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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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沈从文写给普通人的文物史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因历史的误会而割舍了与文学的因缘,坚忍不拔地向着另一条寂寞之路跋涉,从而取得了文物研究举世瞩目的成就。《大家小书:沈从文的文物世界》编选的研究文章,可以管窥沈从文的文物研究:他利用文物与文献互证这一独特方法,保存了过去时代生命形式,构筑的是艺术史和文化史。而自身的生命经验、体验也投射到文物研究中去。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等,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曾在山东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代表作有《边城》《从文自传》《湘行散记》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撰写了《唐宋铜镜》《龙风艺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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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底白印花布的历史发展
丝绸印花古代名叫“染缬”,加工技术种类多,各有不同名称,后来发展成蓝底白印花布的一种,宋元时就材料说名“药斑布”;就染法说名“浆水缬”。转用到棉布印染,成一般性流行商品时,必然是在明代松江棉布大量生产以后,但其发轫也许会早至公元前,可联系到西南地区织作的白叠、栏杆布上头去。白叠布用木棉织成,栏杆斑布似有织有染,在汉代和西北生产的细毛织物“罽”及“氍毹”“毾”同样受人重视。印花丝绸现存较早材料是长沙战国楚墓一件被面,花纹不详悉。其次是西北出土的一片晋代成品,上印重叠斑花,如照唐宋名称应名“玛瑙缬”。晋缥青瓷作褐斑花的,即和当时染缬纹相通。近于仿染缬而成。
染缬的缘起,《二仪实录》以为:“秦汉间始有,陈梁间贵贱通服之。隋文帝宫中者,多与流俗不同。次有文缬小花,以为衫子。炀帝诏内外官亲侍者许服之。”此书记载史事常多以意附会,不可尽信,惟谈及染缬在六朝流行,隋代宫中受重视,还不太荒谬。《搜神后记》曾提及染缬事。唐人记载称代宗宝应二年,启吴皇后墓,有缯彩如撮染成作花鸟之状。小说则以为玄宗柳婕妤妹,性巧,因发明花缬。《云仙散录》记:郭元振落梅妆阁有婢数十人,客至则拖鸳鸯缬郡(裙),参一曲。白居易诗“黄夹缬林寒有叶”,又说“成都新夹缬”,就实物和文字联系分析,可知染缬盛行于唐代,技术也成熟于唐代。唐代丝织物加工,已使用过种种不同的复杂技术,大致可分成两大类:第一类包括色彩复杂的文锦和两色花或本色花的绮、縠、绫、罗以及花纹突起的“剪绒”,薄如烟雾的“轻容”“鲛绡”纱。这些丝织物除剪绒外,其余加工方法,都是在织机提花过程中一气呵成。第二类包括各种不同的“刺绣”和“贴绢”“堆绫”“泥金银绘画”“染缬”等等。加工方法都是在丝织物成品上或衣裙材料成品上,另外通过复杂手续完成的。
唐代中等以上人家妇女的衣裙和家庭日用屏风、幛幔,多应用染缬。现存材料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应数甘肃敦煌和新疆发现品,以及日本正仓院部分藏品。从这些材料分析,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种染缬技术普遍流行:即蜡缬、夹缬和绞缬。可知开元时就有用染缬做军服的制度。又敦煌晚唐《劳度义斗圣图》中几个举袖迎风的妇女和另外坐在一旁几个披袈裟的罗汉僧徒,也同样有着染缬的。女的身上所着名叫“团窠”缬;罗汉身上披的袈裟,作水田方罫山水绉褶纹的,照唐宋习惯应当叫作“山水衲缬”。水田衣的使用,当时算是一种时髦。
2. “夹缬”的制法,是用镂空花板把丝绸夹住,再涂上一种浆粉混合物(一般用豆浆和石灰做成),待干后投入染缸加染,染后晾干,刮去浆粉,花纹就明白现出,宋人笔记说的“药斑布”,《碎金》说的“浆水缬”就指这一种。说它是蓝底白印花布的前辈,大致是不错的。这样做成的染缬,花色必浅于其他部分;如用花板夹住,直接于镂空处用颜色刷染,花色就深于其他部分。后者虽也叫染缬,但材料可并不曾入过染缸(三套缬中可能也有用刷染法加工的)。这种染缬必用花板,较早的记载有北宋张齐贤著《洛阳缙绅旧闻记》称:“洛阳贤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装花缬,众谓之李装花。”其次是《宋史·舆服志》载政和二年诏令:“后苑造缬帛,盖自元丰初置为行军之号,又为卫士之衣,以辨奸诈,遂禁止民间打造。令开封府申严其禁,客旅不许兴贩缬板。”到南宋后已解禁,所以朱熹文集中攻弹唐仲友文即说到假公济私,用公家缬板染私人彩帛事。又《梦粱录》谈临安市容时,说到许多彩帛铺,所谓彩帛,部分即印花缬帛。
用此法印到布上的名“药斑布”,相传出于宋嘉定中归姓,《图书集成》引旧记称:“药斑布出嘉定及安亭镇,宋嘉定中归姓者创为之。以布抹灰药而染青,候干,去灰药,则青白相间,有人物、花鸟、诗词各色,充衾幔之用。”(《图书集成》卷六八一,苏州纺织物名目)这种印花布,明清之际又名“浇花布”,同书松江条称:“药斑布俗名浇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又夹缬和蜡缬用同一技术加工的,有《岭外代答》所记“傜斑布”:“傜人以染蓝布为斑,其纹极细。其法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熔蜡灌于镂中,而后乃释板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其蜡,故能受成极细斑花,灿然可观。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傜人……或斑布袍裤。妇人上衫下裙,斑斓勃蔚,惟其上衣斑纹极细,俗所尚也。”
3. “绞缬”,是把成匹丝绸或衣裙成品,照需要把某部分用线缚着、缝着或做成一定襞折,用线钉固,染后晒干,再剪去线结,就自然形成一定图案,有蝴蝶、海棠、蜡梅、水仙等等简单小簇花样。最简便的是唐人所谓“鱼子缬”,比较复杂的则为“撮晕缬”。宋人笔记所谓“撮晕花样”“玛瑙的主题画案,经常用的是什么花、什么鸟和某几种常见的昆虫。这些花鸟昆虫形象和表现方法,现存实物虽不够多,可是另外却留下许多十分可靠的样稿可以参考,最重要的是大量唐代青铜镜子上的花鸟浮雕。绞缬法极简便的是十字纹样,明清有的地方性纺织物中,还采取这种绞缬法加工。图案充分保留唐代风格的,惟西藏人民织造的五色“氆氇”,特别有代表性。
应用染缬在唐代既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它不会不影响到其他工艺部门。显而易见的是它和当时三彩陶器花纹彩色的相互关系。有些三彩陶的宝相花和小簇花,都可能是先用于丝绸染缬,后来才转用于陶器装饰的。正如同一般说的搅釉木纹陶,实出于犀毗漆的摹仿。
染缬多宜于用在熟软薄质丝绸上。一般染缬多用青碧地,正如《唐史》所称:“妇人衣青碧缬,平头小花草履”,是某一时期流行制度。从出土三彩俑上还可看到一些青碧缬衣裙的基本式样。但唐人已习惯用红色,由退红(又名“不是红”,和“肉红”“杏子红”相近)到深色胭脂红,红色实包括了许多种不同等级。部分花缬必然是要利用这不同等级的红色形成美丽效果的。古代红色染料主要是紫草和红花,宋代以后才大量从南海运入苏木。红花出西北,所以北朝以来有“凉州绯色为天下最”的记载。但到唐代红花种植已遍全国,四川也有大量生产,所以蜀锦多红地。其实唐代不仅蜀锦著名,蜀中染缬也有一定地位。唐《韦绶传》就称:帝尝过韦绶院,时天寒,绶方寝,帝覆以妃子所着蜀缬袍而去。白居易诗又有“成者新夹缬”句子赞美蜀缬。史称后唐庄宗派宦官白正嗣入蜀监军,还时得文锦五十万匹。后些时期孟昶投降于宋,库入绫锦彩帛数目加倍多。这是大量丝织物中的彩帛,照唐代习惯,是所谓染彩为纹的丝织物,也就应当包括有各种时新花纹的染缬。
染缬图案不断在发展中,但受材料和技法限制,照例保留下更多更美观简便的花样,到后来继续流行。唐宋过渡期在五代,陶穀《清异录》称:“显德中创尊重缬,淡墨体,花深黄。二部郎陈昌达,好缘饰,家贫,货琴剑作缬帐一具。”由于爱好,甚至把穷书生的琴和剑都卖去,换一顶时新染缬帐子。这一面反映社会风气的影响,另一面也说明染缬的新花样。这种深色地的花缬,到北宋时还流行,后来被政府用法令禁止,技术才失传。宋锦中有“紫方团白花”“褐方团白花”等等名目。按锦织不出这种花样;如从染缬去研究,则还有些线索可寻。《宋史·舆服志》载天圣三年诏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蓝、黄、紫地撮晕花样。妇女不得将白色褐色毛缎并淡褐色匹帛制造衣服,令开封府限十日断绝。”诏令中举的黑褐地白花衣服及蓝、黄、紫地撮晕花样,都明指染缬。一种日用生产品由政府用法令禁止,可知成品流行必相当普遍,生产又相当费工。
北宋染缬禁令中,还有禁止“跋遮那缬”一项,初步研究知道“跋遮那缬”指的应当是一种加金的印染丝绸。至于这种高级丝织物加工技术,是否和当时新疆金绮工有关,或者直接和隋代西域名画家“尉迟跋质那”尉迟甲僧乙僧之父有关?我们一时还难解决。这里已涉及北宋染缬问题。前边曾提到北宋在某一时期中,曾禁止民间使用染缬,市上出售装花缬板的商人也算犯罪。这种创于五代,流行宋初,深色地黄白花的染缬,因受禁止而断绝,我们是否可从别的线索得知它的花纹图案基本调子?新出土材料特别重要的,是虎丘塔中经函中发现那几片三凤团花碧罗缬经袱,因为一切还具有唐代规格。以个人意见,直接材料虽不多,间接比较参考材料最重要的还是陶瓷,例如北方山西晋阳窑、南方福建建阳窑、江西吉州窑,几种深色黑紫釉印花点碗盏,有作银星斑的,有作黄兔毫斑的,有作玳瑁皮或鹧鸪翅斑的,有作犀皮漆中波罗斑的—特别重要是吉州窑烧造的紫褐釉印黄白花鸟三凤或方胜如意的茶盏花纹,图案组织基本上还是唐代式样,和染缬完全相通。由此启示,得知当时的确必有这种深色底子黄白花的染织物存在而且流行,才同时或稍后能具体反映到陶瓷制作上。
北宋墓壁画中,有个妇女外衣,又使用这种变格连钱花纹。其次山西元代壁画一个帐子上,也有相似花纹。至于做成牙牌丁拐三三两两相聚形式,在工艺品若干部门成为主题图案,时间却多在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之间。就现有百十种材料分析,且知道工艺美术采用这个图案,时间也有先后,并非同时产生。较早见于一个明代青花瓷坛上,约在十六世纪初期,和蓝印花布样子产生时代相差不多,可见它其实来自民间。其次表现到描金漆器上,时间似稍微晚些,约当明清之际。到十八世纪初,在“铜胎画珐琅”洋瓷上,以及“珐琅彩”瓷上,“豆彩”瓷上,都得到新的表现机会,达到艺术上的成熟期。以雍正豆彩瓷上反映艺术成就特别突出,组织健康活泼,配色明秀典雅,具有高度艺术水平。此外在描金花粉蜡笺上,也创造了些不同格式,布置活泼而新鲜。到十八、十九世纪间,除粉彩瓷继续使用这种图案,产生许多作品,此外银、铜、锡各种金属用器上,也使用过这种图案,用錾花法加以表现。并起始在丝绸中广泛应用,例如天鹅绒雕花、挽袖平金、彩色刻丝,和刻金银衣料,都使用到。由于材料不同,加工过程不同,各有不同艺术成就。十九世纪下半期,流行的彩色印花丝绸、彩色印花洋布,和荷花紫及竹青色本色花缎,更多采用这种图案。材料面积较宽,花头也稍大一些。这已近于曲终雅奏,此后即由盛而衰。至于同、光时在蓝釉瓷瓶上加金团花,花式日益板滞少变化,既不能如十八世纪表现到珐琅彩豆彩瓷上那么秀美灵活,也不能如十九世纪初反映到丝绸上那么出众翻新,可说是这种图案在工艺应用上的真正尾声。但十七八世纪保留在蓝印花布上这个花样,却在二十世纪全国农村中还继续流行,直到现代,说明人民对它的爱好成习惯已多年。江浙和西南农村妇女,多欢喜用它做包头首巾和围裙、被面、帐子,令人眼目明爽。花朵大小随要求不同,帐子上有大到五寸的。事实上它也比目下许多现代派或未来派的圈圈点点彩色印花布还健康美丽得多,受群众欢迎是十分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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