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9
對我們每個人而言,從眾常常是比較明智的做法。但從眾亦能將個體和社會帶往不幸甚至是災難性的方嚮。危險在於,對他人的人雲亦雲,會導緻我們無法發現自己究竟知道或者相信什麼。我們的沉默,使社會失於獲取重要信息。
奧巴馬政府重要智囊、美國當代偉大的法學傢桑斯坦扛鼎之作
前美國資深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伯裏剋利?萊希聯袂推薦
對我們每個人而言,從眾常常是比較明智的做法。但從眾亦能將個體和社會帶往不幸甚至是災難性的方嚮。危險在於,對他人的人雲亦雲,會導緻我們無法發現自己究竟知道或者相信什麼。我們的沉默,使社會失於獲取重要信息。鑒於此,本書專門討論從眾之危害,以及異見之重要。
關於作者
凱斯·R.桑斯坦,美國當代傑齣的法學傢、政治理論傢和社會科學傢,1954年生於美國馬薩諸塞州,先後畢業於哈佛大學(1975)和哈佛法學院(1978),獲得法律博士學位,此後曾擔任聯邦高法院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馬歇爾的助理。自1981年起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在芝大常年擔任卡爾·盧埃林法理學卓越講席教授,受聘於法學院和政治學係。自2008年起,加盟哈佛大學法學院,先為菲利剋斯·法蘭剋福特講席教授,後升任哈佛大學羅伯特·沃姆斯利校級教授,曾擔任奧巴馬政府白宮信息和規製事務辦公室主任(2009-2012)。
自1980年代初進入學界以來,桑斯坦著作等身,在憲法理論、政治理論和行為經濟學領域都做齣瞭開拓性和基礎性的學術貢獻。2008年加盟哈佛法學院時,時任哈佛法學院院長、現為聯邦高法院大法官的艾琳娜·卡根稱桑斯坦為我們這個時代“研究領域廣、作品多、引證率高、影響力大”的法學傢。自2000年以來,桑斯坦的著作陸續有瞭中譯本,在中國學界也産生瞭深遠的影響。
關於譯者
支振鋒,法學博士,政治學博士後,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環球法律評論》雜誌副主編。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英國華威大學、荷蘭烏特勒支大學以及我國颱灣地區“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機構做訪問學者。
近年來已齣版個人專著2部,譯著6部,在《法學研究》、《環球法律評論》等核心期刊發錶學術論文約25篇;在《人民日報》、《求是》、《光明日報》等報刊發錶理論文章近20篇。此外,在《中國社會科學報》、《法製日報》、《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環球時報》、《南方周末》以及《紫光閣》、《民主與法製》等各類報刊發錶文章約150篇。
在一個黨派偏見日益熾烈,政治手腕覆雨翻雲,以及超級媒體並購不斷的時代,桑斯坦及時地嚮人們貢獻瞭一部令人信服的警世恒言:異見不僅僅是個人權利,理性平和的異見與客觀公平的論辯正是一個健康的民主社會的本質。
——參議員伯裏剋利·萊希(Patrick Leahy)
人類社會的繁榮有賴於信息的互通。然而,各式各樣的繁文縟節、對一緻性的狂熱追求、對於異端的衊視的和排斥等等,這些強大的力量壓製瞭異見的錶達。在這本內容廣泛的著述中,桑斯坦教授探尋瞭在分配資源、實施正義、選擇政府重要的社會決策領域中,異見的重要價值。對於任何一位想要瞭解組織——從傢庭單元到國傢政府——應該如何決策的人來說,他的洞見都是非常重要的。
——約翰·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理查德·澤剋豪澤(Richard Zeckhauser)
這是一本重要而及時的著作,作者為美國富思想性和受尊敬的學者之一。桑斯坦教授在本書中探討瞭美國憲法的精髓,以及言論自由、異見、包容新的思想對於維持和助益現代社會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對於任何一位對多元性和多樣性在我們世界中的重要意義有所睏惑的人而言,這本書都正是為他而作。
——愛德華·M.肯尼迪(Edward M. Kennedy)
在這本對盧梭、密爾和托剋維爾等人所曾論述重要主題言簡意賅的小重奏中,桑斯坦將社會學傢、心理學傢和法學傢的多重視角發揮的淋灕盡緻。他將從眾、流瀑與群體極化作為概念化術語,從而將阻礙公共對話的恐懼、冷漠與無動於衷闡發的清晰明澈;正是這些因素使得公共對話成為廣告商、遊說者以及當代那些自詡為伯利剋裏的傢夥們。
——E.劉易斯(E. Lewis)
1序言
引言從眾與異見
從眾、異見與信息 /
兩種影響與三種現象 /
轉變、震動與法律 /
1�� 隨波逐流
睏難的問題 /
容易的問題 /
誘因與謬誤 /
官員的從眾:一瞥 /
如何提升(或降低)從眾 /
少數者的影響 /
電擊實驗 /
警察與供述 /
2�筆胤ㄓ胛シ�
法律作為信號 /
為什麼,什麼時候 /
贏得順從,實現服從 /
廢止原則 /
3�� 群來群往
信息流瀑 /
流瀑和異見 /
4�� 鄰居們會怎麼想
情感,群體認同和壓製異見 /
多重無知與自我審查 /
披露者、異見者和反對者 /
奬勵 /
多少異見? /
超越經濟人 /
什麼是可得的? /
5�毖月圩雜�
對觀點無歧視 /
公共論壇理念 /
從眾、異見與公共空間 /
言論自由的未來 /
安徒生不切實際的樂觀 /
6�� 群體極化法則
群體做什麼 /
陪審團和法官 /
憤怒和恐怖主義 /
群體中的信息隱匿與自我沉默 /
為何極化?一些解釋 /
爭論扭麯 /
情感 /
更多極端,更少極端 /
群體績效,多樣性與矛盾 /
簡談政治正確 /
群體思維和群體極化 /
7�� 製憲者的最偉大貢獻
異見、戰爭與災難 /
憲法爭論與共和構思 /
憲法設計 /
結社和隱私 /
小圈子協商和被壓製的聲音 /
群體代錶製一瞥 /
協商民意調查: 一組對比 /
8�� 法官也是從眾者嗎?
證據:一般情況下 /
眾多數據 /
作為吹哨人的異見法官 /
為什麼會放大?為什麼會削弱? /
兩個例外和一個反駁 /
什麼是應該做的 /
一個類比 /
參議院的角色 /
憲法與民意 /
9�� 高等教育的扶持性平權行動
多樣性和劉易斯·鮑威爾法官 /
當前的討論:一項規律 /
通過群體影響證明鮑威爾法官有理 /
種族中立性? /
種族混閤和種族成見 /
最好是超越種族 /
結論為什麼不同意?
注釋
索引
譯後記
《雅理譯叢》編後記
引 言
從眾與異見
以裏根(Ronald Reagan)和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流行為代錶,為什麼政治保守主義在20世紀80年代重獲新生?非裔美國人中抽煙者的數量,為什麼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急劇減少?為什麼20世紀60年代,世界各地有那麼多學生趨嚮左翼?什麼能夠解釋在阿拉伯世界中傳播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為什麼核能在法國被認為理所當然而在美國卻飽受爭議?什麼能夠解釋環保主義在美國和歐洲大學校園的興起?為什麼歐洲人對待轉基因生物憂慮重重,而美國人則等閑視之?我們如何能夠解釋扶持性平權行動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的迅速興起——以及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此政策越來越多的攻擊?
在本書中,我認為若沒有對人類顯而易見的從眾性的認識,是不能充分迴答這些問題的。人肯定不是綿羊。我們中許多人都展現齣很大程度上的獨立性。但是,大多數人,包括許多顯而易見的叛逆者,都會受到他人觀點和行為的強烈影響。如果沒有異見的約束,從眾就可能産生令人不安的、有害的,以及有時令人愕然的結果。略舉幾例。
董事會。在21世紀頭幾年,
1
許許多多的美國公司都麵臨由腐敗和混亂並發所産生的嚴重睏難。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包括安然的倒閉,但其他一些公司,包括世通(WorldCom)、阿德菲(Adelphi)和泰科(Tyco)在內,也都同樣麵臨類似的重大問題。一位密切觀察企業破産的觀察者總結道,挽救之道並不在於更嚴格的監管,而在於針對公司麵臨的問題,工作團隊中要鼓勵嚴肅的討論和樂於接受針對公司高管的直接質疑。1問題在於,當公司領導層被置於一個粗暴對待異見者的團隊中時,哪怕是一些明智和強勢的人,幾乎也總是都會開始變得從眾。對股東來講,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證據錶明,一個擁有對爭論保持高度寬容的董事會的公司會運行得最好;這樣的董事會“將發錶異見視為義務,並且不會將任何主題看作是不可討論的”。運作良好的董事會能包容一係列的觀點並鼓勵尖銳的問題,挑戰流俗之見。
投資者。投資俱樂部是一些小群體,由一群將他們的錢匯聚成資金池,然後在股市上共同決定如何投資的人。哪一傢投資俱樂部利潤迴報較高?哪一傢利潤較低?事實證明,錶現最差的是那些充分社交化的俱樂部。2他們的成員彼此瞭解,吃飯都在一起,並通過感情紐帶聯結在一起。與此相反,錶現最好的俱樂部隻提供有限的社交聯係,而集中精力在增加迴報上麵。錶達異見在錶現好的俱樂部中要常見得多。在錶現較差的俱樂部中,常常很少經過公開的討論就做齣瞭全部一緻的投票。在績效錶現較差的俱樂部中,投票往往是為瞭構建社會關係而不是為瞭確保高額的經濟迴報。一言以蔽之,從眾導緻收益水平顯著低下。
白宮。在1961年4月17日,美國海軍、美國空軍、中央情報局援助1500名古巴流亡者,企圖在豬灣入侵古巴。這次入侵是一次慘重的失敗。3 2艘美國補給艦被古巴飛機擊沉,2艘逃竄,4艘未能及時趕到。由2萬名訓練有素的士兵組成的古巴軍隊,2消滅瞭許多入侵者,並俘虜瞭幸存1200人中的大部分。美國以5300萬美元的對外援助付給古巴作為條件,獲釋這些囚犯,並受到瞭國際譴責,同時使古巴和蘇聯之間的關係得到強化。
失敗之後不久,肯尼迪(Kennedy)總統問:“我怎會如此愚蠢到讓他們去行動?”4問題的答案不在於肯尼迪幕僚的局限性,他們是一支非常有經驗和能力超群的團隊。然而,盡管這些幕僚非常有經驗且能力超群,但這個團隊中沒有一個成員反對那次入侵或提齣替代性方案。盡管有些肯尼迪的幕僚私下也有疑慮,但是據小阿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所講,他們“從未公開錶達齣來,部分是由於擔心在其他同僚眼中被貼上‘軟弱’或‘膽小’的標簽”。5這次失敗證明瞭那些疑慮的重要性。據當時參與相關會議的施萊辛格講,肯尼迪的“高官……一緻同意進發……哪怕如果有一位高級幕僚反對那次冒險,我相信肯尼迪可能就會將行動取消。但是沒有一個人反對”。6施萊辛格有自己的疑慮但是並未提齣反對:“在豬灣事件之後的幾個月裏,我對於在那些關鍵決策中保持沉默而深深自責……當時為什麼我除提幾個怯生生的問題外而未能做得更多,隻能解釋為,在那種討論環境下,揭穿這種鬍言亂語的衝動都被消解瞭。”7
“討論環境下”所形成的這種自我沉默,在肯尼迪政府的早期歲月中,並非僅此一次。用約翰遜總統的內部圈子一員的比爾·莫耶斯(Bill Moyers)的話來講,這種現象無處不在,“肯尼迪和約翰遜政府的一個重要問題在於,那些處理國傢安全事務的人走得太近,個人彼此之間太過相互欣賞。在處理國傢大事時,他們把自己弄得好像是一個紳士俱樂部,重大決定常常在溫情脈脈的情況下做齣;3這種溫情脈脈就好像一個小型理事會中的幾位管事者,在決定明年會員的會費該是多少時那樣。因此,你常常迴避那些最終的艱難決定,這些決定會使得你反對……那些與你關係密切的人,而你們傾嚮於達成一緻意見”。8
聯邦法院。一位聯邦法官,當她置身於一個三人組成的審判庭時,如果同席的是保守派或自由派同事,她會受到什麼不同的影響嗎?人們很容易傾嚮於去認為這根本無關緊要。但是這種認識被證明是錯誤的。如果身旁是兩位由共和黨總統任命的法官,其中一位共和黨任命的法官尤其可能會根據保守的一套進行錶決——廢止環保性的規章,打擊扶持性平權計劃或者競選資助法,駁迴婦女和殘疾人關於歧視的主張。民主黨任命的法官也是同樣的套路,如果同席的其他兩人也是民主黨任命的法官,他們也極為可能會按自由主義的那一套錶決。以此方式,群體的影響造就瞭意識形態的膨脹,如此,一位法官的意識形態傾嚮,就因為同席的是兩位由同一政黨的總統所任命的法官而被放大瞭。
有一點與此相關。無論對於共和黨法官還是民主黨法官,如果被置於競爭性的觀點之中,則會導緻其意識形態的弱化。在許多場閤,單獨一位民主黨法官,如果同席的是兩位共和黨法官,結果常常是,他將會像典型的共和黨人一樣錶決;正如與兩位民主黨法官同席的共和黨法官,結果也錶明,他常常會像典型的民主黨人一樣錶決。當伴隨著的同席者是民主黨法官時,共和黨法官常常會比同席伴隨著兩位共和黨法官的民主黨法官,更會按照自由主義的那一套錶決。這樣總結並非完全沒有道理:當與共和黨任命的法官同席時,民主黨法官將會像共和黨法官那樣投票;而如果與民主黨法官同席時,共和黨法官也將會與民主黨人一樣錶決。但是這個結論本身是誤導性的,因為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如何錶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是否與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同席。4
陪審團。以個人的身份,當普通公民被問及,一位被告應當為其違法行為受到何種程度的懲罰。9用0到8來衡量他們的迴應,0錶示沒有任何懲罰,8錶示“極端嚴厲”的懲罰。記下他們個人的意見之後,這些人被分到六人陪審團之中,要求要仔細考慮並達成一緻的裁決。當大多數陪審員一開始就贊成輕微懲罰時,陪審團的裁決錶現齣“從輕的轉變”,即裁決程度會整體低於個體成員彼此開始討論之前的中等水平。但是當大多數陪審員贊成強有力的懲罰時,小組整體上會産生“從嚴的轉變”,即裁決程度整體高於個體成員開始討論之前的中等水平。當群體的成員變得憤慨時,相互討論的結果會使他們更加憤慨。
……
在很大的程度上,人們明顯會受他人行為的影響。在對餐館、對手、醫生、商店、領袖、圖書、電腦、電影、偶像、政見以及更多方麵的選擇上,我們常常人雲亦雲。這種從眾並非愚蠢或無意義的。一方麵,對於在他人的決定中,會傳遞齣什麼纔是真正應該做的的信息。如果大多數人都喜歡莎士比亞,贊美亞伯拉罕·林肯,對香煙避之不及,那麼對這些方麵予以關注就是有意義的。另一方麵,我們中大多數想得到他人的好評。那些對主流意見錶示拒絕,卻錶現齣奇特傾嚮的人,很可能會發現自己不那麼受歡迎。他們的事業可能會受到威脅;他們本身甚至可能遭到排斥。排斥令人不快。世界上很多地方,對不服從的懲罰就是死亡。
由於這些原因,從眾常常是理所當然的。問題在於,從眾亦能將個體和社會帶往不幸甚至是災難性的方嚮。最大的危險在於,對他人的人雲亦雲,會使我們無法發現自己究竟知道或者相信什麼。我們的沉默,亦使社會失於獲取重要信息。正如我們所能看到的,思維相近的人常常會走不必要的極端。而那些持異見者和拒絕接受他人強加壓力的人,常常是以其自身所付齣的重大代價,履行瞭重要的社會功能。對於在公司董事會議室、教堂、運動隊、學生組織、教職員工、投資俱樂部中的持異見者如此;對於白宮、國會、最高法院中的持異見者,也同樣如此。在戰爭期間與和平年代同樣如此。鑒於此,本書就是專門討論從眾之危害,以及反對之重要性的。
本書源於2003年2月10日至11日在哈佛大學法學院霍姆斯講座上所發錶的演講。能夠發錶這些演講,我要感謝主辦方的盛情邀請,以及在講座期間所提供的友好、慷慨和實質性的幫助。我衷心感謝羅伯特·剋拉剋院長(Robert Clark)、剋裏斯蒂娜·喬爾斯(Christine Jolls)、大衛·威爾金斯(David Wilkins)、理查德·澤剋豪澤(Richard Zeckhauser),感謝他們的慷慨與幫助。尤其是喬爾斯的盛情款待和實質性幫助,更令我感激不已。對於本書形成各個階段中不可或缺的探討和評論,我十分感謝邁剋爾·阿倫森(Michael Aronson)、布魯剋·哈林頓(Brooke Harrington)、裏德·黑斯蒂(Reid Hastie)、格雷琴·赫爾弗裏希(Gretchen Helfrich)、大衛·赫什萊弗 (David Hirshleifer)、剋裏斯蒂娜·喬爾斯(Christine Jolls)、第默爾·庫蘭(Timur Kuran)、凱瑟琳·麥金農(Catharine MacKinnon)、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蘇珊·穆勒·奧金(Susan Moller Okin)、埃裏剋·波斯納(Eric Posner)、利奧爾·斯特拉希勒維茨(Lior Strahilevitz)、大衛·斯特勞斯(David Strauss)、埃德娜·烏爾曼-馬格利特(Edna Ullmann-Margalit)、阿德裏安·沃爾繆勒(Adrian Vermeule)、麗莎·範·阿爾斯泰恩(Lisa Van Alstyne)、理查德·澤剋豪澤。當然,還要感謝哈佛大學齣版社的三位匿名審稿人。卡倫·坎貝爾(Caryn Campbell)和麗薩米歇爾·埃爾曼(Lisa Michelle Ellman)提供瞭極棒的研究協助,特彆是第8章中司法投票的數據(尤其是,他們清點瞭成韆上萬的選票!)。衷心感謝我的經紀人西黛爾·剋雷默(Sydelle Kramer),她在許多階段提供瞭富有價值的幫助和建議。我還非常感謝蘇珊·華萊士·波爾默(Susan Wallace Boehmer),她遠遠超齣瞭文字編輯的作用,無論行文風格還是具體內容,她總能在最後一刻做齣許多改進。同樣,還要特彆感謝我的女兒艾倫·魯迪剋·桑斯坦(Ellen Ruddick-Sunstein),她對本書貢獻良多,曾與我就從眾和異見進行瞭很多討論。
謹以本書獻給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一位常常對習慣性看法持有異見的人,一位對本書給予瞭無盡幫助的人,一位瞭不起的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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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我們似乎確立瞭一個牢固的地理決定論例證。首先,為瞭對付遊牧在北部前綫地區草原地帶的濛古族部落,明廷選擇北京為首都。由於物品必須從1000英裏以外的南方運來,如何運輸就成為全國性普遍關注的問題。華北地區的黃土土層決定瞭要想維持一條陸上官道是不可能的,水路運輸仍然是惟一的解決辦法。由於缺乏一條貫穿南北的自然河流,決定瞭必須修建運河。漕河雖然因此而齣現,但是地形因素和氣候因素限製瞭它的運輸能力。隨著曆史的發展,漕河未能使明王朝的國民經濟活躍起來。作為一條南北交通乾綫,平民大眾從它身上享受到的利益未能達到期望的程度。雖然它為明廷提供瞭頗有價值的服務,但是,它也反過來限製瞭明廷的財政經濟計劃範圍,緻使明廷在最後統治的時期裏不能適當地做齣調整,以適應明帝國內外的曆史變化。正如我們所瞭解的一樣,曆史發展在相當大的程度是由地理決定的。看來,這種地理決定論在漕運體係的運作中得到瞭最有力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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