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1
★活的历史和活的人物:傅国涌的散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活的历史”。他把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书信、日记、电文、回忆录、教科书——袒露在我们的面前,为我们揭开历史这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神秘面纱的一角,然我们窥见细节的、鲜活的历史和民国人物。
★ 历史学者的智性散文:傅国涌的散文有着历史学者散文特有的智性之美。他关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文化名人的思想,“思想是宝贵的,也是容易被轻忽、被忘却的。思想不能当饭吃,却常常隐伏着一个民族的生命,连接着过去与将来。”在对史料扎实考证的基础上,他的观点和发现往往发人深省;同时,字里行间又充盈着对知识分子命运的深切同情,冷峻深刻中不乏人性关怀的温度。
★对共和、民主、自由等大问题的思考:作者从民国历史的角度切入这些问题,正如作者所言,这些问题时隔一百年还能感受到它的分量。这些问题,既是袁世凯之问,也是民国时期几代知识分子思考的问题,是他们朴素地、低调地、持续地探索和实践过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21世纪的中国同样重要,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有助于我们“找到更为真实可靠的文化命脉,找到通往现代社会的路径”。
《问史哪得清如许》是历史学者傅国涌的以民国人物为主题的历史散文随笔集,书稿共分三部分,一是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轶事钩沉,如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陈寅恪、胡适等人的留学生活等;二是关于民国时期的社会公共生活,比如民国饭局、上海滩的社交活动等;三是侧重于在游记中畅想历史,如在南通想张謇,在无锡想荣德生等。
傅国涌,历史学者,独立撰稿人,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主要关注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百年中国言论史、知识分子的命运史、企业家的本土传统等,并坚持独立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在多家重要报刊开设评论或历史专栏。主要著作有:《金庸传》《叶公超传》《历史的误会》《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主角与配角——辛亥革命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等。
第一辑
袁世凯之问:共和要几个世纪?
“新国民”:袁世凯称帝之时知识人的思索
纸上的县治理想
1934:《独立评论》的乡村纪事
胡适为何拒绝组党?
第二辑
时局饭局格局:史量才在“九一八”之后的公共生活
鲁迅为何不喜欢杭州?
鲁迅为何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民国史上的建设力
“九○后”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选择
王人驹:一个低调理想主义者
第三辑
到无锡寻访荣氏兄弟遗迹
到南通寻访张謇遗迹
重庆到宜昌:访卢作孚遗迹
海盗和核电:风云三门湾
到成都寻找历史
跋:问史哪得清如许
《问史哪得清如许》:
1913年11月,芮恩施出任美国驻华公使,袁世凯跟他说:“中华民国是一个非常幼小的婴孩。必须加以看护,不叫他吃不易消化的食物,或服那些西医所开的烈性药物。”几年后,他看到袁1915年3月8日颁布的一个告示,对此有了真切的理解。告示试图肯定共和主义的信仰怎样深入遥远的边区,又要奖励那里刚刚归信的共和主义者: 据蒙藏事务局呈:科尔沁旗亲王伊锡海顺咨请该局转呈称,该旗呼图克图昆楚克楚隆木布尔率其部属拥护民国,请予褒奖。查该呼图克图率其部属效忠民国,深明大义,殊堪嘉许,应准其乘坐黄缎篷盖马车,以示宠荣。
透过这个文绉绉的告示,这位美国外交官发现:“这种承袭清朝的,一味讲究外表和喜欢炫耀的习气,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个特色,其重要性可能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程度。中国大部分社交礼节上都带有这种色彩。”他到总统府呈递国书时,来接他的那辆庄严华丽的礼车用八匹骏马驾驶,车身涂着描有金饰的蓝珐琅,以极其豪华的帝国宫廷排场来迎接他。袁的侍从武官长荫昌,即满洲贵胄、清廷的陆军大臣。
帝制时代的老办法、老规矩、老仪式、老排场,都是袁熟悉的,他摆脱不了,也无意摆脱。
芮恩施眼中的袁世凯是这样的:他不了解在一个共和国中执政的意义是什么,虽然他受过训练,见多识广,但他没有高深的文化修养,没有到过外国,也不懂得外国语。因此,他对于中国这时正在开始模仿的外国的各种制度只可能有一个淡薄的、模糊的观念。他对于共和政体的原则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也同样没有真正的认识和了解。
这与顾维钧的看法是一致的。所以,一旦有机会,袁世凯就要将反对派赶走,甚至解散国会。这一点,梁启超、张謇他们没有看穿,就连他在政治上的对手、对共和国抱有强烈热忱的宋教仁都没有看穿,他们对袁的认识都是有限的。
曾长期在大学教授政治学的芮恩施,在踏上中国的土地之初,在上海黄浦江边曾有一个感觉:“中国有着可供民主的种籽生长的肥沃土地;但是八千年所形成的文明不是一下子就能摧毁的。中国究竟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而共和政体却是相当突然地加到它身上去的。所以它现在仍然处于调整的时期。”他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真正的代议制,其主要榜样是美国。个人统治和帝制传统阻碍了中国人的这种努力,同时他们也缺乏经验来作指导;此外,他们还受到外国的怀疑和反对。” 当时,有许多长期住在中国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共和前景抱着相当悲观的态度。1912年12月8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对濮兰德的长篇采访,此人是英国人,自1883年以来长期在中国任职,曾是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私人秘书,也在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工作过,对中国相当熟悉,著有畅销书《慈禧统治下的大清帝国》等。他在接受采访时引用了一句中国谚语:江山易改,本『生难移。他称中国源远流长的专制制度只是换了个名字,其本质特征并未改变。“普选代议制并不是解决方案。在现今中国,它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在今后若干年也不可能实现。历史经验表明,相信中华民族会突然出现激进变革是愚蠢的。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次变革,真正的共和制又是不可能实现的。”据这位中国通的观察,中国人的内心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任何天翻地覆的变化,大多数人的心中也缺乏对自由的渴望和吁求。这与周树人的感受几乎是一致的,在以鲁迅笔名发表的系列小说和杂感中,这位中国最具有洞见的作家呈现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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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有底蕴有内涵的作者!!!必须是好作品,值得细细品读~~~
评分上次买的同样书,质量很不错,速度
评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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