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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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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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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11118

版次：1

商品编码：11770812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8-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8

正文语种：中文

图书描述

编辑推荐

　　1. 叶家家庭传记，叶永烈回忆和妻子相爱相识相守至今的幸福生活，叶永烈妻子日记更是细腻地记载了夫妻感情和抚育孩子、赡养老人的点滴。
　　2. 叶家的发展见证时代的变迁，对过去岁月的回忆是一代人的共鸣。

内容简介

　　作为著名的传记文学作家，叶永烈这次写了自己的家庭传记，写他和妻子的爱情故事，婚姻生活。勤奋工作、赡养老人，养育子女，“五十年的婚姻，虽已白发苍苍，仍心贴心”。叶永烈在北京大学读化学系期间，参与写作了《十万个为什么》，毕业之后转行进电影行业做了导演，得了“百花奖”，后开始写作科幻小说、童话，《小灵通漫游未来》成了一代人的回忆，从80年代开始用笔记录历史，成就有目共睹。他的成就离不开他的妻子，家庭的支撑，而他的勤奋和成就又影响了他的家庭。
　　叶先生写他的家庭，真情流露，感人至深，我们所能想到的一个家的幸福与爱，都在这本书里。

作者简介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一级作家，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主要著作有“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陈伯达传》、《王力风波始末》及《邓小平改变中国》等。2014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历史的注脚》、《历史的侧影》。

　　1989年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聘为顾问。1988年获香港“中华文学艺术家金龙奖”的“最佳传记文学家奖”。2005年10月，荣获中国首届“优秀传记文学作家奖”。台湾《传记文学》在推出叶永烈传记文学作品时，编者按曾这样评价：作者是历史家，也是传记家，也是最有成绩的作家。

精彩书摘

　　充满爱的家
　　面对“文革”中艰难的生活，妻写下了《充满爱的家》：
　　当我们家里有了两个孩子后，生活负担更重了，生活正在严峻地考验我们。爱，使我们度过了困难时期。
　　在“文革”中我们的工资都很低，我们除了用这微薄的工资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外，还要寄钱给两家母亲，照顾好他们的生活。所以我们平时是非常节省的。每当发下工资，我们就分成几包，一包是给我妈妈的，一包是给婆婆的，一包是买米的，一包是买菜、日用品和水电煤的，一包是孩子的托儿所费。另外剩下一点点是机动的，可以给孩子看病什么的。
　　“文革”期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东西好买的，但由于我们的住处离郊区近，蔬菜还是可以买到的，只是油要定量。如果两个孩子都太太平平不生病还好，要是哪个孩子生病了，家里就很苦。
　　大儿子舟舟小时候身体不好，常常感冒发高烧，经常去医院，有一次居然一个月里去了十一次医院。一天，他高烧到40摄氏度，烈又出差不在家，我坐在他身旁急得直流眼泪，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他。小舟舟很懂得母亲焦急和关爱的心情，高烧中的他居然安慰我，说：“妈妈别哭，我很快会好起来的，妈妈别哭！”爱的暖流在母子心中交汇，有什么比这更让作母亲的我更欣慰的呢！
　　就在那个月到离发工资的日子还有一个星期，可是手头只剩下六角钱，我的同事和朋友知道后都要借钱给我们，一位姓路的老师，她一定要给我钱，还说你先拿着，不管什么时候还都没有关系，还有的同事要我申请工会补助，那时候申请工会补助是很普遍的，但这一切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们硬是顶着过来。有时全家一天就吃五分钱的青菜和几小块腐乳，也不向别人借钱，也不向工会要求补助。同事们在背后说，别看小杨现在生活条件差，将来定会有出息，真是“人穷志不穷”哪！
　　那时，我们家没有卫生设备，但是为了孩子们健康清洁，每逢天冷时我与烈便把煤球炉生好，拎到阁楼里，使小小阁楼很快暖和起来，就在阁楼里给孩子们洗澡。夏天虽然洗澡方便了，但由于房子太小，一到夏天很热，舟舟小时候常常在夏天会生热疖子，很痛的。每天洗完澡就给他上药。但他从不因疖子痛而哭。秋天到了舟舟就出运了，人也长胖了，不再生热疖子了。
　　每逢过年过节，别人家的孩子们都有吃好多东西，我们钱不够。但是再苦也要让孩子有个过年过节的欢乐。于是过年时我们自己动手做年糕，中秋节时自己做月饼，端午节时自己包粽子（不过粽子包得不标准，邻居们帮忙包）。我们还自己做“猫耳朵”，这是一种小孩喜欢吃的零食，我们到粮店里买来面粉，又到食品店里买来苔条、糖，搅拌在一起再切成片，放油锅里炸，做成了“猫耳朵”，两个孩子吃得津津有味。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舟舟所在的幼儿园给每一个孩子发了小动物饼干，舟舟居然舍不得吃，把饼干放在小衣服的口袋里，带回家给我吃。他一走进家门，见我坐在门口，急急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饼干，一边喊着：“妈妈，妈妈，给你吃动物饼干，吃动物饼干！”看见儿子这么懂事，我眼泪直流，舟舟用小手边擦着我的泪水，边把动物饼干往我嘴里送……
　　在“文革”期间，由于家境困难，我们节衣缩食。那时衣服旧了，可烈总想让我穿得好一点，于是他就自己动手重新把衣服染一下。他说他是学化学的，把衣服染一下是小菜一碟。记得他先去商店里，买来一包染料，把染料用水化开，放在我们平时用的搪瓷面盆里，然后把衣服放上去，摆在煤球炉里烧，边烧边不断地搅拌，直至把整件衣服染均匀，再加入食盐，最后在清水里一过，晾起来晒干就可以穿了。
　　以前我们常穿灯芯绒的衣服，旧了会发白，烈自己染一下又像新的了。我有一件草绿色的灯芯绒上衣，是我怀大儿子的时候买的，穿了几年便旧了，烈把它染成咖啡色，就完全像新的一样，学校里老师们见了，都以为我买了新衣服。我告诉他们是自己染的，后来有的老师甚至就把自己家里的衣服拿来请烈染。烈热心助人，给老师们染了好多衣服。烈作为北京大学化学系的毕业生，在“文革”岁月就这样发挥他的“一技之长”。
　　两个小孩日长夜大，衣服常常很快就小了，去买吧钱不够，不买吧，那会苦了孩子。于是，烈就动脑筋自己做。当时，家里没有缝纫机，怎么做呢？烈发现徐家汇华山路上有一家出租缝纫机的店。于是他就去买了许多衣服的纸样（当时有卖各种衣服纸样的小店），把布买来自己动手照纸样裁剪，然后骑着自行车去徐家汇这家出租缝纫机的店里缝好。这样孩子们就有新衣服穿了。因为当时布料便宜，自己做的衣服要比买的便宜得多。
　　从做小孩衣服开始，慢慢地他就开始做我的衣服，也去买了衣服的纸样给我做。做得最好的是我的一条黑色的“的确凉”（涤纶）百褶裙，我穿起来，老师们都以为是店里买的呢。后来他又给我做棉衣，也做得很不错。有一次他见我冬天没有棉大衣，很冷，可那时流行的脱卸式卡其棉大衣很贵，他就想自己做。他去买纸样，可是脱卸式卡其棉大衣的纸样买不到，他就只好买了最大的女外套纸样。照这纸样裁剪，铺上棉花，加上里子，结果滑雪衫是做好了，样子也不错，只是小了点，因为毕竟是按外套纸样裁剪的。那年冬天很冷，我就穿上了，虽说显小，但穿在身上比买来的还暖和，毕竟倾注着丈夫对我的爱。
　　会做衣服了，就开始学做鞋子。我们到店里买来鞋面和鞋底，我负责把鞋面缝好，烈则负责把鞋面、鞋底衲在一起，效果很不错。有一段时间，不管大人小孩，我们几乎都穿自己做的这种鞋子。
　　那年月烈不能写书了，他是个十分勤快的人，所以不管做衣服或做鞋子，做糕饼给孩子们吃，他都很乐意做。烈很疼我和孩子，他自己很省，家里有什么好吃的，他总是让我和孩子们先吃。
　　烈的工作能力很强，虽然他并非电影学院科班出身，却很快在厂里成为“强导”——强有力的导演。“文革”后期，毛泽东主席病重，上海奉中央之命，成立“内片组”，拍摄娱乐性影片，专供毛泽东主席病中观看。这个摄制组五十多人，烈被任命为导演。他常常在摄影棚里通宵工作，每天厂里给通宵熬夜的工作人员都发一份点心。那点心是上海名店——淮海路上哈尔滨食品店生产的，这在当年来说是十分高档的。平时我们从不问津。每当这些点心发下后，烈宁愿自己通宵工作挨饿也舍不得吃，带回家给我和孩子吃，这种爱怎不令人感动！
　　那时我们家境虽然困难，可家里总是充满笑声，充满欢乐，过得挺温馨的。同事们都说在那困苦的年月，我们的家是个充满爱的家。这爱，使我们战胜了困难。
　　在“沉思斋”中沉思
　　我的住房条件，不断得到改善。
　　前已提及，我隔壁一家是华侨教师。后来，他们全家去了美国，房子一直空关。1988年7月13日，妻的学校把这套房子增配给我们，当时要我们交了一万元作为增配的费用。这样，我们家的建筑面积就增加到近九十平方米。一上三楼，右侧的两套房子都是我们家的。
　　于是，我不再在“阳台书斋”写作。我有了一间十五平方米的正儿八经的书房。那时，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森要写几个字送我，问我写什么好，我请他为我的新书房写了“沉思斋”三个大字。从此，我的书斋算是有了斋名。
　　书房取名“沉思斋”，取义于“历史在这里沉思”。我这些年来目光注视着历史，常常陷入久久的沉思。我的一部部新著，是我沉思的结晶。韩愈云：“行成于思。”学问产生于多思之中。
　　从此，作为专业作家，我有了安静的写作之处。妻为“沉思斋”题诗一首：叶氏人家书满屋，千本万本任你读。朝朝夕夕书为伴，增智益脑好处多。由于方毅副总理的批示，我在1980年调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担任常委。当时，组织上要培养我“当官”。我却对此并无兴趣，只是希望能够把有限的生命用于创作。我的岳父曾说：“官场一时红，文章千古在。”我以为此言有理。
　　1987年，上海作家协会招聘第一批专业作家，共八人，我名列其中。从此，我成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直至2000年在这个岗位上退休—虽说对于作家来说，无所谓“退休”，我至今仍在一直写作，与担任专业作家时并无差别。唯一的不同，只是年终不必写本年度的创作小结。
　　在2000年，我曾经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概括为三次“转轨”，三次危机。
　　我的三次“转轨”，都是成功的：第一次“转轨”是从化学专业到电影导演，这是两个风马牛不相干的专业，转轨不能不说是极大的跨越。
　　然而，转轨之后，在电影创作方面，1980年我获得了电影最高奖——“百花奖”。这表明我的第一次转轨是成功的。
　　第二次“转轨”是从电影导演到科幻小说作家，同样是两种行当，跨度也很大。
　　转轨之后，我被人称为中国科幻小说“四大天王”之一，担任世界科幻小说协会的理事（该协会只有七名理事，我是唯一的中国理事）。我的科幻小说《小灵通漫游未来》获得第三届全国少年文艺创作一等奖，《腐蚀》差一点获得1981年度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而《巴金的梦》则被收入1988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选》。这表明我的第二次转轨也是成功的。
　　第三次“转轨”是从科幻小说创作转到当代重大政治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一个“天马行空”，一个“脚踏实地”，同样是极大的反差。
　　转轨之后，我成为中国纪实文学创作的主将之一。我的纪实文学不仅在国内广有影响，而且在海外颇受新闻媒介关注。1989年我被聘为美国传记研究所顾问。1999年被香港授予“金龙奖最佳传记文学奖”。2005年我被评为中国首届十大优秀传记文学作家之一。这表明我的第三次转轨同样是成功的。
　　我三度从一个专业“跳”到另一个毫不相干的专业，而且都获得了成功，表明了我的创造力和适应力都是不错的。
　　然而，三次转轨，我的终极目标始终没有改变——献身文学。
　　我也经历了危机，那是在1983年寒冬，那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清到了我的头上，成为重点批判对象。我的作品接二连三遭到“批判”，特别是1983年11月3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发表《思想上的黑影》，猛烈抨击我的长篇小说《黑影》，编者按称“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作品，是另一部《苦恋》。尽管《黑影》当时改编成电影的计划受挫，但是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三度再版，被称为“精品”。
　　我曾为我的书房“沉思斋”写照——
　　我“进驻”这间屋子时，全部“装修”工作只花了个把小时——往地上铺了绿色的化纤地毯，如此而已。没有糊墙纸，因为四壁摆满“顶天立地”的书架（从地上直至天花板），书成了“墙纸”！即便如此，我的书还是堆不下，不得不把一大批不常用的书放在另一个房间里。
　　我的书房是一座“书城”。我在书房里读书、著书，与朋友们切磋读书心得、著书经验。书橱里，存放着我的大批著作手稿、专访记录本以及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
　　小小书斋，一片繁忙。桌上的三“U”管台灯从清早亮到夜深，差不多三个来月就得换上新灯管。圆珠笔芯成了我的“收藏品”，起码有上百支了，我用的是“丰华”牌粗芯，每支可写六七万字。我想，灯管厂或圆珠笔芯厂要征求用户意见的话，我该算一个。
　　作家“钟在寺内，名声在外”。外人看来，在许多报刊上常见到我的作品，够“风光”的了。其实，“坐家”生活是非常寂寞的。书斋如“单身牢房”。终日枯坐，笔耕不辍，只有耐得寂寞的人才能长年累月地过这种青灯黄卷生涯。
　　我的长篇，通常是三十至四十万字，有的五十万字、七十万字。一旦开了头，如同背上沉重的十字架，必须一口气扛到底，才能撂下。这是一种连续性很强的脑力劳动，无法半途到什么地方转悠一下，透口气。
　　刚刚甩完长篇，正想歇口气，可是在写长篇期间欠下一大堆报刊“文债”，得一一“偿还”。还未“还清”，新的长篇又要开始了。
　　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一年到头，我没有星期日，也没有假日，连春节也往往在写作中度过。我原本喜欢交际，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如今我几乎辞去一切社会职务，以彻底排除种种对于写作的“干扰”。
　　每天除了一大堆信件之外，电话成了我与外界之间的“通道”。国内长途如“家常便饭”，港台长途以及国际长途也频频打来。有时，台湾朋友打来长途，一打便是半个小时以至一个小时。
　　我的作品，是建立在大量的采访的基础之上的。一部长篇，采访几十人、上百人是常事。外出采访，成了我的“休息”之机。我与电子为友。每日清晨六时半，床头的钟控收音机便自动打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我一边听新闻，一边起床，“电子”为我的一天揭开了序幕。
　　吃过早饭，开始伏案写作。放在书桌上的一只电子表，每隔一个小时，发出清脆的“嘟”的一声，让笔耕中的我意识到时光已经有多少凝固在方格纸上。
　　当电子门铃奏出迎宾曲，我放下手中的笔去开门。客人的来访，给我带来了友谊，也带来了种种新的信息。
　　中午，困倦的我，那被笔搅得一片混浊的脑子，巴不得有片刻的安憩，以求沉淀一下。不过，我只是打一个盹儿而已。下午一时整，电子表便会发出三十声“嘟”。尽管那声音如同金铃子的鸣声般轻微，我却如同听见上班的汽笛声，从躺椅上一跃而起，又伏案劳形了。
　　晚上，从六时半至七时半，我总消磨在电视机前。先是看上海台新闻，再看中央电视台新闻。七时半之后我便与这位“有声有色”的“电子”朋友“拜拜”。其实，我从小便是“影迷”、“戏迷”，可是如今繁重的写作任务使我无法成为“电视迷”。一位友人曾问我看过上海电视节的几部电视片，我只得摊摊双手摇摇头——一部也未曾看过！
　　倒是我的那位“坐”在书桌方架上的“电子”朋友——立体声收录机，常有机会跟我“聊聊”。我不时把采访录音磁带放进去，细细凝听。劳累时，我则把电钮拨到收音机开关上。立时，从两只喇叭中泻出悦耳的立体声音乐，使我为之一爽。中外名曲，使我沉醉于行云流水般的琴声和亲切甜美的歌声之中。一曲听毕，关上，屋里一片沉寂，我又埋头于方格纸上的“世界”，沙沙握管。
　　夜深，当我看到钟控收音机上那亮闪闪的红色数字“23”出现，哦，它催我该入梦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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