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 [The Social Problems of a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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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20世紀以來對於工業社會影響深遠的經典著作之一
　　本書揭示瞭什麼樣的管理是好的管理：透過集體既能滿足個人需求，又能實現組織目標。能夠讓組織目標和個人目標閤而為一的管理就是好的管理。
　　管理不能夠隻關注組織目標而忽略瞭個人的需求，也不能夠隻強調個人需求而傷害組織目標，隻有兩者都能夠得到同等關注並實現雙方的目標，管理纔能夠有效。
　　今天，企業管理者強調的"以人為本"的理念，是梅奧人際關係理論的核心思想，從梅奧開始，管理注重人的因素超過瞭設備的因素。梅奧深刻地認識到人與組織的密切關係，強調人存在於組織環境中，而不是社會中。
　　本書主要提齣瞭6大主張：
　　●以人為本
　　●人存在於組織環境中，而不是社會中
　　●人際關係中的關鍵活動是激勵人
　　●激勵是以團隊精神為導嚮的
　　●透過集體既能滿足個人需求，又能實現組織目標
　　●個人與組織都想以小的投入獲得大的産齣
　　梅奧創立的人際關係學說，使西方的管理思想進入到行為科學管理理論階段，人際關係學說被廣泛地應用到20世紀30年代的管理實踐中，對當時乃至今日的企業管理産生瞭重大影響。

內容簡介

　　《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一書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是“科學與社會”，屬於對支配管理觀念的元理論探討，第二部分是“臨床式調研方法”，屬於對霍桑實驗以及其他類似的調查研究和分析論證。在霍桑實驗的基礎上，梅奧於1933年齣版瞭《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一書，正式創立瞭人際關係學說，*一次涉及到瞭影響員工生産積*性的社會與心理方麵的因素，探討瞭人際關係因素在生産與管理中的作用。1945年，梅奧又齣版瞭《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一書，進一步闡述瞭他的觀點。

作者簡介

　　喬治·埃爾頓·梅奧，美國管理學傢，行為科學奠基人，人際關係理論創始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22年在洛剋菲勒基金會的贊助下，埃爾頓·梅奧移居美國，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任教。其間，埃爾頓·梅奧曾從心理學角度解釋産業工人的行為，認為影響産業工人行為的因素是多重的，沒有一個單獨的要素能夠起決定性作用，這成為他後來將組織歸納為社會係統的理論基礎。1923年，埃爾頓?梅奧在費城附近一傢紡織廠就車間工作條件對工人的流動率、生産率的影響進行實驗研究。1926年，他進入哈佛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專事工業研究，以後一直在哈佛大學工作到退休。
　　盡管埃爾頓·梅奧從事過不同的職業，但使他聞名於世的還是他對霍桑實驗所做的貢獻。霍桑實驗以及埃爾頓?梅奧對霍桑實驗結果的分析對西方管理理論的發展産生瞭重大而久遠的影響，使西方管理思想在經曆過早期管理理論和古典管理理論（包括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法約爾的一般管理理論和韋伯的官僚組織理論）階段之後進入到行為科學管理理論階段。
　　埃爾頓·梅奧還著有《工業文明的人類問題》和《工業文明的社會問題》。

目錄

推薦序
譯者序
譯者簡介
前　　言
第一部分
科學與社會
第一章　進步的陰暗麵 ∥ 2
第二章　烏閤之眾假說和它的推論國傢絕對論 ∥ 42
第二部分
現場研究
第三章　初步調查 ∥ 76
第四章　霍桑和西方電氣公司：關於訪談實驗的進一步說明 ∥ 89
第一階段：實驗室 ∥ 93
第二階段：訪談計劃 ∥ 96
第五章　缺勤和勞工轉業 ∥ 115
第六章　“愛國主義是不夠的，我還必須不對任何人心懷仇恨與抱怨” ∥ 146

前言/序言

　　親愛的多納姆：
　　這是本你要求我在解除職務之前寫的書。但無論如何，這本書並不是對這份研究的最終解答，因為你和我—那時你是管理研究院的院長—當時都認為關於人類行為和人類關係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這樣一個研究，如果沒有先驗假設，除瞭那些能被生物學或者人類臨床醫學驗證的假設，我們認為，將會比直接研究勞資關係更加有效。距離我們上次在紐約的談話已有20年，而我們的閤作也從談話後的第二年（1926年年中）在哈佛的洛剋菲勒紀念基金，以及後來的洛剋菲勒基金的資助下啓動瞭。幾乎在研究啓動的同時，來自疲勞問題研究室的勞倫斯·哈德森、阿列V. 博剋（Arlie V. Bock）以及D. B. 迪爾（D. B. Dill）也加入進來。在1927年，弗裏茨·羅特利斯伯格（Fritz Roethlisberger）開始瞭他基於哈佛大學生而開展的進展睏難但十分有價值的研究，目前其研究成果還未正式齣版。在這本書裏想要囊括他的這項研究和西方電氣公司的研究以及疲勞問題研究室的許多成果（一些仍舊是軍事機密）是不可能的。我不得不沿著一條單軌道去追蹤我們各項研究的單一而復雜的啓示的發展趨勢。我將盡我所能，闡明我的信念，即掌握這些啓示對於被戰爭蹂躪的世界來說是十分重要的。
　　自從我們在1925年第一次探討瞭這件事之後，局麵已經發生瞭悲劇性的改變。那時，美國或者自認為是美國領袖的人們相信：大體上的繁榮水平已經建立起來瞭，並相信周期性復發的經濟衰退問題也被剋服瞭。許多人相信，或者至少希望，日內瓦國際聯盟開始認真而謙恭地工作，用和平與智慧代替戰爭和民族自負。工業繼發問題看來並不意味著對閤法改革存在隱蔽的威脅，當然，也不齣意外地存在著對於文明基礎的野蠻襲擊。簡單地說，無論是這裏還是其他地方，社會對於發生在曆史轉摺點1929年之後的事還沒有完全做好準備。
　　現在，經曆過大蕭條以及人類所遭受過的最可怕的戰爭，我們麵對著一個經曆瞭可悲改變的世界—在歐洲，城市淪為一堆瓦礫，社會秩序混亂；在亞洲和太平洋島嶼，覺醒的和遊離不定的群眾完全沒有準備好如何麵對突如其來的艱巨責任。在東歐，和中國一樣，農民徹底地從默默無聞和錶麵上的自滿中覺醒，逐漸開始要求更高的物質生活標準。同時，農民相信自己所要求的一定會實現，隻要要求的聲浪足夠浩大。更高水平的物質生活來自於不斷地重新創造和努力爭取，他們無法理解這一點。如果需求得不到實現，他們會很容易認為這是某些人（美國人、民主寡頭或者資本傢）有意地阻礙他們獲得物質財富。
　　還有一些人（可能是廣播評論員）由於他們對民主的誠摯之心，似乎認為在代議製政體各種形式中的一些人能夠發揮如同護身符般的作用—幫助一些無論文化程度多低的人成功且係統地整理並解決閤作中齣現的問題。不幸的是對於這個理論假設，至少有三個條件限製著其在民主政體中的適用。
　　第一，工藝技術和文化水平必須有一個全麵的通用標準。也許，這個條件並非完全適用，比如英國曆史上一些時期，文學和學術等級是宗教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些時代，僧侶擁有的政治力量是十分有限的，至少在英國是這樣的。實際上擁有權利和技術成就的階級，雖然可能比平民更有行政經驗，但通常並不是最有文化的階級。而在現代工業社會裏，最後的決定權，如果其是閤理且進步的，就必須交給擁有技術和社會知識的群體執行。當然，這個要求並沒有從任何意義上試圖剝奪工人及其代錶的參與權，盡管這個要求可能將其從法律界某些部門的活動中排除—這些部門還沉溺於腐舊且口頭上的主權論。事實上，強調建立技術和文化的標準，隻是說明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一個適應性的社會必須且隻能被具有適應性的人控製。同時，這也包含著一種需求，即對大幅度提升教育培訓的理論及其相應技術的需求。個人的適應能力隻有通過經驗和教育纔能獲得。常規訓練隻能滿足一個“穩定的”社會的需求，而無法滿足由現代科學技術所創造的新世界的需求。
　　第二，在一個群體間物質生活水平差異顯著的社會裏，代議製政體並非能為社會福祉做齣令大眾滿意的政績。尤其是，當較低的社會階層十分努力地工作而隻能勉強換得不足以滿足其基本生理和社會需求的報酬時，這一事實極為明顯。曆史上這樣的例子很多，如18世紀後期的法國和19世紀早期的英國。智力，作為民主體製的一個先決條件，要求充足且高標準的物質生活水平。比如，英國在戰時保證每個兒童，無論他的社會身份和經濟狀況，在生活必需品上都有充足的供應。
　　第三，在一個被群際敵對和群際仇恨分裂的社會裏，代議製政體是無法有效運行的。民主政治和民主工業領袖如果對行政管理方法全然無知將導緻日益漸長的閤作無能，這是極其危險的。斯坦利·凱遜（Stanley Casson）指齣鬱積停滯，即具有社會職能的群際之間無法閤作以及繼而引發的相互敵視，都曾是偉大文明的破壞者。
　　在短短的15年中，蘇聯曾努力把生活在東歐和北亞這一廣大地區的原始居民的文化水平提升到一個具有專門技能和能寫能讀的水平上，而這僅通過很多代所謂的民主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正當和平的藝術剛要獲得成就的時候，它受到瞭野蠻的德國侵略者的進攻，以至於這些成就被無情地破壞瞭。在美國和英國大量的物資救助之下，蘇聯挽迴瞭危局，並將侵略者驅逐瞭齣去，並且在盟國的軍事協助下，充分履行瞭自己的責任，將德國人擊敗在瞭德國的國土上—這個希特勒自詡的在任何強國的聯閤下也從來沒有屈服過的國傢。顯而易見，蘇聯的勝利來自於各方群體的自發且全力的閤作。而這個結果也不能完全歸因於國傢的危機，即便當時的危機的確是極其嚴重的。因此，很自然，對隨便亂講“民主方法”錶示不安的是蘇聯，對上述三點限製條件的重要性理解得最深刻的也是蘇聯人。舊金山會議上的分歧是齣於對類型完全不同的社會情況的觀察。在英國和美國，專業技能和一般文化水平是很高的，這基於其將近200年的科學技術發展，以及一個世紀以來普通居民都能粗略閱讀的緣故。而在蘇聯並非如此，它所掌握的技術和文化能力在它看來還是十分幼稚的。蘇聯在發展和平藝術的同時是否能夠同步發展民主以及公共管理能力，到現在來說，還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但是，引發盎格魯–撒剋遜人無休止爭論的“民主”這個字眼的真正含義是什麼呢？英語國傢的民主政體和其他形式的政體之間的差異是意義重大且意味深遠的。所有其他的政體是單麵性的，隻有民主政體是多麵性的。其他形式的政體，從羅馬帝國到墨索裏尼的那個低劣的法西斯主義，可以用一張工程藍圖來錶示—權威集中在頂部，以下各級權威隻能由頂部的權威批準或授權。“霍布斯的偉大利維坦、聖典學者至高無上的權力、神秘的權威、奧斯丁的國傢主權，這些都是同一樣東西的不同名稱，即為瞭國傢或教會的統一而産生的立法者不受限製的無上權力。至於這裏所說的到底是國傢還是教會，已無關緊要。”
　　在民主政體中並不存在中央集權；理論上講權力中心的軌跡會根據情景的需求不斷轉變。民主政體比君主政體等其他政體更為優越。民主政體大體上非常接近人類和社會發展的規律。在國傢遭遇危機的時候—經濟蕭條、戰爭、瘟疫、洪水、飢荒，中央當局必須暫時集中權力。但是，度過危機之後，中央的控製就放寬，權威的中心仍舊歸到周圍的許多組織中。因為正處在權力的舞颱上或其他地方的非正式組織纔是自發性閤作的起點。中央和周圍的權力就是這樣互補的—邏輯性的以及目的性的權力來自上部的控製，自發性的以及閤作性的權力主要來自下部的掌控。從曆史角度講，偉大的民主國傢所探求的是明智的控製而非權威，它試圖依據情景的需求，將應對各種睏難的決定中心安放在適當的位置。因此一個明智的行政管理人員就應如此規劃他的行政政策，即使在現代工業社會裏人們也很容易看到這樣的行政管理人員。使所涉及的團體充分錶達他們的意見是十分重要的，其重要性相當於一個強邏輯性和目的性的工作計劃對於專業技能人員的重要意義。因為，除瞭謀求技術發展之外，一個社會必須獲得每一個人的有效參與協同閤作。
　　因此，有效閤作是我們在20世紀中葉所麵臨的主要問題。這裏沒有什麼“主義”能夠幫助我們解決問題，迴答“自發性參與的決定因素是什麼”這一被完全忽略的問題時，我們必須安下心來腳踏實地地解答。在權力控製點隨著智慧和理解力所指引的方嚮移動的社會裏，民主政權的定期選舉製度隻是這個社會最原始、最粗放的辦法。在這些事件上，我們的政治領袖以及科學領袖的做法使我們感到失望，我們必須重新嘗試。
　　這本書並沒有深入討論政治領導，盡管第二章“烏閤之眾假說和它的推論國傢絕對論”，指明我們的政治思想與我們的經濟思想裏共同存在的缺點，然而，我希望我們可以在以後齣版一本關於工業文明的政治問題的書。
　　將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應用到社會情景研究中，在其能夠將工業臨床研究的結果記錄在案之前，還需要初步探討。第一章，“進步的陰暗麵”提議關注係統研究的不平衡性—對技術和物質的過分強調，而忽略人和社會領域（醫學除外），將其拋給那些愚蠢的“主義”以及偶然的猜測。
　　如果必要，原子彈將在這個時候齣來提醒我們既要注意成就，也要注意失敗。我們知道如何在一瞬間之內毀滅萬韆的生命，卻不知道如何係統地設置任務引導各個組織以及民族在文明建設的任務中互相閤作。
　　並不是原子彈要毀滅文明，而是文明化的社會能夠毀滅它自己—無疑地，最終要用到炸彈—如果它無法理智地理解並且控製這些促進或阻礙閤作的因素。
　　多納姆為瞭更負責任地生活而進行的關於教育的討論，指明瞭需要我們繼續探索的道路。
　　喬治·埃爾頓·梅奧194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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