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5
关河五十州民国军事史新精彩评说!
蒋介石巩固其在国民党内地位的生死一战,
民国大规模军阀混战的真相解密。
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
种种机谋权变、纵横捭阖,各种势力不断分化组合,中国近现代史从这里转了一个弯。
中原大战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大、耗时最长的一次军阀混战。它也是在北伐后新军阀间问鼎中原的逐鹿之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走向。在这段堪称民国版的春秋演义中,各色人物、各路豪强纷纷登台亮相,国民党军政界数得上号的大佬名宿都赤膊上阵。种种机谋权变、纵横捭阖,各种势力分化组合令人目不暇接。借此战役蒋介石虽取得了名义上的对全中国的支配权,但中国的整体国防力量遭受了严重削弱,国民党内部派别纷争依然剧烈,这使中国在日后面临日本侵略时,不得不吞下由此酿成的苦果。
本书作者在掌握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以耳目一新的表现手法和叙述方式重现了这段光怪陆离的历史。其中,对各种机谋运用的解读入木三分,对时局的分析见解独到。同时把各色人物性格表现刻画得淋漓尽致,比如阎锡山的精于算计,新桂系的志大才疏,冯玉祥的外宽内忌,张学良的作壁上观。尤其是对蒋介石何以能在一开始并不占优,甚至是四面楚歌的情况下最终胜出,其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策略的运用,识人用人的独到之处等方面都给予了颇为精彩的评说。
关河五十州,原名赵劲,畅销军事纪实文学作家,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颇深,代表作有《战神粟裕》《彭大将军》《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一寸河山一寸血》《战争从未如此热血》等,在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拥有粉丝无数。
蒋介石那时候也是有苦说不出。作为北伐军总司令,他必须经常让自己的嫡系部队承担最艰难的作战任务,否则就难以调动桂军、湘军、粤军等其它非嫡系部队。在武昌久攻不下时,他甚至对刘峙等亲信部属说出了“虽至全军覆没,积尸累邱,亦非所恤”一类的狠话。这样做的结果,并没有能够让蒋介石获得非嫡系部队及其派系的应有尊重,反而在作战不利时,还得蒙受各方指摘。
老冯一直有一套独特的行事方式和标准,可谓是“老要颠狂少要稳”的典型。早在徐州蒋冯初次会晤时,他站在铁皮车门口招手的那个镜头,已经让人瞠目结舌。接着到济案党家庄会商时,老冯又有惊人之举:原来一群人席地而坐,但他突然从草地上爬起来,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就径直走到马路边,帮一个过路的车夫推车上坡!
白崇禧在北方同样狼狈不堪,这位以花样多、点子多著称的小诸葛,其弱点正在一个“小”字上面。他的精明能干往往都只限于一定范围,做事也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舍不得放弃武汉,结果武汉的军队被丢了个一干二净;舍不得放弃平津,又导致在势单力孤,久居客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住自己的部队。
中原大战的潘多拉魔盒一打开,不仅冯、阎红了眼,蒋介石也几近失态。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并且不时挥舞着拳头,一副声色俱厉的表情。与会者从他的训话中不时能听到“杀、杀、杀”的字眼,那情形,就好像老蒋自己也正持矛持戟,在战场上冲杀一样。
自接受杨永泰“削藩策”后,蒋介石遇到的各种各样挑战可以说从来就没断过, 但哪一次挑战也没中原大战来得这么剧烈和严峻,其心情之紧张与惶恐可以想见。
西北军的厉害之处,恰恰就体现在这些装束寒酸可怜的士兵身上。冯玉祥以善于练兵著称,对士兵的训练极其严格,而且特别注重夜战、劈刺、摸爬等方面的特战训练。在西北军里,大刀被置于与步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位置,几乎人手一把,因此他们的劈刺术其实就是指刀术。西北军士兵没有不会耍大刀的, 夜战近战时多用大刀进行格斗。
张学良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吗?也许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会得出这一印象,可是阎锡山说:你们错了! 东北军中元老派曾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张学良在父亲猝然去世的情况下,能够诛杀杨宇霆等人,成为东北军新的军事领袖,仅凭这一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就判定张学良“断非花花公子,他是能够打军事算盘的”。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第一章 关键时刻
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
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嗦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万全之策
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一方面,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度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占稳脚跟,并进而问鼎中原。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
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越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
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
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但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对此却有不同解读。他认为是中共设计了“宁案”,目的在于吸引列强打击蒋介石——如果蒋介石对列强进行妥协和道歉,便可借机整肃国民党右派,如果蒋介石不妥协,则会形成列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兵戎相见的局面,从而借列强之手消灭蒋介石。
币原的第二个假设很快成为现实,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
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茫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
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他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预谋已久的行动。四月十一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五月三十一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六月十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
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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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四大军阀的斗争,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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