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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塞斯回忆录》描述了米塞斯的生活和学思历程,不仅是一部深刻入迷的个人史,也是所有处于专制时代的自由爱好者们的道德和精神指南。
米塞斯在1940年移民到美国时写成本书,随即封存了手稿。他所曝光的许多政客和知识分子仍在世,许多令人瞠目结舌的细节从未被公开。他拿定主意要等到去世后再发表。他那时59岁,是政治流亡者,边教学边写作,该杰作即后来的名著《人的行为》。他接到警告,一些人想出卖他,因此不得不另寻新家。在美国,他一无所有,不得不重头开始,用新的语言(英语)表达。他回顾此生,写下了最动人的个人作品,描述了自己作为奥地利官方经济顾问与通货膨胀政策的斗争,试图防止欧洲采取新政似的政策,谈到自己的教学和私人研讨会,批评了腐败的政治家和中央银行行长及所有学术界和媒体中的国家主义代言人。他差不多单枪匹马制止了政变,遏制了奥地利步德国后尘滑向通胀的深渊。他甚至写到一个自己最大的遗憾——过于妥协的精神。
米塞斯的手稿直到他去世后才解密。这本回忆录活灵活现地展示了他的战斗精神和绝望情绪,心性高远,透出他信赖真理的高贵和睿智。然而,米塞斯又从未屈服,对他来说,自由之路经由正确的思想。
此书的中文版序由复旦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韦森所撰。书中收录了吉多?许尔斯曼的前言、哈耶克的导言,以及穆瑞?罗斯巴德的书评;并以阿琳?奥斯特-青纳的英译本为翻译底本。
内容简介
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遭遇比起来,很多自诩“热爱自由之人”的经历微不足道。米塞斯流离失所,目睹国家被纳粹占领,自己的书被焚毁,论文被窃,最后被赶出待了六年的避难所。
1940年,米塞斯移居美国。在旅途中,他开始撰写这本回忆录。此书不仅深入记述了米塞斯前三分之二的人生经历,也成为热爱自由之人在专制暴政时期的道德和精神指引。他用奥地利官员经济顾问的视角描述了自己的时代。他反对国家主义和通货膨胀,试图阻拦欧洲的干预政策。他论及教学和研讨会、腐败的政客和中央银行家,直至遍布学术界和公共领域的集权霸道。在奥地利即将追随德国陷入通胀深渊之际,他力挽狂澜,拯救国家于水火。
愤怒是此书的灵感之源。米塞斯是执着于真理的伟大思想家,他从未放弃在观念领域战斗。对他来说,敌人就是坏的思想;而令他遗憾的,并非过于好斗,而是过于妥协。
作者简介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1881—1973),奥地利经济学家、哲学家、古典自由主义者,撰写了大量的作品,被视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领导人之一。在纳粹占领欧洲的情势下,他于1940年移居美国,并在1949年出版了经济学巨著《人的行为》。他的理论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期兴起的美国自由至上主义运动。
黄华侨,1978年出生,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硕士,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现为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中国美术学院艺术现象学研究所学术助理,长期从事艺术理论和米塞斯思想研究。
精彩书评
★那些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上做出了创新的经济学家和流派,无论遇到什么挫折,最后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不会成为随风而去的浮云。米塞斯就是这样。
——梁小民 ★我们还是很幸运的。米塞斯那样孤独,我们根本没法跟他比。
——张维迎 ★米塞斯一直都令我着迷,我同意他的大部分观点,他的学术品质确实让他完全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
——米尔顿·弗里德曼 ★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本杰明·安德森(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 ★吉多·许尔斯曼写的前言。哈耶克写的导言。阿琳·奥斯特-青纳做的翻译。不过,本书是百分百的米塞斯,写他最深切和最个人的想法,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例子,一个榜样,一个理想。
——米塞斯研究所 目录
出版弁言(汪宇)
中文版序(韦森)
前言(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
导言(F. A. 哈耶克)
第一章 历史主义
第二章 国家主义
第三章 奥地利问题
第四章 奥地利经济学派
第五章 货币理论的早期著作
第六章 货币和信用理论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八章 在商会的经历
第九章 在维也纳的教学活动
第十章 德国的学术研究
第十一章 间接交换的深入研究
第十二章 社会合作体系
第十三章 认识论的研究
第十四章 我在日内瓦的教学活动
第十五章 奥地利存亡之际的斗争
米塞斯年表
索引
米塞斯曾不为人知的一面(穆瑞?罗斯巴德)
译者后记
精彩书摘
第十五章
奥地利存亡之际的斗争
我前往日内瓦的时候,并未哄骗自己相信奥地利争取自治的斗争尚有赢得胜利的希望。
身居高位的政客缺乏反击外国势力的能力;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其他国家。他们既不懂得那些国家的语言,也不清楚那些国家的心态或者政治观点。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向驻扎在日内瓦的外国外交官员和新闻记者提供消息。而在维也纳,外交官们忙于研究“新酒”(Heurigen)的乐趣,享受冬季运动,却将正事都交给代表团的新闻顾问。在这些新闻顾问中间,最活跃的是意大利人欧金尼奥莫雷亚莱(Eugenio Morreale)。
政府根本就不重视这些外国报界人士。于是,向这些记者提供情报的任务就留给了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极度无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18年奥托鲍尔曾经把德奥合并的要求上升到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的一个政策要点的高度。他的根据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地位将在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得到永久的保证。而在奥地利,由于人口的多数是由农民、农业工人、手工业者组成,他担心无产阶级会被其他阶级击垮。即使在国家社会党攫取了德国政权之后,鲍尔仍然拒绝改变他的政策。由于他的顽固不化,他未能认识到坚持德奥合并计划正是纳粹求之不得的事情。
社会民主党完全没有搞清状况:只有意大利人打算支持奥地利反抗国家社会党的控制。他们激烈反对外交政策的“法西斯化”。1934年1月,陶尔斐斯准备屈服于国家社会党。谈判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在最后一刻,意大利投出了反对的一票。意大利“领袖”(Il Duce)派遣副国务卿素威(Suvich)来到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保证他的支持。就在此时,社会民主党又干了件蠢到极点的事。他们的报刊《劳工通讯》(The Labor Press)指控素威曾在一战时期擅离职守抛弃奥地利军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街头示威游行,反对“领袖”的代表。全靠大量警察武装和乡团的保护,素威才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为了向素威表示歉意,政府暂停《劳工通讯》发行一个月。社会民主党则以更加激烈的示威游行进行报复,最后导致政府军队和对社会民主党领导阶层的镇压,从而结束了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市政府的统治地位。
那些逃往伦敦、巴黎和布拉格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如今公开拒绝在奥地利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给予任何支持。他们觉得奥地利“法西斯”和纳粹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西方民主国家也没有责任介入两个法西斯集团之间的斗争。
不管怎样,列强没有正面对抗希特勒的念头。自从1933年3月以来,奥地利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意大利人手中。如果不是意大利准备干预,希特勒早在1934年就要阻挠奥地利政府反对奥地利纳粹和德国“游客”暴动的战斗。后来英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政策导致意大利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于是奥地利的命运就无可挽回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政策之荒谬怎么说都不为过。英国人真是不可救药。他们相信自己无论什么事情都比别人知道得多和理解得多。他们不信任任何人;可是他们却相信国家社会党所说的任何事情。
捷克人的所作所为甚至更加愚蠢。直到1938年,贝奈斯(Benes)还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视为比德奥合并更大的邪恶。法国采取的立场则是对希特勒直率的同情。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法国人都读《格兰瓜尔》(Gringoire),这是一本公然为希特勒辩护的刊物。“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Quos Deus vult perdere, dementat.)
反对这种愚顽不灵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当我刚到日内瓦的时候,我曾希望多少能够贡献一点力量开悟那些手握重权的人物。可是我很快就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英国人,”一个英国工党成员告诉我说,“绝对不想再次挑起战争。”我问:“但是如果希特勒攻击英国呢?”回答令人颇感困惑:“那么我们将被德国而不是英国的资本家统治和剥削。对于人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
1931年之后,荷兰人罗斯特冯通宁更(Rost van Tonningen)出任了维也纳的国际联盟代表。在维也纳,罗斯特公开宣扬赞同纳粹的口号(后来他从国联卸任回国,立刻就被任命为荷兰国家社会党的副元首[deputy führer])。我的维也纳朋友们无法相信,罗斯特的免职是我不可能办得到的。
欧洲大陆只有一个国家曾经严阵以待反抗希特勒这就是奥地利人民。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有效抵抗,在遭到所有人的遗弃之后,弱小的奥地利才最终屈服。整个世界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现在希特勒终于心满意足了;现在他会和平地对待其他国家了。二十七个月之后,希特勒成了欧洲大陆的主人。
……
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
米塞斯:自由至上主义的世纪人物
韦?森
波澜壮阔的20世纪,世界上可能再没有任何一位经济学家像路德维希冯米塞斯那样,对整个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思想影响,而他的个人生活却一生坎坷而郁郁不得志。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传人和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中均有着诸多原创性的思想和理论贡献,在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里仍然有巨大的思想影响。2000年,米塞斯被美国《自由》杂志评为“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的世纪人物”,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宁折不弯的一生
米塞斯1881年9月29日出生于奥匈帝国伦姆堡(现为乌克兰的利沃夫)。1900年,米塞斯进入维也纳大学,就学于维也纳大学法律与政治科学系。1903年末,他读了卡尔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深受震撼,写了几篇驳斥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章,自此进入经济学。1906年,米塞斯从维也纳大学获法律与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成为维也纳大学庞巴维克研究班的领导成员。1909—1934年,他是维也纳商会的经济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米塞斯曾供职于奥地利工业委员会。1913—1934年,他曾在维也纳大学担任无薪讲师(直接报酬来自学生学费)。期间,米塞斯在维也纳主持过一个多年的私人讨论班,后来许多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弗里茨马克卢普、奥斯卡摩根斯特恩、戈特弗里德冯哈伯勒、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理查德冯施特格尔、阿尔弗雷德许茨、菲利克斯考夫曼、埃里克沃格林以及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等,都曾参加过这个讨论班,深受米塞斯思想的影响。
在讨论中,米塞斯就正确预言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在维也纳思想界,米塞斯的实际影响甚大,他的朋友曾称他为那个时代“奥地利最伟大的灵魂”。
因对德国纳粹侵蚀奥地利感到不安,米塞斯1934年移居日内瓦,在1934—1940年间任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教授。1940年,法西斯德国已占领了欧洲,出于安全考虑,他极不情愿地与妻子一起移居美国。
米塞斯初到美国,先是加州伯克利大学为他提供了一个为期半年的“讲师与研究副教授”的职位,但他并没有获得终身教职的保证,因而后来移居纽约。期间,他的来自欧洲的朋友和学生都在帮他找合适的职位,但一无所获。
米塞斯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做过短期客座讲席,但最后没有一所知名大学接受他。当时,全世界正处于社会主义思想与凯恩斯主义的全盛时代。米塞斯极其强烈和鲜明的自由至上主义的思想和主张显然不合主流,故他不能为任何美国的学术组织所聘用。
直到1945年,经LawrenceFertig&WilliamVolker;基金会的推荐,米塞斯进入纽约大学担任“访问教授”的虚职。但当时的纽约大学也拒绝给他薪水,之后他的薪水一直是由这家基金会提供的。在纽约期间,米塞斯多年坚持在大学里举办讨论班,著书立说,吸引了少量的自由主义青年人,许多参加米塞斯讨论班的人后来都成了美国新一代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
米塞斯到美国时,已经接近60岁了,在艰苦和窘迫的环境中仍然笔耕不辍,撰写了许多著作,包括《全能政府:全权国家与全面战争的兴起》(1944)、《官僚体制》(1944)、《人的行为》(1949)、《理论与历史:对社会与经济演变的解释》(1957)、《反资本主义心态》(1957)、《经济科学的终极基础:论方法问题》(1962)、《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历史背景》(1969)等。
在这些著作中,米塞斯坚持并发展了奥地利学派的个人主义方法论,并反对当时流行于经济学中的实证方法以及在经济学中运用数学。在理论上,米塞斯坚持最彻底的市场自由放任,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不仅反对中央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而且反对主张国家有限干预经济的芝加哥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经济学确立。世界上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多个国家开始进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制度实验。西方国家里,特别是英国的一些政治家、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尤其是经济学家都相信中央计划经济可能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当时的世界潮流中,米塞斯更是遭受了严重的排斥。1957年,《经济学人》杂志在针对《反资本主义的心态》一书的评论中这样评价米塞斯:“米塞斯教授有长于分析的头脑和对于自由令人钦佩的热情,但他身上的‘人性’简直比没有还糟糕,他的‘辩论’才干处于海德公园演说者的水平。”保守派评论员惠特克钱伯斯在《国家评论》发表的一篇类似的负面评论中指责米塞斯的观点“反资本主义的情绪是根植于妒忌心理”,是“无知保守主义(know-nothingconservatism)”中“最无知的(know-nothingest)”。美国学术界和经济学界的冷遇和排斥,从未破坏过米塞斯内心的平静。“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里,他从更为友善的人士或团体中获得了荣誉,包括几个荣誉学位和来自奥地利政府的金质勋章。”(伊斯雷尔柯兹纳,《米塞斯评传》,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6—27页)。
1973年10月10日,米塞斯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92岁。米塞斯逝世后,他的妻子玛吉特引用了米塞斯曾引述的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的一段话,认为它能最好地描述米塞斯的个性:
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行却不负责任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米塞斯逝世后,其思想影响在世界上不断传播。1982年,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在美国成立,成为研究和推广米塞斯经济社会思想的一个学术机构。现在,这家研究机构每年都有大量出版物,将米塞斯本人和其他自由至上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和论文在网上公开发布,供全世界下载。
贡献不下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
米塞斯一生著述甚丰,写了几十本著作和数百篇文章。他早期最主要的理论贡献可大概归结为以下两点。
第一,米塞斯最主要的理论贡献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最早提出,在中央计划体制下实行经济计算与合理配置资源是不可能的,从而在人类历史上最早论证了中央计划经济是一种非可行性(infeasible)的经济制度。1920年春,米塞斯发表了短文《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问题》,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央计划实行经济计算与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从理论上否定了中央计划经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体制。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米塞斯指出,在私有制经济体制中,合理经济计算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用货币计量单位所表现的价格构成了这种计算的必要条件。由于在当时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不存在这种以货币表现的价格机制,因此无法确定某种产品是否需要,因而也不能确定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原材料是否有浪费。
他认为,尽管在当时理想的社会主义体制中可以设想利用货币手段来交换消费品,但由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用货币来计量,因此货币在经济计算中实际上起不了作用。米塞斯还指出,一个静态的社会可以放弃经济计算,而静态的经济体系却是从来没有的。在一个动态经济体系里,由于中央计划者没有市场经济调整的价格信号,也就没有能凭借做计划的经济计算手段,因而只能采取一种在“黑暗中摸索”的试错办法。
由此他断言,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抛弃经济合理性计算。针对当时一些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计划体制中可通过建立生产资料的人为市场来解决经济计算问题的看法,米塞斯指出,这些人没有看到,要把市场及其价格形成功能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
在1922年的《社会主义》一书中,米塞斯指出,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价格制度,就不能进行经济计算。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中央计划者永远无法正确地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的运作。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和信息,而随之必然是中央计划体制失灵和经济低效率乃至瓦解。
米塞斯的这一重大理论发现为整个20世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证实。就此而论,尽管米塞斯本人到目前仍然不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界和思想界认可和接受,但他这一经济理论和思想贡献应该不小于五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量级。在这本思想回忆录中,米塞斯曾说:“我想做的是改革者,却只是成了记录衰落的历史学家。”(见本书第143页)
第二,也是在20世纪20年代,米塞斯原创性地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之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确实已经对消费品和各种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形成做出了深刻的分析。然而,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在其中仍占据着重要地位。正如米塞斯在这本思想回忆录第六章里谈到货币和信用理论时所言:“无论是门格尔还是庞巴维克,都隐含地假设货币是中性的。他们发展了直接交换理论,同时认定,无需引入无货币市场交换这个虚构的概念,即可解决所有经济理论问题。”(见本书第69页)。
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米塞斯在经济学方面最主要的一个理论贡献就在于把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分析扩展至货币分析。正如米塞斯在这本思想回忆录中指出的:“当时盛行的观念认为,货币理论可以从更为一般的经济问题的整体结构中干净利落地剥离出来——也就是说,事实上它根本就不属于经济学的领域,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自立门户的学科。与此观念相应的是,英美各国的大学为通货和银行学说设立了单独的教授职位。但是,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我的目的就是揭露它的谬误,并把货币理论归还给经济研究。”(本书第64页)
早在1906年,米塞斯就开始关注货币和银行问题了,他研读了大量货币理论著作以及欧洲各国、美国和英属印度的通货历史,并在1912年出版了经济学巨著《货币与信用原理》,原创性地提出了奥地利学派的货币、信用和商业周期理论。
在货币理论中,米塞斯把货币及其购买力(常被人错误地称为“价格水平”)经济学分析构建在奥地利学派对个体行动和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基础上,提出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对它的需求不是为了它本身,而是为了在交换中购买别的商品。因此,货币必须还原为有价值的非货币商品,而不能通过国家的强制和根据特定的社会契约来进行人为调控。米塞斯还批评了欧文费雪的交易方程式和“稳定价格水平”的中性货币概念,证明货币相对价格和收入的不可避免的非中性影响。
米塞斯洞悉到,市场经济本身不会导致繁荣与衰退的不断循环,因而,经济周期的根源在市场之外,在于某些外部干预,主要是货币和信用因素。他所创建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建立在三个从前互不关联的思想流派基础上。
一是李嘉图的货币和信用理论,即认为政府和银行系统常见的货币增加和循环信贷扩张,引起通货膨胀,扭曲价格和生产。另一个是庞巴维克对资本和生产结构的分析。第三个来源是瑞典“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塞尔对生产体系的重要性和“自然利率”与受银行贷款影响的实际利率间存在差距的论述。
根据这三个重要而又分散的理论,米塞斯构建了一个杰出的奥地利学派商业周期理论。这种周期理论认为,由政府及其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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