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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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屆嚮全國推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
著名作傢瀋從文寫給普通人的文物史
瀋從文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傢,在新中國成立後,因曆史的誤會而割捨瞭與文學的因緣,堅忍不拔地嚮著另一條寂寞之路跋涉,從而取得瞭文物研究舉世矚目的成就。《大傢小書:瀋從文的文物世界》編選的研究文章,可以管窺瀋從文的文物研究:他利用文物與文獻互證這一獨特方法,保存瞭過去時代生命形式,構築的是藝術史和文化史。而自身的生命經驗、體驗也投射到文物研究中去。
瀋從文(1902—1988),原名瀋嶽煥,筆名休蕓蕓、甲辰等,湖南鳳凰縣人,苗族。現代著名作傢、曆史文物研究傢、京派小說代錶人物。14歲時,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曾在山東大學、西南聯閤大學、北京大學任教。代錶作有《邊城》《從文自傳》《湘行散記》等。新中國成立後,在中國曆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文物研究,撰寫瞭《唐宋銅鏡》《龍風藝術》《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學術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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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底白印花布的曆史發展
絲綢印花古代名叫“染纈”,加工技術種類多,各有不同名稱,後來發展成藍底白印花布的一種,宋元時就材料說名“藥斑布”;就染法說名“漿水纈”。轉用到棉布印染,成一般性流行商品時,必然是在明代鬆江棉布大量生産以後,但其發軔也許會早至公元前,可聯係到西南地區織作的白疊、欄杆布上頭去。白疊布用木棉織成,欄杆斑布似有織有染,在漢代和西北生産的細毛織物“罽”及“氍毹”“毾”同樣受人重視。印花絲綢現存較早材料是長沙戰國楚墓一件被麵,花紋不詳悉。其次是西北齣土的一片晉代成品,上印重疊斑花,如照唐宋名稱應名“瑪瑙纈”。晉縹青瓷作褐斑花的,即和當時染纈紋相通。近於仿染纈而成。
染纈的緣起,《二儀實錄》以為:“秦漢間始有,陳梁間貴賤通服之。隋文帝宮中者,多與流俗不同。次有文纈小花,以為衫子。煬帝詔內外官親侍者許服之。”此書記載史事常多以意附會,不可盡信,惟談及染纈在六朝流行,隋代宮中受重視,還不太荒謬。《搜神後記》曾提及染纈事。唐人記載稱代宗寶應二年,啓吳皇後墓,有繒彩如撮染成作花鳥之狀。小說則以為玄宗柳婕妤妹,性巧,因發明花纈。《雲仙散錄》記:郭元振落梅妝閣有婢數十人,客至則拖鴛鴦纈郡(裙),參一麯。白居易詩“黃夾纈林寒有葉”,又說“成都新夾纈”,就實物和文字聯係分析,可知染纈盛行於唐代,技術也成熟於唐代。唐代絲織物加工,已使用過種種不同的復雜技術,大緻可分成兩大類:第一類包括色彩復雜的文錦和兩色花或本色花的綺、縠、綾、羅以及花紋突起的“剪絨”,薄如煙霧的“輕容”“鮫綃”紗。這些絲織物除剪絨外,其餘加工方法,都是在織機提花過程中一氣嗬成。第二類包括各種不同的“刺綉”和“貼絹”“堆綾”“泥金銀繪畫”“染纈”等等。加工方法都是在絲織物成品上或衣裙材料成品上,另外通過復雜手續完成的。
唐代中等以上人傢婦女的衣裙和傢庭日用屏風、幛幔,多應用染纈。現存材料有重要參考價值的,應數甘肅敦煌和新疆發現品,以及日本正倉院部分藏品。從這些材料分析,得知唐代至少已有三種染纈技術普遍流行:即蠟纈、夾纈和絞纈。可知開元時就有用染纈做軍服的製度。又敦煌晚唐《勞度義鬥聖圖》中幾個舉袖迎風的婦女和另外坐在一旁幾個披袈裟的羅漢僧徒,也同樣有著染纈的。女的身上所著名叫“團窠”纈;羅漢身上披的袈裟,作水田方罫山水縐褶紋的,照唐宋習慣應當叫作“山水衲纈”。水田衣的使用,當時算是一種時髦。
2. “夾纈”的製法,是用鏤空花闆把絲綢夾住,再塗上一種漿粉混閤物(一般用豆漿和石灰做成),待乾後投入染缸加染,染後晾乾,颳去漿粉,花紋就明白現齣,宋人筆記說的“藥斑布”,《碎金》說的“漿水纈”就指這一種。說它是藍底白印花布的前輩,大緻是不錯的。這樣做成的染纈,花色必淺於其他部分;如用花闆夾住,直接於鏤空處用顔色刷染,花色就深於其他部分。後者雖也叫染纈,但材料可並不曾入過染缸(三套纈中可能也有用刷染法加工的)。這種染纈必用花闆,較早的記載有北宋張齊賢著《洛陽縉紳舊聞記》稱:“洛陽賢相坊,染工人姓李,能打裝花纈,眾謂之李裝花。”其次是《宋史·輿服誌》載政和二年詔令:“後苑造纈帛,蓋自元豐初置為行軍之號,又為衛士之衣,以辨奸詐,遂禁止民間打造。令開封府申嚴其禁,客旅不許興販纈闆。”到南宋後已解禁,所以硃熹文集中攻彈唐仲友文即說到假公濟私,用公傢纈闆染私人彩帛事。又《夢粱錄》談臨安市容時,說到許多彩帛鋪,所謂彩帛,部分即印花纈帛。
用此法印到布上的名“藥斑布”,相傳齣於宋嘉定中歸姓,《圖書集成》引舊記稱:“藥斑布齣嘉定及安亭鎮,宋嘉定中歸姓者創為之。以布抹灰藥而染青,候乾,去灰藥,則青白相間,有人物、花鳥、詩詞各色,充衾幔之用。”(《圖書集成》捲六八一,蘇州紡織物名目)這種印花布,明清之際又名“澆花布”,同書鬆江條稱:“藥斑布俗名澆花布,今所在皆有之。”
又夾纈和蠟纈用同一技術加工的,有《嶺外代答》所記“傜斑布”:“傜人以染藍布為斑,其紋極細。其法以木闆二片鏤成細花,用以夾布,而熔蠟灌於鏤中,而後乃釋闆取布投諸藍中。布既受藍,則煮布以去其蠟,故能受成極細斑花,燦然可觀。故夫染斑之法,莫傜人若也。”“傜人……或斑布袍褲。婦人上衫下裙,斑斕勃蔚,惟其上衣斑紋極細,俗所尚也。”
3. “絞纈”,是把成匹絲綢或衣裙成品,照需要把某部分用綫縛著、縫著或做成一定襞摺,用綫釘固,染後曬乾,再剪去綫結,就自然形成一定圖案,有蝴蝶、海棠、蠟梅、水仙等等簡單小簇花樣。最簡便的是唐人所謂“魚子纈”,比較復雜的則為“撮暈纈”。宋人筆記所謂“撮暈花樣”“瑪瑙的主題畫案,經常用的是什麼花、什麼鳥和某幾種常見的昆蟲。這些花鳥昆蟲形象和錶現方法,現存實物雖不夠多,可是另外卻留下許多十分可靠的樣稿可以參考,最重要的是大量唐代青銅鏡子上的花鳥浮雕。絞纈法極簡便的是十字紋樣,明清有的地方性紡織物中,還采取這種絞纈法加工。圖案充分保留唐代風格的,惟西藏人民織造的五色“氆氌”,特彆有代錶性。
應用染纈在唐代既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它不會不影響到其他工藝部門。顯而易見的是它和當時三彩陶器花紋彩色的相互關係。有些三彩陶的寶相花和小簇花,都可能是先用於絲綢染纈,後來纔轉用於陶器裝飾的。正如同一般說的攪釉木紋陶,實齣於犀毗漆的摹仿。
染纈多宜於用在熟軟薄質絲綢上。一般染纈多用青碧地,正如《唐史》所稱:“婦人衣青碧纈,平頭小花草履”,是某一時期流行製度。從齣土三彩俑上還可看到一些青碧纈衣裙的基本式樣。但唐人已習慣用紅色,由退紅(又名“不是紅”,和“肉紅”“杏子紅”相近)到深色胭脂紅,紅色實包括瞭許多種不同等級。部分花纈必然是要利用這不同等級的紅色形成美麗效果的。古代紅色染料主要是紫草和紅花,宋代以後纔大量從南海運入蘇木。紅花齣西北,所以北朝以來有“涼州緋色為天下最”的記載。但到唐代紅花種植已遍全國,四川也有大量生産,所以蜀錦多紅地。其實唐代不僅蜀錦著名,蜀中染纈也有一定地位。唐《韋綬傳》就稱:帝嘗過韋綬院,時天寒,綬方寢,帝覆以妃子所著蜀纈袍而去。白居易詩又有“成者新夾纈”句子贊美蜀纈。史稱後唐莊宗派宦官白正嗣入蜀監軍,還時得文錦五十萬匹。後些時期孟昶投降於宋,庫入綾錦彩帛數目加倍多。這是大量絲織物中的彩帛,照唐代習慣,是所謂染彩為紋的絲織物,也就應當包括有各種時新花紋的染纈。
染纈圖案不斷在發展中,但受材料和技法限製,照例保留下更多更美觀簡便的花樣,到後來繼續流行。唐宋過渡期在五代,陶穀《清異錄》稱:“顯德中創尊重纈,淡墨體,花深黃。二部郎陳昌達,好緣飾,傢貧,貨琴劍作纈帳一具。”由於愛好,甚至把窮書生的琴和劍都賣去,換一頂時新染纈帳子。這一麵反映社會風氣的影響,另一麵也說明染纈的新花樣。這種深色地的花纈,到北宋時還流行,後來被政府用法令禁止,技術纔失傳。宋錦中有“紫方團白花”“褐方團白花”等等名目。按錦織不齣這種花樣;如從染纈去研究,則還有些綫索可尋。《宋史·輿服誌》載天聖三年詔令:“在京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並藍、黃、紫地撮暈花樣。婦女不得將白色褐色毛緞並淡褐色匹帛製造衣服,令開封府限十日斷絕。”詔令中舉的黑褐地白花衣服及藍、黃、紫地撮暈花樣,都明指染纈。一種日用生産品由政府用法令禁止,可知成品流行必相當普遍,生産又相當費工。
北宋染纈禁令中,還有禁止“跋遮那纈”一項,初步研究知道“跋遮那纈”指的應當是一種加金的印染絲綢。至於這種高級絲織物加工技術,是否和當時新疆金綺工有關,或者直接和隋代西域名畫傢“尉遲跋質那”尉遲甲僧乙僧之父有關?我們一時還難解決。這裏已涉及北宋染纈問題。前邊曾提到北宋在某一時期中,曾禁止民間使用染纈,市上齣售裝花纈闆的商人也算犯罪。這種創於五代,流行宋初,深色地黃白花的染纈,因受禁止而斷絕,我們是否可從彆的綫索得知它的花紋圖案基本調子?新齣土材料特彆重要的,是虎丘塔中經函中發現那幾片三鳳團花碧羅纈經袱,因為一切還具有唐代規格。以個人意見,直接材料雖不多,間接比較參考材料最重要的還是陶瓷,例如北方山西晉陽窯、南方福建建陽窯、江西吉州窯,幾種深色黑紫釉印花點碗盞,有作銀星斑的,有作黃兔毫斑的,有作玳瑁皮或鷓鴣翅斑的,有作犀皮漆中波羅斑的—特彆重要是吉州窯燒造的紫褐釉印黃白花鳥三鳳或方勝如意的茶盞花紋,圖案組織基本上還是唐代式樣,和染纈完全相通。由此啓示,得知當時的確必有這種深色底子黃白花的染織物存在而且流行,纔同時或稍後能具體反映到陶瓷製作上。
北宋墓壁畫中,有個婦女外衣,又使用這種變格連錢花紋。其次山西元代壁畫一個帳子上,也有相似花紋。至於做成牙牌丁拐三三兩兩相聚形式,在工藝品若乾部門成為主題圖案,時間卻多在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就現有百十種材料分析,且知道工藝美術采用這個圖案,時間也有先後,並非同時産生。較早見於一個明代青花瓷壇上,約在十六世紀初期,和藍印花布樣子産生時代相差不多,可見它其實來自民間。其次錶現到描金漆器上,時間似稍微晚些,約當明清之際。到十八世紀初,在“銅胎畫琺琅”洋瓷上,以及“琺琅彩”瓷上,“豆彩”瓷上,都得到新的錶現機會,達到藝術上的成熟期。以雍正豆彩瓷上反映藝術成就特彆突齣,組織健康活潑,配色明秀典雅,具有高度藝術水平。此外在描金花粉蠟箋上,也創造瞭些不同格式,布置活潑而新鮮。到十八、十九世紀間,除粉彩瓷繼續使用這種圖案,産生許多作品,此外銀、銅、锡各種金屬用器上,也使用過這種圖案,用鏨花法加以錶現。並起始在絲綢中廣泛應用,例如天鵝絨雕花、挽袖平金、彩色刻絲,和刻金銀衣料,都使用到。由於材料不同,加工過程不同,各有不同藝術成就。十九世紀下半期,流行的彩色印花絲綢、彩色印花洋布,和荷花紫及竹青色本色花緞,更多采用這種圖案。材料麵積較寬,花頭也稍大一些。這已近於麯終雅奏,此後即由盛而衰。至於同、光時在藍釉瓷瓶上加金團花,花式日益闆滯少變化,既不能如十八世紀錶現到琺琅彩豆彩瓷上那麼秀美靈活,也不能如十九世紀初反映到絲綢上那麼齣眾翻新,可說是這種圖案在工藝應用上的真正尾聲。但十七八世紀保留在藍印花布上這個花樣,卻在二十世紀全國農村中還繼續流行,直到現代,說明人民對它的愛好成習慣已多年。江浙和西南農村婦女,多歡喜用它做包頭首巾和圍裙、被麵、帳子,令人眼目明爽。花朵大小隨要求不同,帳子上有大到五寸的。事實上它也比目下許多現代派或未來派的圈圈點點彩色印花布還健康美麗得多,受群眾歡迎是十分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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