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6
贝娄极具分量的的新小说如此丰沛地充满他过去的如瀑布般的力量,多么令人惊叹……还有哪位伟大的作家能在八十高龄完成如此杰作?我猜,只有晚期的托尔斯泰。另外的,我只能想到托马斯·曼。
——詹姆斯·伍德
与罗伯特·穆齐尔和托马斯·曼的小说一样,贝娄的作品中具有标志意义的是那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试图把思想融入小说,而是使思想本身成为主人公困境的中心。
——菲利普·罗斯《重读索尔·贝娄》
重读索尔·贝娄/ 菲利普·罗斯
奥吉·马奇历险记
索尔·贝娄年表
亚伯在华盛顿的“人”不停地给他打电话,所以我说他一定是在幕后操纵着一个影子政府。他同意我的看法,但脸上的笑容似乎表示,要说这事儿古怪,那是我的感受,而不是他的。他说,“我过去三十年来教过的学生,到现在还都来找我。在某种意义上,电话使我们不间断的研讨会成为可能。通过这些讨论,将他们在华盛顿每日处理的政策问题,与二三十年前学习过的柏拉图的理论,或者洛克、卢梭甚至尼采的理论结合起来。”
获得拉维尔斯坦的嘉许总是令人心情愉快,所以他的学生接二连三地来找他——这些学生现在都四十出头了,有的在海湾战争中扮演过重要角色,他们在电话上和他一聊就是个把小时。“这些特殊的关系对我来说十分重要——高于一切。”拉维尔斯坦必须了解唐宁街或克里姆林宫的动向,这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要读凯恩斯关于德国战后赔偿的私人报告一样,合乎常情。很可能,拉维尔斯坦的看法和意见,有时会影响到政策的决定,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他都应该继续负起责任,对这些老学生不断地进行政治教育。他在巴黎同样也有追随者。曾经在法国高等研究院听过他讲课的人,刚从莫斯科执行公务回来,也给他打来电话。
这当中也有与性有关的友谊和私下的亲密关系。在家里,他总是坐在宽大的黑皮沙发上接电话,沙发旁边的电子操控板他用来得心应手。我可没这个能耐。我对于高科技的东西是门外汉。拉维尔斯坦的手虽然不是很稳健,但操纵起这些仪器来,就像普洛斯彼罗变魔术一样。
再说不管怎么样,他现在都不用为电话费而发愁了。
可是,我们现在还坐在克里戎大酒店的顶层套房里。
“齐克,你的天赋很好,可惜在你的故事中没有多少虚无主义的东西。你应该更多地像塞利纳那样写作虚无主义的喜剧,或者闹剧。记得那个被蔑视的女人对她的男朋友罗宾逊说,‘为什么你不能说“我爱你”?你有什么了不起?你那玩意儿硬起来还不是和别人一样。什么!你不脱光?’在她看来,阴茎勃起就等于爱情。可是,对罗宾逊这个虚无主义者来说,惟有一种情况,他是必须高度坚持原则的,那就是对于少而又少的几件真正重要的事情决不撒谎。他可以尝试任何下流的东西,但是在最后关键的时刻却绝不含糊,与之划清界线。于是这个深感屈辱的妓女,举枪把他打死了,因为他始终不愿意说‘我爱你’。”
“塞利纳的意思是,这样写就使得他的故事真正可信?”
“这只是意味着作家应该要让你们笑和哭。那正是人类所寻求的。这个罗宾逊的情节是中世纪戏剧的重演,在这些戏剧中,往往表现一些最邪恶、最无耻的罪犯,再一次向圣母求助。这一点是没有分歧的。我要你像写凯恩斯那样来写我,只是写的范围要更广些。同时,你对他太宽容了,我不需要你那样做。你想怎么样严厉地对待我都行。你并不是一个像看上去那么可爱的人儿,通过写我,你也许会解放你自己。”
“从什么里面解放出来,准确地说?”
“随便什么,那个束缚你的东西——悬在你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不对,”我说,“它是笨蛋克利斯之剑。”
这段对话如果发生在饭店里,其他进餐的客人会以为我们在讲带有色情的笑话,嬉戏调笑。“笨蛋克利斯之剑”是拉维尔斯坦式的噱头,你看他笑得就像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中受伤的马一样,向后仰着。
拉维尔斯坦给我的遗产是一个主题——他认为他是在给我提供一个主题,这或许是我所有的主题中最好的一个,和惟一真正重要的一个。不过这样一份遗产,意味着他将会死在我前面。如果我死在他前面的话,他绝不会为我写一个回忆录。他要在我的追悼会上宣读的任何东西,如果超过一页纸的话,将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我们还是亲密的朋友,没有人比我们更亲密了。我们谈笑着死亡,死亡自然增强我们的喜剧感。但是事实上,我们一起笑,并不意味着笑的原因相同。把拉维尔斯坦的那些极为严肃的思想放进他的一本书里,居然使他成为百万富翁,想起来着实有趣。只有资本主义的天才,才能用思想、见解、教导制造出值钱的商品。请记住拉维尔斯坦是一位教师。他并不是一个崇拜自由市场的保守主义者。他有他自己关于政治和道德的观点。只不过我对阐述他的思想没有多大兴趣。尤其是现在,我更加想避免提及它们。这里我只想简单说一下。他是一个教育者。把他的见解写成一本书后,使他变得令人感到荒谬地富裕。不过他花钱的速度几乎就像挣钱一样快。目前他正在考虑一个五百万的新书合同。他还可以收取很高的巡回演讲费。他毕竟是一位学者。没有人会怀疑这一点。你必须博学多闻,才能完全抓住错综复杂的新事物,并且评估它的人性价值。在社交场合,他也许显得古里古怪,但是在讲台上,你会发现他的议论有根有据。他所讲的内容一清二楚。民众视接受高等教育为他们的一项权利。白宫也肯定这种看法。学生们就像“鲭鱼充塞的大海”。大学每年的平均学费要三万块钱。可是学生学到了什么?如今的大学放任自流,纪律松弛。过去那种清教主义已不复存在。相对主义认为在圣多明戈对的东西,到了帕果帕果就错了,因此道德标准不是绝对的。
拉维尔斯坦现在不再反对享乐和爱情,相反他认为爱情可能是对人类最大的祝福。一个清心寡欲的人的灵魂是畸形的,被剥夺了最美好的东西,会抱憾终身。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生物学的典型,即抛弃灵魂,强调纵情享受的重要性,从(生物静力学和生物动力学的)紧张中解脱出来。我不打算在这里解释阿里斯托芬、苏格拉底或者《圣经》中关于性欲的教义,那些你们要去问拉维尔斯坦自己。在他看来,耶路撒冷和雅典是文明的两个发源地。而耶路撒冷和雅典并不适合我的口味。如果你们对它们感兴趣的话,祝你们好运。我太老了,不可能成为拉维尔斯坦的信徒。我要说的是,连白宫和唐宁街都很看重他。他曾经被撒切尔夫人邀请到契克斯别墅去度周末。美国总统也没有怠慢过他。里根总统宴请他时,拉维尔斯坦花了一大笔钱在礼服、腰带、钻石饰纽和黑漆皮鞋上。《每日新闻》的一位专栏作家说,金钱对于拉维尔斯坦,就像从特快列车尾部平台上撒出来的一样。拉维尔斯坦开怀大笑,让我看他剪下来的报纸。这件事深深地逗乐了他。我当然不会为同样的理由而发笑。因为我并没有像他那样,被左右这个国家的巨大势力挑中。
尽管我比他要大好多岁,可我们是亲密的朋友。我俩的性格中都带有大学二年级学生那种自命不凡的成分,这使我们地位对等,关系扯平。一个非常了解我的人说,我比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有权利不谙世事的成年人还要单纯。好像是我自己选择要幼稚似的。事实上,即使是再幼稚的人,也知道维护他们自身的利益。连大脑非常简单的妇女都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和很难再相处的丈夫划清界线——什么时候开始偷偷地把银行共同账户中的钱转移出来。我并不特别注意自我保护。不过幸运的是——也许并非十分幸运——我们生活在一个富饶的年代,一个普天下文明国家都丰衣足食的年代。在物质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让如此庞大的人口免于饥饿和疾病。这种从生存斗争中获得的部分的解放,造成了人们的天真幼稚。我这样讲的意思是,他们充满希望的幻想是不受抑制的。依照不成条文的协议,你开始接受那些一定被别人篡改过的条件。你削弱你的批判力。你克制你的精明。在尚未察觉之前,你已经付出一笔巨大的离婚和解费给那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居然曾经不止一次地声称她是单纯的,不懂财务。
……
重读索尔·贝娄(代序)
◎菲利普·罗斯(2000)
《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年)
把一九五三年出版的《奥吉·马奇历险记》和一九四四年出版《晃来晃去的人》以及一九四七年出版的《受害者》作对比,可以看出作者经历了革命性的转变。贝娄推翻了一切:基于和谐、有序的叙述原则之上的构思,受惠于卡夫卡的《审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永远的丈夫》的小说气质,以及一种难以名状的道德视角——源于闪光、色彩和大量的存在产生的快乐。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小说和小说所描绘的世界的宏大、独断、随心所欲的观念打破了各种各样自我施加的限制,身为创始者的创作原则被颠覆,就像《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五种属性的人物一样,作家自己“极度地着迷”。组织起《受害者》和《晃来晃去的人》中主人公的世界观和小说情节的无处不在的威胁不见了踪影,《受害者》中阿萨·利文撒尔被压制的攻击性和《晃来晃去的人》中约瑟夫被阻碍的意图都变成了贪得无厌的胃口。对生活自我陶醉的热情以混杂的形式出现,推动着奥吉·马奇向前。而驱使着索尔·贝娄的是对眼花缭乱的丰富细节永不枯竭的热情。
规模在戏剧性地扩大:世界在膨胀,栖居其中且不朽、势不可挡、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人们,用奥吉的话说,不会轻易地“在生活的斗争中毁掉”。自然存在的复杂景观和那些大人物对权力的追求使得处于各种表现形式中的“人物”——特别是它留下无法磨灭的存在印记的能力——与其说成为小说的一个方面,还不如说成为小说最关注的对象。
想想妓院里的艾因霍恩、放鹰的西亚、丁巴特和他的战士,西蒙在马格努斯家的粗俗辉煌与在木材场的凶暴。从芝加哥到墨西哥、东海岸中大西洋地区,再回来,同样是拿奥吉和大人国相比,只是观察者不再是刻薄愤怒的斯威夫特,而是一个用词语绘画的希罗尼穆斯·博斯,一个美国的博斯,一个从不说教、乐观的博斯,他在他的人物身上,哪怕是最油滑的地方、最具欺骗性的和最具阴谋的地方,都能发现人类身上所具有的狂喜。人类的诡计不再引起贝娄偏执的恐惧,而是使他高兴。展现丰富矛盾和歧义的表面不再是惊愕的源泉,相反,一切事情的“混合性质”使人感到振奋。多面性就是乐趣。
冗长的句子以前在美国小说中出现过——主要出现在麦尔维尔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但与《奥吉·马奇历险记》中那些句子有所不同,因为后者的句子给我的印象是过于随意。当随意性驾驭作家的时候,就会导致《奥吉·马奇历险记》的一些模仿者那样的空洞艳丽。我阅读贝娄充满随意性的散文时,感觉他的句法表现了奥吉广博、直爽的自我,那个聚精会神的自我漫游、发展,片刻不停,不时被别的力量控制,又逃脱其控制。书中有些句子生气勃勃,其潜在的欢快之情让人感觉许多事情在同时进行,这种戏剧性、裸露表现、激情飞扬纠缠在一起的散文给人带来了生存的推动力,保持了正常的心智。这种不再遭遇抵制的声音弥漫于心灵,同时与一种神秘的感受连在了一起。这种声音无拘无束、聪明睿智、全力向前,而且总能敏锐地作出判断。
《奥吉·马奇历险记》第十六章讲述的故事是奥吉刚愎自用的爱人西亚·芬彻尔试图训练她的鹰卡利古拉去攻击和捕获生活在墨西哥城南面山区的大蜥蜴,让那个“黑影迅猛地从天而降”去响应她的计划。这个章节令人印象深刻,描述了一次人类的特殊行动,其神话氛围(还有喜剧性)可与福克纳所书写的伟大场景相媲美——在《熊》《花斑马》《我弥留之际》中以及《野棕榈》通篇——在这里,人类的决心与自然的野性相对立。卡利古拉和西亚之间的争斗(为了鹰的身体和灵魂的争斗),描写鹰翱翔空中以满足它美丽又残忍的训练者,但结果令她非常失望的那些精彩、缜密的段落,使得对于几乎每次奥吉的历险都至关重要的权力与支配意志的观念得以具体化。“说实话,”奥吉在书的结尾处说,“我对所有这班大人物、命运的支配者、智囊人物、马基雅弗利式政治家、精明狡猾的作恶者、大亨、骗子、专利主义者等等,全都厌恶透了。”
在书中令人难忘的第一页上的第二句话里,奥吉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一个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命运。但《奥吉·马奇历险记》暗示的是否恰恰相反呢?它所暗示的是,一个人的命运(至少这个人的命运,这位芝加哥出生的奥吉的命运)是被他人影响的性格。
贝娄曾经告诉我:“在我犹太人和移民的血液中,明显存在着怀疑的种子,怀疑我是否有权利从事作家这个行业。”他认为,这种怀疑至少部分地弥漫在他的血液中,因为“属于我们的由美国享有特权的白人建立的机构,主要被哈佛训练出来的教授们所代表”,他们认为一个犹太移民的儿子是不适合用英语写作的。这些家伙让他很恼火。
可能正是这份宝贵的、恰如其分的愤怒,使他立即投入到第三部小说的创作中。他开头没有提及“我是一个犹太人,移民的儿子”,而是让犹太移民的儿子,奥吉·马奇,打破哈佛训练的教授们(以及任何人)所规定的条条框框,直截了当地宣称——无须抱歉或者断字:“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
《奥吉·马奇历险记》开篇那六个字表明了爱好音乐的犹太移民子弟们——欧文·伯林、艾伦·科普兰、乔治·格什温、艾拉·格什温、理查德·罗杰斯、劳伦茨·哈特、杰罗姆·科恩、伦纳德·伯恩斯坦——在美国的电台、影院和音乐厅里向这个国家展示风采(作为主题,作为启发,作为观众),如歌曲《愿上帝保佑美国》《这里是军队,琼斯先生》《噢,我多恨在早晨起床》《曼哈顿》以及《老人河》,在音乐剧方面有《俄克拉荷马!》《西区故事》《波吉和贝丝》《锦城春色》《画舫璇宫》《飞燕金枪》和《为君而歌》,在芭蕾音乐方面有《阿巴拉契亚的春天》《罗蒂欧》和《比利小子》。回顾他们的青少年时期,当时移民浪潮仍在持续,回顾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甚至五十年代,这些在美国长大的孩子,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虽然讲意第绪语,但他们都没有兴趣书写媚俗的犹太情怀——它于六十年代随着《屋顶上的小提琴手》的诞生而兴起。举家移民的行为使他们离开了正统的东正教和社会专制,即犹太人的幽闭恐怖症的源头,因此获得了自由。他们为什么会愿意呢?在世俗的、民主的、没有幽闭恐怖症的美国,奥吉会像他说的那样,“处事待人一向按自己学的一套,自行其是。”
在自由的美国,肯定自己的公民身份(还有那五百多页接着要出版的书)真是大胆之举,因为它可以打消他人对索尔·贝娄这样的移民子弟创作美国式作品的疑虑。奥吉在书的结尾处兴奋地喊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啊,我可以说是那些近在眼前的哥伦布式的人物中的一员。”比他更有名望的人本不相信他会拥有随意使用美国语言写作的权利。贝娄确实是像我这样的人的哥伦布,即那些移民的子孙,那些随他之后成为美国作家的人。
《抓住时机》(1956)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三年后,贝娄出版了《抓住时机》。这是一部篇幅较短的小说,与《奥吉·马奇历险记》形成了对照。该小说形式简约,组织紧凑,里面充满了悲伤,地点置于曼哈顿西部一家老人旅馆里。书中的人物主要是老人、病人和病危的人,而《奥吉·马奇历险记》则是一部广博、散漫、滔滔不绝的书,对任何事都是奔泻而出,包括作家高昂的情绪,只要能观察到生活的全部和喜悦的地方都要触及。《抓住时机》描写了一个人在一天当中衰竭的最高潮。这个人在每一种重要的方式上都与奥吉·马奇相对立。如果说奥吉是捕捉机会的人,没有父亲,贫民窟里特别可以被收养的人;那么汤米·威廉则是犯错误的人,老父亲幸运富裕,每每与儿子在一起,但不愿意与他和他的问题有任何关系。书中对汤米父亲性格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他对儿子的无情和厌恶而实现的。汤米遭到了无情的遗弃,成了特别不可收养的人,其主要原因是他不具备奥吉所拥有的足够的自我信任、生命力、活跃的冒险精神。奥吉的自我是狂欢般的精神振作,被生活的强大激流猛推前行;而汤米的自我被重担所镇压——汤米被“被指派为一个重担的肩负者,而这个重担就是他的自我,他独特的自我”。自我的咆哮得到了《奥吉·马奇历险记》丰富有力的散文语言的增强。奥吉在书的最后一页上欢快清楚地写道:“瞧瞧我,走遍天涯海角!”瞧瞧我——是孩子强烈要求别人对他注意,喊出了裸露的自信。
穿透《抓住时机》全书的喊声就是救救我。汤米徒劳地喊着,救救我,救救我,我一事无成。他不仅是对他的父亲阿德勒博士喊,也是对继阿德勒博士之后所有虚伪、无赖的父亲喊,对他愚蠢地托付自己的希望、金钱或者以上两者的人喊。奥吉到处被收养,人们蜂拥供养资助他,给他买衣服,教育他,改变他。奥吉的需求是聚集生动、浮夸的庇护人(崇拜者),而汤米令人悲悯之处就是聚集错误:“也许犯错误表达了他的生活目的,表达了他在这里的本质。”汤米在四十四岁的时候,孤注一掷地要找个父亲/母亲,任何父亲/母亲,把他从即将出现的毁灭中拯救出来,而奥吉在二十二岁时就是个好嬉戏、独立、有脱身术的人。
谈到自己的过去,贝娄曾经说过:“我一生的范式都是:极端虚弱之时即力量的开始。”他从悬崖到巅峰的摇摆历史,能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相继而出的两部书的辩证关系中能找到文学类比?《抓住时机》这部失败的幽闭恐怖症编年史是用来纠正前一部作品中压抑不住的热情的吗?是用来纠正《奥吉·马奇历险记》中狂热的直率的吗?通过写《抓住时机》,贝娄似乎回到(如果不是有意的话,也许只是反省地)《受害者》中的社会精神气质的原主题,回到了一个郁郁寡欢的前奥吉世界,在那儿受审视的主人公面临敌人威胁,因不确定性而不知所措,因混乱而停滞不前,无法摆脱不满的情绪。
《雨王亨德森》(1959)
《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仅六年后,贝娄再次迸发出激情。然而,如果说他在《奥吉·马奇历险记》中摒弃了前两部“正统的”书的惯例的话,那么他在《雨王亨德森》中则偏离了《奥吉·马奇历险记》这部在任何意义上都谈不上正统的书。因为该书中一切都是全新的:异国情调的场景、暴烈的主人公、生活中喜剧性的灾难、无休止的渴望引起的内心骚动、对神秘渴望的追寻、冲破阻碍喷涌而出后的神话般的重生。
两种完全不同的企图被结合在了一起:贝娄笔下的非洲之于亨德森就如同卡夫卡的城堡之于K,为来自异国他乡的主人公提供了前所未见的完美试炼场,去实现其最深层的、最无法抹除的渴求——如果可能的话,他可以通过高强度的有效劳动来打破其“精神的休憩”。“我要”这一毫无目标的、发自内心的、原始粗犷的呼喊,很可能同样出自K或者尤金·亨德森。当然,两部书的相似之处也仅此而已。不像卡夫卡式的人物,在实现欲望的路上总会碰到无穷无尽的阻碍,亨德森是一股没有方向的人类力量,其不懈的坚持确实所向披靡。K是个姓名的首字母,隐指没有任何生平记载,令人同情,而亨德森的生平材料则铺天盖地。一个酒鬼、巨人、异教徒、持续处于情感动荡之中的中年百万富翁,亨德森被混乱不堪所包围,它们是“我的双亲、妻子、女友、儿女、农场、牲畜、习惯、金钱、音乐课、酗酒、偏见、鲁莽、牙齿、面貌、灵魂”。由于他所有道德方面的缺陷和犯下的错误,亨德森认为自己既是个健康的人又是个有疾病的人。他离家出走(如同构想出他的作家那样)来到一个黑人部落居住的大陆,而那些黑人可以治愈他的疾病 索尔·贝娄作品集 拉维尔斯坦 下载 mobi epub pdf txt 电子书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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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贝娄作品集 拉维尔斯坦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出版于1953年的《奥吉·马奇历险记》使贝娄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其后,他陆续出版《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2)等。这些作品袒露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此外,贝娄还出版过诸多中短篇小说集、剧本,以及游记。
评分以知识分子为主角的小说,比戴维洛奇更高明。
评分书很不错,值得购买。
评分 评分好好好
评分正版书,经典作家作品,值得一读。
评分像《兄弟》刚开始出版的时候,我当时看到有些人写的评论,我真的觉得,而且还是教授写的,跟董强一样的教授,但是是教中文的,不是教法语的。因为《兄弟》也不能算是一部荒诞的小说,《兄弟》写的都是中国的事实,只不过有些夸张而已,反而是我们日本的同行,日本有一个评论家,在日本出版以后,他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听说好像这本书,因为它的夸张在中国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他感到很惊讶,在一个“白发三千丈”这样的诗句都出来过的国家里边,居然还有人为一部小说因夸张而去批评他,他觉得很奇怪,因为再夸张也没有“白发三千丈”夸张吧。所以当时在法国引起的很多评论以后,后来也翻译成中文,我也看了,法国文学读者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是他阅读了太多太多文学,因为法国自己本身有伟大的文学传统,他又阅读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刚才我们新来的,去年9月份来的安淡宁(音)刚才告诉我,他几乎读完我全部翻译成法语的书,他也在另外一个出版社工作,跟我不是一个出版社,他不用管我的书。这在中国,我是受攻击的,中国一个版权代表,别说别的出版社的书,自己出版社的书不会去读,去国外卖版权了,基本上是这个状态。
评分好书好价
评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参加过葬礼了。在这些年里,机械方面有了许多改进。那儿放着一台矮矮的黄色小机器,显然是用来挖土推土的。它也可以改装成一台起重机。看着它,我又不禁感慨系之。这是洪堡曾经对我长期训练的结果。这架机器的每一平方英寸金属,都来自工程师和工匠的合作。基于许多伟大的头脑的发现之上的体制,总比开动任何一个头脑所产生的体制强有力得多。一个头脑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塞缪尔·约翰逊老博士就是这样说的。同时,他还在同一篇演说中说过这样的话:法国作家太浅薄了,因为他们不是学者,仅仅凭着自己的脑力在活动。哦,洪堡却对那些法国作家推崇备至,而且,在一个时期内,他也是单靠自己的脑力在活动。后来他才开始对集体的现象关注起来。作为他自己的自我,他曾经出口成章地吟诵过一些快乐的诗句,可是后来他却失去了勇气。啊,洪堡,我是多么难过啊。洪堡,洪堡——这就是我们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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