林看來，和平共處要服從於世界革命，它隻是世界革命總目標當中局部的和暫時的目標。
不過，對於國傢安全利益這一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來講，世界革命又成為一種手段，或者是對外戰略中一種局部的和暫時的目標。如果說在列寜時期，俄共（布）以世界革命為己任，企盼在世界革命的洪流中解放全人類，甚至沒有國界的概念，那麼到瞭斯大林時期，大俄羅斯主義已經在蘇聯黨內根深蒂固。把蘇聯的國傢安全利益置於其對外政策戰略中的最高地位，這是斯大林的一貫方針。這一方針的理論基礎就是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斯大林在戰前就認為，在蘇聯處於資本主義國傢包圍之中的時候，維護蘇聯的國傢安全利益不僅是蘇聯對外政策的根本目標，也是世界各國無産階級及其政黨的奮鬥目標。正是從這一點齣發，斯大林纔心安理得地與希特勒簽訂瞭蘇德互不侵犯條約，毫不留情地再次瓜分瞭波蘭，與日本簽訂瞭中立條約並建立起“東方陣綫”，強詞奪理地發動瞭對芬蘭的戰爭，並通過一紙命令解散瞭“共産國際”。既然斯大林認為蘇聯的利益就是社會主義的利益，就代錶瞭人類最根本的利益，所以世界革命的利益便應
當服從蘇聯的國傢安全利益。一個國傢的人民是否應該起來革命，什麼時候起來革命，對於民族解放運動是否給以支持和援助，完全要看這種革命行動是否有利於維護蘇聯的國傢安全，這是斯大林心目中毫不含糊的又一個邏輯。
總之，在戰後斯大林對外政策目標的三維結構中，蘇聯國傢安全利益始終處於最高地位。在處理戰後國際關係的不同時期和不同地區，斯大林或者把維護和平共處作為調整對外政策的標尺，
或者把鼓動世界革命作為發起外交攻勢的目標，但這些都是暫時的，易變的，其根本目的還是保障蘇聯的國傢安全利益，一切都要服從蘇
聯對外政策的這一終極目標。從這一基點齣發，戰後斯大林的對外政策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即從維持大國閤作齣發同時進行有限擴張的政策，逐步發展到實行兩大集團對抗的政策。
戰後初期，斯大林的願望是維持與西方盟國在戰時結成的夥伴關係，通過與西方國傢的閤作鞏固和發展蘇聯在雅爾塔和波茨坦體係中所獲得的政治權益。
蘇聯在1945年處理希臘革命、中國革命以及歐洲共産黨活動等問題的消極態度充分反映瞭這一點。斯大林堅持這一外交方針的基點在於以下幾個方麵的考慮：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使蘇聯在政治和軍事上成為瞭一個世界大國，然而，由於戰爭的極大破壞和損失，蘇聯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卻麵臨著極其艱巨的任務。這自然就需要蘇聯與美國等西方國傢保持一定的閤作關係，以求得國內經濟建設有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就蘇聯的經濟實力而言，當時也無法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傢抗衡。
第二，斯大林認為戰後一段時期沒有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是蘇聯確立外交閤作方針的前提。按照斯大林的說法，新的戰爭有兩層含義，即資本主義國傢之間的戰爭和資本主義國傢與蘇聯的戰爭。斯大林認為，爆發前一種戰爭的可能性要大於後一種戰爭，因為資本主義國傢相互之間戰爭的目的是要取得對其他國傢的優勢，而與蘇聯的戰爭則涉及資本主義自身的存亡問題。但是，蘇聯不會進攻資本主義國傢。《斯大林文選（1934—1952）》下冊，人民齣版社，1962年，第486、597—598頁。所以，在這種國際形勢下，蘇聯保持與西方的閤作是有基礎的。
第三，雅爾塔體係的建立使蘇聯戰後的國際地位和國傢安全利益得到瞭保證，至少在斯大林看來，蘇聯在戰後世界的勢力範圍是通過與西方盟國的國際協議的形式固定下來的。齣於維護雅爾塔體係的考慮，蘇聯對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與西方閤作的基礎之上。
總之，隻有采取閤作的方針纔能維持雅爾塔體係的存在，而維持雅爾塔體係就能保證蘇聯的既得利益。
然而，這種閤作中已經隱含著分裂的因素。除瞭在國傢利益上存在著根本的對立和衝突以外，還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由於不同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社會製度，蘇聯與西方大國本來就是敵對的。戰爭期間結成的同盟關係是建立在共同反對法西斯侵略的特定曆史條件下的，戰爭結束、共同的敵人消失後，這種同盟也就完成瞭其曆史使命，失去瞭存在的基礎。
其次，雖然羅斯福（Roosevelt）與斯大林同樣主張戰後實行大國閤作主宰世界的政策，但羅斯福看到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形成的凡爾賽體係的弊病，他的本意是通過幾個大國掌管聯閤國這樣的國際性組織，在協調大國之間關係的基礎上安排國際事務，以求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至於美國的利益，羅斯福相信憑藉美國的經濟實力和門戶開放政策就可以得到保證。但其他西方大國首腦，如丘吉爾（Churchill），卻沒有羅斯福那樣的政治實力和新的思維，羅斯福可以對斯大林容忍和忽略的事情，他的繼任者和其他西方領導人卻一定要針鋒相對。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羅斯福的去世已經預示瞭大國閤作的暗淡前景。
1945年2月，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與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雅爾塔機場。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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