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4
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都展齣瞭些什麼稀罕物?
瑪麗·居裏的好奇心是如何被激發齣來的?
倫琴的神秘發現預示瞭什麼?
為什麼說盧瑟福的人生始於新西蘭的土豆農場?
為什麼說愛因斯坦激進的時空相對性和馬赫的認識論印象派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親緣關係?
愛迪生的首次電椅實驗為何不算成功?
為什麼英國人廣泛相信“白人的承擔”及英國人的曆史使命之說?
那個年代,同性戀是令人談之色變的話題?
謀殺13人的驚悚事件成瞭德國及其他國傢的頭條新聞,為何罪犯瓦格納卻沒有被判死刑?
1914年的薩拉熱窩事件為何被稱為是“最卑鄙的謀殺”?
20世紀早期的歐洲:一個漂浮不定的世界,一個期待新事物卻又恪守傳統的矛盾交織時代。當時的主要議題是:恐怖主義、全球化、移民、消費主義以及道德價值的坍塌和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
20世紀不是誕生於索姆河的戰壕或者帕斯尚爾戰役——而是誕生於一戰之前那令人眩暈的十四年。在這短短的時間裏,齣現瞭最終與舊世界秩序有著悲劇性矛盾的新秩序。也是在這十幾年裏,全世界都感受到瞭工業革命帶給政治和個人的影響:人們逃離鄉村及傳統身份的改變,使城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科學創造瞭新可能性的同時,又帶來瞭背離傳統的夢靨;教育轉變瞭韆百萬人的觀念;批量生産的物品改變瞭人們的日常生活需求;産業勞工要求分享政治權力;女性試圖改變社會地位及兩性關係的結構,進而爭得話語權……
從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體現的對新世紀的巨大希望,到1914年哈布斯堡大公在薩拉熱窩被謀殺,菲利普·布羅姆逐年記錄瞭這個非凡的時代。在這幅災難前夕華麗而動蕩的圖景中,在這個新世紀的舞颱上,首相與農民、無政府主義者與女演員、科學傢與精神病患者交相齣現,生動地呈現瞭20世紀初期的奇觀、恐懼和憂慮。
菲利普·布羅姆,齣生於漢堡,在維也納和牛津接受史學訓練。他是記者、廣播員,經常為歐洲和美國的報刊雜誌寫文章。著有《擁有與持有:收藏傢與收藏的溫馨曆史》和《百科全書:理性在荒誕年代的勝利》。
序言
一 1900年: 電機和處女
二 1901年: 更換衛兵
三 1902年: 俄狄浦斯王
四 1903年: 奇異的冷光
五 1904年: 皇帝陛下和莫雷爾先生
六 1905年: 衝天怒氣
七 1906年: 無畏艦與焦慮
八 1907年: 夢想與願景
九 1908年: 女士們的石頭
十 1909年: 快速機器崇拜
十一 1910年: 人性變瞭
十二 1911年: 人民的宮殿
十三 1912年: 生育問題
十四 1913年: 瓦格納之罪
十五 1914年: 最卑鄙的謀殺
確定性的瓦解
科學對於局外人是個好地方。非同尋常的製高點有時候讓人能見其他人之所不見。瑪麗·居裏從她的祖國波蘭一路奮鬥到法國科學研究的中心。另一位科學天纔的人生始於新西蘭的土豆農場。他是一個早慧的男孩兒和有天賦的研究者,他在基督城市上學,申請瞭劍橋大學的奬學金。傳說申請成功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他在地裏收莊稼。他直起背,說:“這是我挖的最後一顆土豆。”
厄恩斯特·盧瑟福(1871—1937年)為瞭瞭解物質的本質、原子的結構而研究放射現象。在同丹麥科學傢尼爾·斯玻爾(1885—1962年)一起做的試驗中,盧瑟福觀察到超薄的金箔受到輻射時,大部分阿爾法射綫(放射性物質釋放的三種輻射之一)會穿透金箔,而少部分阿爾法粒子則彈離箔的錶麵。盧瑟福認為隻有一種可能的解釋,也就是說,原子並不是過去以為的那樣。在此之前,原子,按他自己的想象,類似葡萄乾布丁:紮實、均勻,裏麵散布著一些類似於六便士和葡萄乾的電子。然而,這樣的電子不會允許相對較弱的阿爾法射綫穿透。隻有在原子是由基本上為空的空間構成,更像太陽係而不是葡萄乾布丁,其整個被壓縮成一個太陽似的核心,這個核心比圍繞它的軌道轉動並決定原子的量的電子小幾韆倍,這種情況纔可能發生。事實上,物質既不紮實,也不是靜止的,而是—至少部分是,能量的一種狀態,持續處於運動中。實際上,世界上就沒有什麼東西是靜止不動的—在原子的水平上,一切都是速度和能量,無數顆星座鏇轉並飛過空無一物的空間,互相轟擊和乾擾,擁有無限的能量和電荷。
物質和能量之間的關係,或者二者的聚閤,也是另一位科學的局外人工作之餘考慮的主題,這位局外人就是伯爾尼國際知識産權瑞士辦公室的“三等專傢”、26歲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1879—1955年)。他從理論傢角度構想的世界觀強化瞭倫琴、盧瑟福和居裏夫婦等人的發現。然而,他的懷疑不僅僅關涉物質構成這樣的小事情,而是時間和空間的本質。愛因斯坦之後,世界再也不是原來的樣子。
由於理論的進步與儀器的改善,遙遠星球和電磁場的觀察將當時的物理觀念推嚮極緻,並暴露齣與當時世界科學模式的差距。有一個問題特彆睏擾科學傢:為解釋光和電波經過空間的運動,科學長期假定瞭一個介質,即天空的存在。正如聲音脈衝造成空氣振動,但並不能在真空(沒有氣體)中運動,能夠在真空中運行的光波和電必定也需要看不見的太空作為一個傳播媒介。
因此,找尋這種太空及其存在就成為物理學的一個主要挑戰。最著名的一個嘗試是邁剋爾遜—莫雷實驗。這兩位科學傢假設,如果地球沿著其軌道圍繞太陽鏇轉時經過宇宙太空,那麼,地球在其橢圓軌道(轉嚮兩極的時候更快,快接近它們時速度下降)上飛過太空時,從地球上看去,其飛過太空的不同速率應該導緻光速的不同,正如逆風行駛的自行車手感覺風速快過與風嚮一緻的自行車手感覺到的風速。正如兩位朝著風暴的不同方嚮行進的自行車手在一個酒館坐下來,通過加上或者減去他們兩人在騎車過程中測量到的風速,得到真正的風速,以此核對大風的速度,邁剋爾遜和莫雷認為利用測量到的光速的差異,就可以確定地球相對於太空的速度。
邁剋爾遜和莫雷的實驗基礎是經典物理學的一個基本原理,即所謂的伽利略不變性。在17世紀,意大利物理學傢伽利略假定物理法則對所有觀察者都一樣,獨立於它們在時間和空間中運行的影響。如果一個人從比薩斜塔上掉下去,並被站在地麵的第二個人看見,那麼,他們測量到的降落時間是一緻的(雖然降落者因為擔心彆的事情而沒法觀察),因為時間對他們而言是一個絕對的因素。
實驗采用最復雜的、專門為此目的製作的工具,但結果總是不滿意。獨立於地球在其軌道上的速度、獨立於一天或者一年當中的時間,測量到的光速總是相同。然而,如果光速獨立於自此觀察它的行星的速度,兩項因素中必有其一是真實的:要麼由於未知的原因,實驗本身有缺陷,要麼物理法則並非在牛頓和伽利略界定的所有情形下都起作用。科學傢們陷入瞭僵局:對運動物體在時間與空間中本質的描繪與觀察到的現象相衝突。關於光速及其經過時間的空間活動,物理學失去瞭做齣準確預測的能力,也就是對一個科學命題的解釋能力。
愛因斯坦的天纔之處在於,他從可觀察到的事實抽象齣空間與時間理論的智力勇氣,以及敢於思考不可思考的事物的勇氣。1899年,在其實驗證明無果而終後,阿爾伯特·邁剋爾遜宣稱:“物理科學的主要基本法則和事實都已經被發現瞭,並且現在已經牢固確立,所以,它們被新發現所取代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們的未來發現必須到小數點第六位以後去找。”—他的這番話準確地代錶瞭當時許多物理學傢的信念。在物理學迎來對世界的全新理解之前6年,它的一位主角認為事情已經結束瞭。
愛因斯坦從年輕的時候就是一個知識意義上的叛逆者,他纔不會被這種正統給嚇著呢。他認識到,如果說邁剋爾遜和莫雷沒有找到他們尋找的東西,那是因為他們思考的格局太小,沒有把自己的分析從人類的經驗領域解放齣來。想一想那個從比薩斜塔掉下來的倒黴的意大利人和他那在一旁觀看的朋友吧。他降落的時間對他和他的朋友可能看起來是一樣的,因為在宇宙背景下,到地麵的距離和降落的速度都非常微小,但是如果換到更大的範圍,就會齣現非常不同的情景。
我們來假設一下,如果掉落者從事故中幸存下來,然後運氣很差,又被裝進早期的宇宙飛船,以光速一半的速度飛嚮遙遠的星球,那麼,某種非常奇怪的現象會發生:宇航員基本注意不到時間流逝的差異,但是,飛船上的時鍾似乎會比地球上的觀察者的時鍾慢。想象一下空中有一個新的星座,它定期嚮宇宙發射一係列閃爍的鍾錶。宇航員自己的懷錶(這是一個奇跡,它從斜塔上掉下來的時候沒有摔壞!)仍然正常計時,觀察兩個等距的天文鍾的靜止的觀察者同時看它們穩定地滴滴答答,顯示同樣的時間,因為他的眼睛看到時鍾的光傳播耗費同樣的時間。然而,在宇宙飛船上,則完全是另一迴事:通過一個時鍾的時候,宇宙飛船會在半途遇到從第二個時鍾飛嚮它的光(其行進的速度是光的一半),因此會更早接收到它的信號,它在途中遇到的每個時鍾都是這種情況。對於飛船上的人來說,飛船外的時鍾走得更快,時間也流逝得更快,而在飛船裏麵,時間則是恒定的。
靜止的觀察者會有相反的觀感:飛船內的時間似乎擴大瞭,隨著宇宙飛船接近光速,這種效應會進一步增強。事實上,時間並非絕對價值,盡管時鍾以同樣的方式為我們所有人滴滴答答。依據每一個觀察者的活動,時間是相對的,即便這種效應隻有在非常高速的情況下纔有意義。從比薩塔掉落的人測量時間的方式和旁觀者一樣,但是,飛船裏麵的人卻並非如此。
這一優美的觀念使得愛因斯坦得以解釋為什麼邁剋爾遜和莫雷無法測量相對於地球速度的光速的變動。測量的時間相對於測量者,而事實上,光速則是恒定的,高速率狀態下時間擴大意味著,光速並不是相對於觀察者的速率,而總是測得相同的值:每秒299792458米。沒有任何不具備質量的物體真的能達到這一速度(這樣做要求無限的能量),但是,物體越接近這一速度,相對於較慢的或者靜止的觀察者,時間的流動就越慢,抵消瞭相對於光速的運動之間的差。地球在空間中的運動—時間比光慢得多—的時候,最小的時間膨脹也可以逆轉從地球上測量到的光速的任何可能變化。
這一後來被稱為狹義相對論的理論於1905年在《物理學年鑒》一經發錶,年輕的專利局職員立即成為科學界的明星。愛因斯坦將空間和時間從人類經驗中,從理解世界的舊方式中解放齣來。他遵從瞭邏輯一緻性,而不是感知。他認為,以前的理論無效,因為它們基於錯誤的時間和空間概念,這種概念的基礎是比光速低得多的小的速度帶寬。除開愛因斯坦的理論本身,更為重要的是這樣一個事實:潛在於他理論之下的大多數數學和物理學概念已經存在,但是他的同人誰都沒有足夠的知識勇氣往前邁齣決定性的一步,跨進未知。居裏夫婦、盧瑟福及德國的馬剋·斯普朗剋和丹麥人尼爾斯·玻爾等科學傢已經錶明,物質的本質並不是其錶麵看起來的那個樣子。這下,空間和時間本身也被改變瞭。
愛因斯坦激進的時空相對性和厄恩斯特·馬赫的認識論印象派(我們已經在上一章中談到瞭,認為世界甚至自我不過是個體感覺的聚閤,給人以牢固和固定的感覺,但事實上根本不是這麼迴事)之間存在著明顯的親緣關係。另一個類似的哲學,或者類似的先例—因為它是15年之前、於1889年發錶的—是法國人亨利·柏格森(1859—1941年)的偉大著作《對意識的即時測試數據》(英文書名是《時間與自由意誌》)。他認為時間成瞭空間的人質。就空間中的運動而言、在時鍾的錶麵測量時間,使得時間這種純粹存在、純粹品質的持續遭受量、計數和衡量的控製。柏格森寫道,被體驗到的純粹時長與空間、與錶盤上一分鍾的缺口和另一分鍾的缺口之間的距離沒有任何關係。然而,時長的經驗很不一樣:恒定的擴大和收縮,時而一閃而過,時而又奇慢:
如果我的眼睛跟隨錶盤、與擺的震蕩相對應的指針的運動,我並不像彆人以為的是在測量時間;我僅限於計數同時的時刻,而這是很不相同的。在我之外,在空間中,唯有時針和震蕩的單個位置,因為它們之前的位置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在我之內,我的意識中有一個事實的持續組織過程和事實相互滲透的過程,而這構成真正的時間。
通過使這種生活的時間經驗受製於空間的測量,西方文化有效地使生活經驗成為事實和數字、英尺和噸構成的硬邦邦的空間文化的奴隸。柏格森的言外之意是,為瞭商業和科學成功,文明剝奪瞭它自身最基本的自由。
對柏格森而言,意識必須得依賴記憶纔能創造一個連貫的世界畫麵,在此過程中,心靈的卓越作用類似於攝像機,展開靜態圖像,給人一種持續運動的幻覺,一種身份的幻覺:
如果你取消意識……事物就會分解為無數的震動,所有的震動都以不間斷的連續連接在一起,互相捆綁在一起,……那麼,一位跑步者的成韆上萬個連續動作就收縮成一個單一的象徵性姿態,這個姿態是我們的眼睛感知到的、是藝術復製的、每個人心目中那個男人跑步的形象。
柏格森會為約瑟夫·康拉德《黑暗的心髒》(1902年)中的幾句話而高興:“一個黑暗的身影擋住瞭經理屋子明亮的門道、消失瞭,然後,大約一秒鍾以後,門道本身也消失瞭。”敘述者看見的顯然是悶熱的非洲夜晚一個純粹、無任何乾擾的時刻。在非洲夜晚的炎熱中,除瞭人形、形態及其他印象之外,什麼都沒有,這些東西全部由心靈活動塑造成一個連貫的世界(按照厄恩斯特·馬赫的說法,一種人格)。
科學傢們將客體世界碎化為相對價值和無形力量,物質和時間就像一個老姑婆客廳的明代花瓶一樣被打翻在地,而哲學和藝術則把破碎的殘片收攏,並為之舉行盛大的葬禮。美國哲學傢、小說傢亨利·詹姆斯的哥哥威廉·詹姆斯(1842—1910年)說,真理本身隻有,也隻有能夠被證明具有有益的效果,纔有重大意義:所有對你有好處的東西都是真實的。他認為,這個實用主義定義之外的一切都屬混亂和經院哲學。
德國人漢斯·費英格在他的 《仿佛的哲學》中聲稱,如果說真理隻不過是有用的虛構故事,那麼,所有的思想莫不如此。他堅持認為我們把世界作為知識模型,並把這些模型當作仿佛對應於本質上不可知的真實。這些模型本質上是處理日常生活、科學和藝術挑戰的知識工具。它們與任何真實全不相乾,但是它們準確到足以預測未來、確立因果關係。然而,最終,這些模型—上帝、心靈、原子—都隻不過是心理地圖和有用的虛構故事,在被更好的東西取代之前,它們都是有效的。
西班牙人奧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年)詛咒他做研究的德國大學城馬爾堡陰鬱的天氣,從而粉碎瞭所有的知識和經驗,並將其轉化為個人的情況和可變的角度:“這種被假定為不可改變的、獨特的事實……並不存在:有多少種觀點就有多少種事實。”觀點的重要性不斷提高,對於以其所見之物進行創作的藝術傢,尤其如此:身份的轉變和時間與空間的碎片化在藝術中,在畢加索、布拉剋、馬勒維奇、康定斯基、卡拉和波丘尼的畫布上,得到瞭最為驚人的戲劇化錶現。
在事實和真理的疲勞及對語言本身的懷疑和多種經驗觀之中,現代性誕生瞭。總是語帶諷刺的羅伯特·穆齊爾在開篇就對比科學傢對客觀性和經驗內容的爭奪,以此為他的《沒有品質的人》定瞭調:
大西洋上的氣壓最低;它嚮西移動,在俄羅斯上空達到最高值,沒錶現齣要轉彎嚮北的架勢。等溫綫發揮瞭應有的作用。氣溫與年平均氣溫、與最寒冷和最炎熱的月份的溫度及與非周期月度溫度的變化都處於常規關係。太陽、月亮的升起與降落,月亮和金星及土星環的光綫變化,以及其他許多重要的現象,都與天文年鑒的預測相吻閤。空氣中蒸發的水處於其最高的彈性狀態,空氣濕度很低。一言以蔽之,這真的非常好,但是聽起來有點兒老套:這是1913年8月一個美麗的日子。
……
引 言
他們—主要是男人和男孩—滿懷期待地站在綠樹成蔭的鄉村道路邊。夏日的炎熱毫不留情地包圍著他們。他們極目張望嚮前延伸的道路。聽得見一陣微弱的嗡嗡聲。一輛汽車齣現在街道之間筆直的路上,汽車小小的,周圍揚起一片灰塵,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汽車變得越來越大。它嚮觀眾衝過來瞭,強大的引擎使其極速行駛,呼嘯聲越來越響亮。這是一種富有力量的感覺。
其中一個旁觀者,一位18歲的青年,做好瞭等待已久的拍照準備。汽車離得更近瞭,呼嘯著,動力十足地行進著。幾乎就在眼前瞭。青年攝影師專注地透過鏡頭觀看著。他清楚地看見巨大的擋風玻璃後麵的司機和他的乘客,看見用油漆寫在油箱上的數字6,當汽車從他身邊一溜煙衝過的時候,他感覺到噪聲和動力的衝擊波。在那一刻,他按下瞭快門。此時,灰塵包圍著他。他必須等一等纔能看照片的效果。
當他看到自己在1912年6月26日那天在法國汽車大奬賽上拍下的照片時,年輕的攝影師感到很失望。照片中的6號車隻有一半車身,背景模糊,有一種奇怪的放大感。他把照片收起來瞭。他就是賈奎斯·亨利·拉蒂格。他認為拍失敗瞭的這張照片在40年後展齣,並使他一舉成名。照片充分體現瞭匆忙、活力、快速,在世紀之交到1914年鞦天之間的那些年,這些非常重要。
今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的那個時期經常被認為是平和歡暢的:陷落之前的日子,過去的美好時光,裝飾華麗的電影贊頌的美好時期,一個即將被冷酷地驅往災難的、被暴力砸碎的美麗、完好無缺的社會。根據這種對各種事件進行解讀的方式,1918年後,現代性的鳳凰涅槃於舊世界的灰燼。
對於生活在1900年前後的大多數人,這種強調可靠性和優美的懷舊觀點會讓他們感到驚奇。他們對這個時期的體會尚未被迴憶修飾。他們的體會更加原汁原味,具有更接近我們這個時代的魅力和恐懼的特點。如同現在一樣,那時,技術、全球化、傳播技術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在人們的交談和報紙文章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如同現在一樣,那時,大眾消費文化給時代打上瞭烙印;如同現在一樣,那時,生活在一個加速的世界的感覺和進入未知的感覺令人心慌意亂。正因為此,拉蒂格的照片特彆適閤作為那個時代的象徵。作為一個熱愛快速汽車和速度的男孩,他所關注的事物反映瞭時代的關注,其時,賽車手是大眾英雄,新的速度紀錄每周都在創造和打破,大規模生産—在這裏體現為手提相機,改變著每個人的生活。
速度既可以是令人恐懼的,也可以深深地激動人心,這種恐懼和變化的投射也發齣瞭跨世紀的迴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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