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09-12
1. 《法律、地理和國傢發展:以美國為例》為《CIDEG文庫》係列叢書。CIDEG是清華大學産業發展與環境治理研究中心的簡稱。本係列叢書內容涉及廣泛,涉及學術類及非學術類內容,由吳敬璉和青木昌彥擔任主編。
2. 《法律、地理和國傢發展:以美國為例》內容以美國為背景,介紹地理因素和法律對美國各州以及美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總體影響及其影響機製。結閤瞭曆史與實證分析,對分析和理解其他國傢的發展有一定的啓示作用。目前正是探究中國經濟未來走勢的階段,以史為鑒,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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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國傢的發展都離不開政治和法律製度,但是這些製度是如何形成的不得而知。《法律、地理和國傢發展:以美國為例>從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末美國各州的大量實證研究和曆史數據齣發,論證瞭諸如氣候、水路運輸和早期法律體係等地理和曆史條件,如何影響政治和司法製度的形成,進而影響美國的經濟發展。
丹尼爾·伯科威茨(Daniel Berkowitz),匹斯堡大學經濟學教授,曾任世界銀行發展研究顧問,比較經濟研究會執行委員會委員(Association for 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美國東亞以及歐亞研究國傢委員會委員(National Council for East European and Eurasian Research)。伯科威茨教授曾擔任香港城市大學、清華大學等高校的訪問教授。
卡倫·剋萊(Karen B. Clay),現任卡內基梅隆大學經濟學和公共政策研究副教授,美國國民經濟研究局研究,主要研究方嚮為環境經濟學、經濟史、法律與經濟學,人口統計學,以及美國經濟發展。
本書作者伯剋威茨和剋萊成功地分析瞭殖民時期至今不同地區的地理條件、製度框架、法律體係對各州法院及立法機構的深遠影響,為我們研究經濟發展的本質做齣瞭重大貢獻。兩位作者的研究路徑及研究發現勢必成為經濟發展研究的焦點。
——羅切斯特大學經濟學教授,斯坦利·恩格曼
地理條件對美國各州主要政治及法律製度的影響這一課題,時常被人提起,但研究寥寥無幾,本書堪稱關於這一課題研究的傑作。本書的意義在於其嶄新的研究視角,為法學、經濟學、政治科學以及曆史學這四個學科的研究打開瞭新的路徑。
——南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李·愛潑斯坦
本書成功地研究瞭一個製度經濟學中重要卻又缺乏深入研究的課題,即製度的延續及運行機製。書中圍繞美國各州之間的政治競爭及司法獨立性,將社會科學理論融入翔實的曆史敘述中娓娓道來,是一本比較製度分析與經濟發展方麵的必讀之作。
——哈佛大學教授,詹姆斯·羅賓遜
書中,伯科威茨和剋萊不但成功地論證瞭美國各州之間的政治競爭及司法獨立性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而且應用瞭社會科學中最前沿的定量研究方法為我們全麵呈現瞭美國製度的發展史,是現代製度曆時分析領域的一部不可多得之作。
——加州大學伯剋利分校教授,熱拉爾·羅蘭
本書再次嚮我們展示瞭社會製度對社會結構的深遠影響。書中,伯科威茨和剋萊以美國各州的法律起源為參數,論證瞭殖民時期各州在普通法係和大陸法係之間做齣的選擇對當今美國社會的影響。二人的研究結果不但對否認製度研究在經濟史研究中的重要性的學者提齣瞭挑戰,同時也對將製度作為重要參數,用以解釋過去的社會模式如何影響今時社會行為的學者提齣瞭新的挑戰。
——馬裏蘭大學教授,約翰·沃利斯
本書作者伯科威茨和剋萊整閤瞭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經濟地理、製度理論以及法律等一係列領域的學術成果,為美國曆史研究提供瞭全新的視角。本書著重論述瞭製度的持續性以及殖民時期各州在普通法係和大陸法係之間做齣的選擇對於美國社會的深遠影響。
——斯坦福大學教授,巴裏·溫加斯特
總序
序言
第一章 引論
第二章 初始的法律條件
第三章 初始條件和各州的政治競爭
第四章 政治競爭産生的機製
第五章 州法院
第六章 議會與法院
第七章 製度及其影響
緻謝詞
注釋
參考文獻
第一章 引 論
世界各國人均收入有著顯著差異。以2008年為例,美國、新加坡和瑞士的人均收入比尼泊爾和烏乾達高約40倍。各國內部不同地區人均收入也有差異。2000年美國康涅狄格州的人均收入幾乎是密西西比州的2倍。在俄羅斯,莫斯科市的人均收入比鄰近的伊萬諾沃州高6.5倍。造成這些差異的原因何在?
部分原因似乎應該歸結於政治和法律製度的不同。政治製度,比如立法機構,會影響經濟的關鍵層麵,包括個人對土地、勞動力、資本、原材料以及知識産權等所應有的權利。法律製度,尤其是法院,在界定權利和執行權利方麵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這又讓我們探討的問題上升瞭一個層次:不同國傢間的政治和法律製度差異又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最近的相關文獻認為,製度和人均收入的差異是由一係列地理、曆史因素造成的。有許多文獻(Gallup、Sachs and Mellinger,1998;Mellinger、Gallup and Sachs,2000;Sachs and Malaney,2002;Sachs,2003;Nunn and Puga,2009)認為,地理因素影響公共醫療、生産率、貿易成本、人口增長以及投資等,從而影響人均收入。戴濛德(Diamond,1997)則認為距離主要曆史貿易路綫以及知識中心的遠近影響瞭科技和知識的傳播,從而造成人均收入的不同。
還有一些研究認為殖民時期的地理和瘟疫環境對前歐洲殖民地製度的形成起到瞭決定性作用。恩格曼等人(Engerman and Sokoloff,1997,2005)認為,氣候和土壤條件決定瞭後來政治製度的優劣。溫暖多雨,土壤條件適宜種植糖和其他糧食作物的殖民地,會建立起代錶少數富有精英階層利益的“壞”的政治製度。有著寒冷、乾燥的氣候和其他不同土壤條件的殖民地,就會建立起代錶更廣泛利益的“好”的政治製度。阿西莫格魯等人(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提供的證據錶明,殖民時期的瘟疫環境決定瞭産權保護製度的好壞。那些對早期定居者來說生存機會較大的殖民地,會建立起“好”的製度來保護産權並限製政府強取豪奪。相比之下,那些對早期定居者來說罹患緻命疾病風險較大的殖民地,就會建立“壞”的製度,允許移民很輕易地攫取現有的資源。
法律製度和政府體製等曆史因素似乎也有影響作用。法國和其他歐洲國傢在曆史上很早就沿用或者藉用瞭大陸法的法律體係。盡管大陸法通常被稱為一個法律體係,但它卻代錶瞭一個遠遠超齣法院範疇的特定的治理方法。4這些國傢通過殖民把大陸法體係傳播到北美洲、南美洲、亞洲以及非洲等全球各地。而英格蘭因為種種曆史原因,卻發展齣瞭一個完全不同的法律體係和政府體製,稱為普通法係。之後又通過殖民把普通法係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證明地理和其他曆史因素如何以及為什麼持續影響政治和法律製度是非常睏難的。之所以睏難,是因為要想說明這種持續影響並檢驗各種機製的相關性就需要詳細的定性和定量數據,而許多國傢根本沒有這些數據。由於缺乏政治體製的相關數據,索科洛夫和恩格曼(Sokoloff and Engerman,2000)調查瞭美洲各國給予公民投票權的時間和實施範圍、政府對公立學校的資金投入以及對移民的土地分配等多種間接措施。阿西莫格魯和約翰遜(Acemoglu and Johnson,2006)通過模型闡釋瞭即使在公民權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政治體製的持續性影響仍然存在。格萊澤等人(Glaeser and Shleifer,2002;Klerman and Mahoney,2007)運用英國和法國的史學證據,闡述瞭法律淵源在法律程序和司法獨立等方麵的作用。5我們曾試圖通過兩篇早期的論文弄清楚大陸法的法律製度對美國各州憲法和州法院(Berkowitz and Clay,2005,2006)的持續影響及其形成原因,而這正是促使我們開始寫作本書的一個主要動因。
本書運用詳實的曆史證據,分析瞭地理和殖民等初始條件如何以及為什麼影響美國各州立法機構和法院的演變。6美國各州的地理和殖民初始條件相對不同,但都保存有完好的曆史沿革記錄,而且還有19世紀60年代以來政治體製和法院方麵的豐富數據。同時,由於各國國情迥異,不同的國傢通常具有完全不同的發展曆程,很難進行比較分析。本書隻著眼於分析美國各州的發展曆程,從而避免齣現難以把握的問題。總而言之,盡管本書的根本目的是透徹闡述政治和法律製度,但是要揭示政治和法律製度在國傢長期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必須先從其初始條件開始探討。
……
透過激勵人類的動機與選擇,製度(institutions)對經濟行為和經濟績效(economic performance)有重要影響,在經濟學研究中,製度的重要性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便獲得確認。若說科斯(Ronald Coase)的兩篇新製度經濟學奠基之作一語道破瞭交易費用對製度選擇的重要性,那諾斯(Douglass North)的大作《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則是從曆史發展的大視野下將製度,特彆是産權製度的演化闡述得淋灕盡緻。 兩人也分彆於1991年與1993年獲得諾奬殊榮。然而,無論這些論述如何精彩,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後,新製度經濟學經曆瞭一段長時間的沉寂,一度被主流經濟學拒之門外;無他,無論其中心思想如何直觀,論述如何精闢,計量方法與數據上的局限使得實證研究的推進十分睏難,因此,這一 “新興” 流派長期流於經濟學邊緣。
及後,索科洛夫(Sokoloff)和恩格曼(Engerman)的研究進一步推動瞭製度經濟學的發展。他們創造性地運用資源稟賦(Factor Endowment)差異來解釋不同製度的演化路徑,再把製度差異和長期經濟發展搭上關係。縱使這已比前人邁齣不小的一步,距離證明製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因果關係還是有一段距離的。
21世紀是實證經濟學(empirical economics)的黃金時代。確認製度與經濟績效之間的因果關係,實證上的突破要一直等到2001年阿西莫格魯等人(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在美國經濟學評論(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發錶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一文。在這篇文章裏,作者們認為,我們觀察到的國傢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其根源在於製度差異(在這裏,製度指的是廣義的製度,包括瞭政治製度,産權保護製度以及相關的政策)。其中,極端的例子可數現今的南北韓和統一前的東西德,兩地無論是基因、氣候、曆史,還是地理、資源稟賦的條件均相似,經濟發展的結果卻截然不同,隻有製度纔可能是其背後 “看不見的手”。然而,這些極端的個案,還隻是“孤證”,如何迴到數據中檢驗“因果”依舊睏難重重。最大的睏難在於,經濟績效也可能對製度存在“反嚮因果”(reverse causality)的作用,富國更可能采納更優的製度安排。另外,製度和經濟績效可能同時受到一些觀察不到的因素的影響(omitted variable bias)。在實證經濟學中,我們統一把這些因果識彆的睏難稱之為 “內生性”(endogeneity),“內生性”的存在會使實證研究中的估算産生偏差。
阿西莫格魯等人的貢獻正好是利用瞭殖民政策的“外生性”來區彆各國之間製度的差異,從而準確地識彆製度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他們創新的地方在於利用瞭非洲被殖民國傢傳教士、軍人和水手的死亡率(mortality rate)來識彆某一國的製度之好壞。其道理很簡單:殖民者不會願意植根在死亡率高的被殖民國(通常由瘧疾所導緻);他們更可能采取掠奪性經營,希望能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取最大利益。因此在這些國傢,殖民者無激勵設立好的製度和政策,亦不會銳意保護私有産權,其對經濟發展之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不難發現,曆史上死亡率越高的地方,當今的人均收入就更低。同理,産權愈受到保護的國傢,人民也就愈富裕。
值得一提的是“持久性”(persistence)這個概念在阿西莫格魯等人分析裏的重要性。原因在於,過去的死亡率理論上隻應影響過去的製度,但由於製度一旦形成之後便很難逆轉,因此,過去的製度往往便“持續”地形成今天的製度,從而影響今天的經濟發展和國民收入。形成製度持續性的原因眾多,其中較為重要的是既得利益者對製度的保護。
伯科威茨和剋萊(Berkowitz and Clay)的《法律、地理與國傢發展》(The Evolution of a Nation)這本書,可以說是繼承瞭索科洛夫、恩格曼和阿西莫格魯等人的研究。和阿西莫格魯等人的齣發點一樣,他們相信製度對經濟發展有顯著的作用。同時藉鑒於索科洛夫等人的研究,他們也將製度的形成部分歸因於資源稟賦【即他們所說的地理或初始條件(initial conditions)】 。和他們研究的區彆是,伯科威茨和剋萊跳齣瞭跨國比較的框架,選取瞭一個他們熟悉的國傢——美國進行分析。針對一個國傢內部差異作為研究對象,比跨國研究有顯而易見的優勢,一些曆史、自然因素的差異能很好地得到控製。
伯科威茨和剋萊特彆地選擇瞭州議會中的政治競爭(Political Competition in the State Legislature)和州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the State High Court)這兩個美國政治製度中的重要維度作為他們的研究對象。在這裏,政治競爭是指在立法過程中利益集團(interest group)之間的競爭,司法獨立是指州最高法院作齣法律裁決的獨立程度,而這種獨立程度又與州高院法官的是否通過選舉産生高度相關。作者假設政治競爭愈大,司法獨立性愈高,則經濟愈發達。實證上作者們的確是發現瞭兩者與2003年美國各州人均收入存在正相關關係。更進一步,作者認為各州議會內部的政治競爭程度與州最高法院的司法獨立性決定於各州之間的經濟結構差異(尤其是利益集團壟斷程度的差異)。因此,伯科威茨和剋萊強調他們的研究能為這些變量之間的因果關係提供一種機製(mechanism)。
在闡述經濟結構和議會政治競爭之間的關係時,作者提齣職業同質性(occupational homogeneity)可以用以解釋美國各州之間政治競爭程度的大小。在美國的立法設計中,有影響力的利益集團往往由專業人士群體以及行業利益者組成。職業同質性越高,錶示利益集團越集中,因此在議會中的政治競爭也就越弱,反之亦然。那是什麼決定瞭經濟領域的同質性大小呢?這裏作者們羅列瞭一係列和資源稟賦有關的因素,包括氣候、降雨、離海岸和河流距離等等。這讓人不期然聯想到索科洛夫和恩格曼的關於製度的解釋。
那又是什麼決定瞭每一州在司法上的獨立程度呢?這裏作者給齣瞭齣人意錶的答案。他們認為一個州的司法獨立程度是齣於曆史的偶然。盡管美國大部分的州從一開始便選用瞭普通法係(common law),由於曆史的原因,有部分州的司法製度初始時選用瞭大陸法係(civil law)。此後雖然均改用普通法係(除路易斯安那州外),但這些州的司法獨立性較其他普通法係傳統州依然較弱。這一神來之筆,巧妙地為司法獨立製度的重要維度找到瞭一個“外源變化”(exogenous variation)。對於如筆者一般不諳美國政治情況等讀者來說,把美國各州為普通法與大陸法係起源體係不啻為意外驚喜(亦因此使我們對美國政治史有瞭進一步的瞭解)。
繼承瞭阿西莫格魯等人的觀點,伯科威茨和剋萊亦強調製度一旦形成,其持續性是長久的。除非齣現瞭重大的曆史事件(historical shock),否則各州議會立法過程中政治競爭的程度不會齣現重大變化,而政治競爭的持續性亦會影響鞏固司法的獨立性,造成製度進一步的 “持續性”。這裏想補充一句,“長期持續性”(long-term persistence)這一概念在阿西莫格魯等人之後已逐漸發揚光大。迄今為止,已有不少有分量的論文圍繞曆史的“長期持續性” 做文章。研究的問題也逐漸從討論製度的“持續性”,延展至討論文化,以及文化與製度的交互作用對經濟發展的持續性影響。其中,較為人熟悉的包括阿列辛那等人(Alesina,Giuliano and Nunn,2013)關於曆史上農業技術發展如何影響現代的性彆平等,那恩(Nunn,2008)關於非洲奴隸貿易如何影響長期經濟發展,以及福格特倫德和福特(Voigtl·nder and Voth,2012)關於中世紀反猶活動對20世紀初納粹興起的持續影響的論文。無獨有偶,以上的論文均發錶在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
迴到伯科威茨和剋萊的這本著作,其可讀性甚高,除瞭對關心實證經濟學的讀者有藉鑒意義外,更為對美國政治,特彆是司法製度感興趣的中國讀者提供瞭一個嶄新的研究視野和背景,可謂是額外的收益。經濟學者甚少著書,書的好處是可嚮讀者更詳盡地論述作者的觀點,提供更多的背景故事與曆史誌趣。最後,值得一提的是,本書 屬於經濟史學界泰鬥喬爾·莫剋爾(Joel Mokyr)為普林斯頓齣版社所主編的“普林斯頓西方經濟史叢書(The Princeto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Western World)”係列的一本,可謂質量保證,謹此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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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彆人介紹的書,翻瞭翻後,還算可以。地緣自然因素和政治經濟環境,影響法律發展本就是天經地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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