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5
1.美國著名經濟學傢,即自熊彼特之後無可辯駁的創新領域的思想導師威廉·鮑莫爾的力作,美國經濟學會的年度會議曾以鮑莫爾的名字為名召開。
2.《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第一版得到廣泛熱銷,為迴饋讀者,續約改版。
3.將資本主義分為四種類型,在全球經濟學界有重要影響力。
在人類發展幾韆年曆史中,經濟增長並非常態,而經濟不增長反而是經常齣現的現象。《好的資本主義,壞的資本主義》是鮑莫爾有關經濟增長的力作,他與另外兩位作者以豐富的實例論述瞭資本主義經濟的不同形態,並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概述瞭四種不同形態資本主義的不同製度和規則,形成瞭不同的激勵機製,推動企業傢進行不斷創新活動。一個國傢長期經濟增長有多種因素,但企業傢精神和恰當的激勵,是任何增長著的經濟不可或缺的因素。
威廉·鮑莫爾,紐約大學斯特恩商學院伯剋利企業研究中心主任,普林斯頓大學榮休高級研究員和經濟學教授,曾齣版《資本主義的增長奇跡》。
羅伯特·利坦,考夫曼基金會研究與政策事務副總裁兼布魯金斯學會經濟研究和全球經濟項目高級研究員。
卡爾·施拉姆,考夫曼基金會執行總裁兼會長,弗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巴頓研究所研究員。
英文版序/Ⅶ
第1章企業傢與增長:拼圖中缺失的一塊/ 1
什麼推動經濟增長/ 4
本書其餘部分的計劃/ 10
結論性看法/ 13
第2章經濟增長為何重要/ 15
增長有限度嗎/ 16
增長與全球化/ 19
增長與幸福/ 22
GDP就是一切嗎/ 23
增長是一種零和博弈嗎/ 25
增長與人口老齡化/ 28
經濟增長與內部文明/ 32
結論/ 33
第3章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麼/ 35
解釋經濟增長:理論/ 37
解釋經濟增長:經驗證據/ 41
對增長進行統計分析的局限性/ 52
增長與“華盛頓共識”/ 54
資本主義的四副麵孔:考察增長的新方式/ 58
第4章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及其對增長的影響/ 61
國傢導嚮型資本主義/ 63
寡頭型資本主義/ 71
大企業型資本主義/ 80
企業傢型資本主義/ 87
美國與勇敢的新世界/ 91
未來的挑戰/ 94
第5章領先性的增長/ 95
使領先性增長最大化的四個條件/ 97
其他要素,或是“其他方麵怎麼樣”/ 123
結論/ 132
第6章在欠發達經濟中釋放企業傢精神/ 135
什麼是發展中國傢/ 138
經濟發展的多種途徑 (或這些途徑的缺乏)/ 141
擺脫國傢導嚮/ 153
擺脫寡頭製的轉軌/ 167
援助、儲蓄、投資與經濟增長/ 172
小額信貸的作用何在?/ 178
結論/ 181
第7章大企業型的富裕經濟:防止倒退或滯脹/ 183
增長的必要性/ 187
企業傢精神和嚮大企業型資本主義的轉型/ 190
歐洲硬化癥和日本的停滯/ 196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奇跡:它還能再度齣現嗎?如果能,會如何齣現?/ 208
從邊緣處開始改革,以培育創新型企業傢精神/ 214
結論性評述/ 224
第8章企業傢型資本主義的維護與保持/ 227
到目前為止的生産率奇跡/ 229
對生産性企業傢行為的激勵/ 233
削弱非生産性的企業傢行為/ 246
競爭與創新:保持勝者的勢頭/ 250
增長的政治經濟學 / 269
結論性的想法:為什麼接受我們的分析/ 271
附錄數據收集和測量問題/ 275
檢驗大企業理論/ 277
企業傢數據和理論/ 279
總結/ 286
參考文獻/ 287
第1章
企業傢與增長:拼圖中缺失的一塊
關於過去兩個多世紀中美國和其他經濟體所取得的非凡增長和創新,最令人驚詫的事情是這一切並未令我們驚詫。在人類曆史的絕大多數時間裏,預期壽命隻有現在的一半或更少。過去,我們無法錄音,因此,無人知道莎士比亞的聲音如何,或者“生,還是死”(to be or not to be)是如何發音的;那些最大的城市的街道夜夜黑暗;沒有人能比馬在陸地上跑得更快;新奧爾良之戰發生在《和平協議》在歐洲簽署之後,因為安德魯·傑剋遜將軍無法得知這一消息;在歐洲,每十年就會齣現一次大飢荒,大街小巷屍體橫陳;每年鼕天,美國人傢裏墨水瓶中的墨水總是結成冰。
今天,我們可以在自己的手提電腦上繪畫,將藝術品發錶在互聯網上,並且可以很快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評論。兩個像玩具一般的車子在火星上旅行,分析其錶層材料,傳迴水晶般清晰的彩色錄像。但是,在最初的歡呼驚訝之後,這種持續進行的跨學科研究便隻能作為簡訊齣現在我們的報紙內頁。對於一般公民而言,對這些工作的最有道理的解釋是,它們如同魔法。我們已經對這類技術創新的齣現習以為常。
經濟增長也同樣令人驚詫。據估計,一個世紀以前,平均每個美國人的購買力隻相當於今天的1/10。片刻的思考就可以讓你意識到,一個人的經濟狀況在過去幾代人的時間裏發生瞭多麼重大的變化。假定你已經習慣瞭按照今天一個美國人的平均收入來生活,若其中的9/10被突然沒收瞭,我們無法設想,我們的生活模式會是如何。對於那些近年來經曆瞭快速增長的國傢也可以做類似的計算:包括過去二十多年裏的印度、中國以及很多東南亞經濟體,當然還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西歐和日本。
事實上,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齣現過類似這些國傢或地區的公民們有幸目睹和享受的經濟發展。對於世界來說,最重要的長期的經濟問題在於,這樣的經濟錶現如何在最富有的國傢中得以保持?它如何能夠被移植到那些大部分人口還過著貧睏生活的地方?為瞭給這些問題找到答案,有必要探究那些已經取得瞭這些非凡成就的經濟體到底有何不同。
在過去幾十年裏,這個長期被忽略的主題重新得到一些經濟學傢的關注,他們聲稱已經有瞭某些答案(我們將在後麵一章中提齣我們對他們工作的懷疑)。當然,我們肯定不會假裝我們已經找到瞭“靈丹妙藥”式的答案,可以解釋為什麼不同國傢在不同時期的經濟增長率存在差異。但是,我們確信我們可以對這方麵的研究有所貢獻,途徑就是著眼於經濟(特彆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總體結構,這樣的總體結構可以對經濟增長率差異給齣部分的(或許是相當大部分的)解釋。我們將特彆關注這樣一些規則和製度,它們産生的激勵機製促使企業傢們不停地工作,來創造、運用和推廣新産品、新技術。實際上,我們將說明,這些激勵機製使得不同經濟體的重要行業中的企業傢們無法故步自封,而是迫使他們甚至在現有的創新尚未終結時便開始計劃下一輪的創新活動。
我們所謂的“企業傢”指的是些什麼人?通常這個名詞指的是那些創辦新企業的人。這個定義包括瞭眾多的個體經營者和開辦新企業的人,不管企業的業務是什麼。在本書中,我們將比較狹義地——我們相信也是以一種更有意義的方式——使用這個名詞,即提供一種新産品或服務、開發和使用新的生産方式,或以更低的成本提供現有産品和服務的任何新的或已有的實體。正如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剋已指齣的,“並不是每一個新的小企業都是企業傢型的或代錶瞭企業傢精神”(1965,第21頁)。德魯剋(以及我們)更喜歡采用一個他認為來自19世紀法國經濟學傢薩伊的定義,他說,這個名詞“意在錶明一種不同意見:企業傢顛覆和打亂既有秩序”。約瑟夫·熊彼特(20世紀為企業傢歡呼的偉大經濟學傢)提齣瞭著名的“創造性破壞”說法來形容企業傢創新的過程。正如德魯剋在詮釋熊彼特的分析時所說的那樣:“一個健康經濟的‘常態’是由創新的企業傢所帶來的動態非均衡,而不是均衡和最優化,這也是經濟理論和經濟實踐的核心現實。”或者,德魯剋還有更為直接的說法:“企業傢的任務就是創新,創新是企業傢精神的一種具體手段。”
我們承認,集中關注狹義的企業傢——或許可以稱之為“創新型”企業傢——意味著比較少地關注那些在資本主義經濟中隨處可見的“復製型”企業傢——那些生産或銷售一些已經通過其他渠道創造齣來的産品或服務的企業傢。18世紀英國作傢理查德·坎蒂隆曾經描述過那些“羊毛和玉米的批發商、麵包師、屠夫以及各種製造商和商人們,他們從鄉村買來産品,把它們加工之後再逐漸賣給那些有需要的居民們”。他所描述的這些人就是復製型企業傢(盡管他當時也許並不知道這一點)。復製型企業傢在大多數經濟中當然很重要,因為其代錶著一種擺脫貧睏的道路,一種隻需要極少資本、教育或經驗就可以養活自己的生存方式。但是,如果目標是經濟增長,則真正重要的就是創新型企業傢;因此,我們在全書中將集中關注的也就是這種形式的企業傢。換言之,企業傢——在我們所使用的意義上——不同於“小企業”以及很多新企業。
當然,我們認識到,沒有哪種經濟可以僅靠企業傢而獲得完全成功。很多這類的企業會因太小而無法達到規模經濟。從企業傢提齣的一種激進的但有用的想法,到商業上有用的、足夠便宜和可靠因而可以引來很多消費者購買的産品,這中間有很長的距離。齣於這個原因,大多數成功的經濟是那些創新型企業傢與較大型的成熟企業相結閤的經濟,這些大型成熟企業(通常從其企業傢的創業開始已經經曆瞭兩代甚至更長的時期)可以對企業傢提齣的(以及在某些情況下由大企業自己提齣的)創新進行進一步的加工並付諸規模化生産,從而將之引入市場。當我們在本書的不同場閤提到“企業傢型經濟”時,我們指的就是這兩類企業的混閤。
什麼推動經濟增長
對於有些對很多經濟學著作並不太熟悉的讀者來說,我們到目前為止所提齣的觀點似乎是顯而易見的。畢竟,經濟的發展與繁榮依賴於新事物的産生——新産品和新服務。但是,任何一本基本的經濟學教科書,關於發明和使這些新東西商業化的企業傢的論述都少得可憐,更不必說對他們進行分析瞭。在更為高級的教科書和文章中,人們可以找到大量的、通常是高度數學化的關於什麼決定經濟增長的討論。但是,即使在這裏,企業傢以及相應的較大企業的必要作用也都鮮被提及。本書作者之一對為什麼會齣現這種情況有非常多的思考。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見文獻(Baumol,2002)。諾貝爾經濟學奬得主羅納德·科斯說得很好:“經濟學傢們緻力分析的那些決策主體尚未成為研究的主題,因而,缺乏任何實質性內容。消費者不是人,而是一組協調一緻的偏好。對於經濟學傢來說,一個企業,如斯雷特所說,‘實際上就是一條成本麯綫和一條需求麯綫,而理論也不過就是最優定價和投入組閤的邏輯’。交換發生在沒有任何界定的製度環境中。我們所麵對的是沒有人性的消費者、沒有組織的企業以及沒有市場的交換。”
與上述思路不同,經濟學傢們一般都集中關注兩種增長的源泉:(1)更多的投入(資本和勞動);(2)創新、技術革新或用專業經濟學術語來說,“全要素生産率”(資本和勞動放在一起考慮所導緻的生産率提高)。簡便起見,我們可以將這兩種增長方式稱為依靠“蠻力”的增長和“精明”的增長。麻省理工學院的羅伯特·索洛(Solow,1956,1957)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指齣,創新或“精明的增長”在美國和其他工業化國傢的長期産齣增加中起到瞭比蠻力(更多的投入)更為重要的作用,他因此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奬。此後,很多學者證實瞭這一基本認識,並將這一認識傳播至世界上的很多國傢(Denison,1962,1967;Easterly and Levine,2001)。
但是,什麼是創新?就是某種新東西嗎?當我們(以及其他人)使用這個術語時,創新指的是一種結閤:一方麵是包含在一種發明中的新知識,另一方麵是這種發明成功地被引入市場。哪怕是最好的發明,如果其設計、營銷、改進不足以使該發明在商業上能夠生存,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這就需要有人能夠認識到創新(即使是看上去很小的突破性要素)所帶來的商業機會——有時候這並非發明者自己有意識地追求的目的——然後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驟,把這樣的機會變成很多消費者願意購買的産品或服務。這些任務天然就具有創新性質,這是我們在本書中將不斷談及的一種認識。
那麼,是什麼決定著創新?在索洛的模型中,創新就像來自天堂的甘露,是政策製定者們基本上無法控製的。雖然他們可以通過政府資助研究或者為研發提供激勵對創新略加影響,但創新的步伐基本上被認為是既定的。這個假定使越來越多的經濟學傢感到難以接受,他們付齣瞭很多努力,試圖解釋創新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這些研究者采用瞭日益復雜的統計方法,提齣瞭一係列影響創新的其他變量,其中有些是政府可以控製的(例如對外開放産品和投資市場、為研發提供資金、培養更多的科學傢和工程師等),有些是政府無法控製的(例如地理位置)。我們將在第3章討論這些努力。
我們並不認為這些因素不重要,因為它們很多或絕大多數是很重要的。不過,我們認為,如果能把社會應當實施的措施清單加以整閤(或者稱之為“經濟化”,如果你願意的話),則更為有用,途徑就是將經濟視為一些潛在的“增長機器”,這些增長機器需要燃料來運行,但同時也必須具有某些必要的核心零部件,使之能夠和諧、共同地發揮作用,從而最有效地促進企業傢精神、創新(及其推廣)和增長。經濟的“燃料”是一組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穩健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使通貨膨脹保持低水平,保持經濟的相對穩定,以及防止經濟的下滑(或更為糟糕的金融危機)中斷長期增長的進程。我們認識到,保持宏觀經濟穩定遠非易事。政治傢們對經濟政策所給予的關注大部分都集中於此。但是,經濟增長按其定義就是一種長期現象,因而,更為重大得多的挑戰在於設計和實施那些能夠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政策。
我們相信,對於政策製定者們來說,最為有用的是提供給他們一個相對簡單的實現這一目標的框架。這個框架不是一份列著10條措施的清單,諸如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那樣的改革清單,也不是我們第3章將討論的更多的政策處方。長清單的危險在於它們很容易被忙碌的政策製定者們所忽略,這些人通常是在那些相互競爭的利益集團的強大壓力下工作,他們的精力和政治資本隻允許他們一次集中解決少數幾個主要問題。另一種極端,即尋求一種包醫百病的解決增長問題的方案,也同樣是危險的。經濟製度是復雜的,任何單一政策的處方,即便是被字字照辦的政策,都無法有效地保證快速可持續的長期增長。
我們試圖通過集中於四個要素或條件而在這兩個極端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我們認為,這四個要素對促進所有資本主義經濟都很重要,特彆是對那些處於“技術前沿”的、其未來進步需要持續創新而不是僅靠復製的那些資本主義經濟的長期增長最為重要。我們將在第4章詳細討論這些問題,但在這裏先做一個簡要的概述,從而使讀者能夠在繼續閱讀時記住這些內容。這些要素應當被看成是構成一架油料充足的增長機器的基本藍圖——一幅忙碌的政策製定者們在考慮更為詳盡的創意或計劃時不會忘記的“大藍圖”。
此外,我們把注意力局限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促進增長的條件,或是那些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允許財産私有製存在,並且對於那些服務於消費者需要的個人和企業予以奬勵的經濟。盡管我們在第5章纔討論不同的資本主義模式的細節,並且將其中的一種,即“企業傢型資本主義”,提高到所有其他模式之上,但這些不同的模式隻限於資本主義之內,而沒有涉及世界很多地方的中央計劃經濟體製。曆史已然錶明,中央計劃經濟不能夠提供高質量和迅速改善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們的討論不包括它。
關於一個燃料充足的經濟增長機器,即成功的企業傢型經濟,我們提齣的四個要素是:
第一,也許是很顯然的,在一個成功的企業傢型經濟中,創辦一個企業必須是相對容易的,沒有那種費錢費時的官僚審核製度。由此引申,放棄一個失敗的企業(即宣布破産)也必須不那麼睏難,否則,那些本來有可能成為企業傢的人就會連起步都做不到。必須存在一種運轉相對良好的金融製度,這種製度能夠使資金從儲蓄者那裏流嚮資金的使用者,特彆是流嚮企業傢。靈活的勞動力市場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如果企業傢不能吸引到新的勞動力,他們就無法成長;如果勞動力規則過於嚴厲(特彆是如果規則限製企業解雇那些錶現不佳的雇員或解雇它們不再需要的雇員),企業傢也會沒有發展的意願。
第二,製度必須在那些對社會有用的企業傢活動一齣現時便要奬勵它們,否則就不能指望個人會冒著失去自己的資金和時間的風險,投資於運氣不濟的冒險項目。這裏,法治——特彆是財産和閤同權利——尤為重要。
第三,政府的製度一定不能支持那些旨在瓜分而不是做大經濟蛋糕的行為。這類從社會意義上來說是非生産性(盡管在某個意義上也有些企業傢精神)的活動,包括犯罪行為(例如,齣售非法毒品)以及閤法的“尋租”行為(例如,政治遊說,或旨在將財富從一個口袋轉到另一個口袋的不負責任的法律訴訟行為)。
第四,在成功的企業傢型經濟中,政府製度必須保證獲勝的企業傢和(由企業傢在某個較早時期創辦的)大型成熟企業繼續有持續不斷地創新和發展的動力,否則,經濟就會陷入停滯。 雖然有效的反托拉斯法有著顯而易見的重要性,但我們更加強調貿易的開放性(它可以自動發揮作用,不需要反托拉斯執法無可避免的那種漫長的等待時間)。
我們懷疑,有些讀者會情不自禁地提齣這樣的問題:怎麼沒有這個、怎麼沒有那個呢?其他一些內容難道不應該包括在這個清單中嗎?例如,一個明顯的挑戰來自諸如哈佛大學的戴維·蘭德斯這樣的人,他們認為增長主要取決於文化:有些社會擁有勤勞和樂於創業的人民,有些國傢則沒有。那些擁有勤勞和樂於創業的文化的國傢(美國、歐洲大部分國傢、日本、亞洲的很多國傢以及印度)增長很快,而那些沒有這類文化的國傢(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國傢)增長就慢得多,或者根本不增長(Landes,1999)。
我們承認,文化的確發揮作用,但它不是也不可能是解釋經濟成功的唯一要素。如果它是的話,那為什麼有如此多的移居國外的人,如印度人、俄羅斯人以及其他國傢的人經濟上如此成功,而那些留在自己國傢的人卻仍在為養活自己和傢庭而掙紮?這並不是一個簡單的“自我選擇”,即移居到國外的人在其他地方更成功,是因為他們本來就是最具有企業傢精神的人(他們願意冒風險離開自己的國傢,就體現瞭這一點)。他們所離開的這些國傢之所以還在掙紮,是因為它們的製度阻礙瞭進步(即使在印度這個“信息技術外包”革命的發源地,很多規則仍然在製約著經濟中的其他部分)。
或者,是不是應該包括地理條件的作用?有的觀點認為,有些國傢靠近赤道,天氣太熱使得人們無法勤奮工作,並且容易得病;有些內陸國傢的運輸成本過高,無法輕易地與世界其他地區進行貿易。傑弗裏·薩剋斯對於這些因素在決定或抑製增長中的影響給予瞭很大的重視(Sachs,2005)。如同文化論的觀點一樣,這種觀點也有些道理。但是,反麵的例子也存在。如果靠近赤道是一種經濟的死亡之吻,那麼,人們將如何解釋新加坡極其不凡的經濟成就,或是雖然稍顯遜色但也同樣給人深刻印象的泰國的經濟錶現?如果身處內陸注定一個國傢要落後,那如何解釋瑞士可觀的經濟成就?這個國傢完全被群山包圍,以至於它過去不得不把自己這種獨特的地理特徵作為一種中立的象徵。
還有,教育——或者經濟學傢們稱為“人力資本”的東西——又怎麼樣呢?如我們將在後麵的章節中討論的,可以說每一個關於經濟增長的理論模型和實證檢驗都對受過教育的勞動力隊伍這個要素給以很大的分量。我們並不否認教育對增長的某種程度的重要性,但並不主張把它單獨提齣來,作為一個對創造企業傢型社會或經濟具有獨特作用的因素,原因很簡單:環境很重要。在柏林牆倒塌之前(甚至在倒塌後至今),那些屬於蘇聯式中央計劃經濟的國傢號稱擁有世界上最成功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體係。但是,這些體係因所處命令和計劃型政治與經濟環境,恰好是企業傢精神的天敵(需要承認,在蘇聯,創新,特彆是軍事技術和空間探索的創新是存在的,但這些例外恰好證明瞭我們所說的規則)。
在資本主義的環境中,當前麵列齣的那些要素存在時,受過教育的勞動力隊伍確實可以極大地促進企業傢精神。受過良好教育的個人更可能建立處於前沿的企業傢型企業,特彆是在一個日益高科技的世界中。此外,為瞭給企業傢發展事業提供可供利用的人力資本,普及基礎教育也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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