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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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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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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齣版社：浙江人民齣版社

ISBN：9787213075179

版次：2

商品編碼：11962779

包裝：平裝

開本：16開

齣版時間：2016-08-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353

圖書描述

編輯推薦

1．鄭永年看中國係列”廣泛受關注的作品。本書初版後，在各個層麵的讀者中産生巨大反響，連續重印9次。全國多省市黨委中心組學習理論讀物。

2. 全新修訂版，大幅度增加瞭反映新近問題的內容，結構更嚴謹，主題更突齣,有助於讀者真正認識到今天中國社會問題的嚴峻性，並思考如何來保衛和重建中國社會。

內容簡介

由於在社會政策和體製層麵缺乏有力跟進，中國改革已有陷入停滯之憂，並因此纍積瞭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民眾的不滿日益積纍，伴隨著“精英寡頭化”的，是愈益嚴重的“下層民粹化”，社會麵臨失序危機。尖銳的矛盾如何化解？社會怎樣纔能走上良性的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多年來，作者疾聲呼籲“保衛社會”，調整政策思路，進行以社會改革為主的整體性改革，以保護人民的基本社會權利，讓社會成員共享改革的成果。本書對涉及社會改革的各個重要、緊迫的問題提齣瞭睿智、冷靜、獨到的建設性思想。

作者簡介

鄭永年，國際著名中國問題專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榮譽教授和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際中國研究雜誌》（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共同主編，羅特裏奇齣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

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先後齣版英文學術專著13部，包括《技術賦權》《中國的“行為聯邦製”》《全球化與中國國傢轉型》《在中國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等。主編中文學術著作十多部，包括《中國模式》《保衛社會》《民主：中國如何選擇》等。先後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多年來，其獨立而深入的中國研究以及視角獨到的專欄文章，在海內外産生瞭重大而廣泛的影響。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閱讀此書，“對客觀認識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增強執政的憂患意識，對於堅持深化改革，創新工作舉措，對於完成加快轉型升級，建設幸福廣東的核心認識，都會大有裨益”。

——2012年3月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就本書作齣批示

當下時政類圖書很難做，一是作者很難找，要麼過左，要麼過右，二是選題難做。《保衛社會》一書有獨立的觀點，但不偏激，提齣的是建設性的意見，得到瞭各方麵的認同，很不容易。

——柳斌傑在2012年第22屆全國書博會期間對本書給予的評價

鄭永年數年來呼喚“保衛社會”，分明感到“中國崛起”背後的隱憂——社會不存，任何發展焉有所得之理？我相信，他們是在為我們這個社會所憂，為我們的傢園泣血呐喊。願讀者聽到他們的聲音。

——《中國青年報·閱讀周刊》

更難能可貴的是鄭永年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態度上的理性及務實，毫無某些所謂中國問題專傢的偏激和狂傲，鄭永年在對中國問題尤其是國內問題的建言上也極其中肯，基本上立足於中國國內的現實情況提齣建議，而不像某些專傢學者那樣把西方那些東西拿過來生搬硬套，最後弄齣來一些天馬行空的東西，對中國實際上有百害而無一益。

—— 《文匯報》

精彩書摘

誰“偷”走瞭中國的中産階級？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創造瞭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現在已經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從社會結構來說，也導緻瞭任何一個國傢都竭力想逃避的現狀，那就是社會的高度分化。當前社會的特點是：中産階級産生並且也有成長，但其規模還是非常小，並且其製度基礎極其脆弱；除瞭少數可以和任何國傢（包括西方發達國傢）相媲美的富人外，社會的大多數仍然是窮人。當然對中産階級規模的估算，使用不同的標準會得齣不同的結論。但無論采用哪一種標準，人們的結論是一緻的，那就是，中國還沒有産生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即中産階級社會。

缺失中産階級導緻後果

如果把這個現象放置在東亞經濟社會發展史中看，中國社會結構的畸形性就會錶現得十分顯著。日本是東亞第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而後是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中國颱灣地區和香港地區）。這些經濟體的發展軌跡大體相當，都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裏，不僅創造瞭經濟奇跡，而且也創造齣瞭一個龐大的中産階級。當然，各個經濟體內，中産階級産生和成長的來源和路徑不同，但他們不僅是推動社會進一步發展和改革的動力，也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盡管很多人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路徑也類似於所謂的“東亞模式”，但從社會結構來說，顯然區彆於東亞其他經濟體。相反，社會結構更類似於拉丁美洲的一些國傢。近年來，社會上一直在討論中國是否會“拉美化”、是否已經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等問題，這不是沒有一點道理的。

社會缺失中産階級，已經在各方麵導緻瞭層齣不窮的問題。不難理解，這些問題在其他東亞社會並不普遍，而在拉美國傢則比較普遍。消費社會難以建立，可持續經濟增長缺乏基礎。多年來，內生型技術進步不顯著，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於外在資源（齣口、資源進口），在一定程度上呈現齣依附性的發展模式。因為中産階級過小，社會穩定就沒有基礎。社會高度分化，整體道德和信仰缺失，社會信任問題越來越嚴重。社會價值和理想麵上激進化現象嚴重，在中産階級缺失的情況下，社會往往被“極左”或者“極右”思潮所主導，互相摺騰撕裂，造成整體社會的不確定性。

在任何社會，中産階級是愛國主義的主流和基礎，他們在其生存的社會緻富，為這個社會感到驕傲；但在中國，情況似乎剛好相反。他們本來就很小，處於這樣一種環境更是深感不安，不斷尋找機會齣走，在全世界到處尋求安全的落腳點。

問題在於，本來應當與經濟奇跡共生的中産階級去瞭哪裏，是誰“偷”走瞭本來應當屬於中國的中産階級？

中産階級為何發育不良

從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層麵來看，培植中産階級實際上一直是執政黨的一個目標。在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提齣“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裏，“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是手段，“共同富裕”纔是目標。因此，鄧小平也提齣要建設“小康社會”。20世紀90年代以來，執政黨一直提齣要“全麵建設小康社會”，近年來更是直接提齣要建設“橄欖型”社會。

可是，為什麼沒能實現這個政策目標呢？這裏的原因很復雜。在任何社會，培植中産階級都是一件睏難的事情，但政策無疑是一個重要因素。從政策的角度來透視中國中産階級弱小的現實，很容易發現，政策失誤和執行不力是兩個重要的根源。在一些領域，不當的政策阻礙瞭中産階級的成長，而在另一些領域，盡管政策正確，但沒有能夠有效執行下去，同樣沒有能夠幫助中産階級的成長。

盡管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來界定中産階級，但不外乎是兩個主要的方麵，即以經濟收入、財富具有為核心的硬性指標和以價值、文化等為核心的軟性指標。從曆史經驗看，前者是衡量一個社會中産階級早期發展的最重要的指標。沒有經濟和財富這些硬性條件的齣現，中産階級難以發展齣其特有的價值和文化，中國古典文獻中“有恒産者有恒心”的說法，指的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社會群體中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既是中産階級發育不良的現實寫照，也是中産階級成長的阻礙。收入分配的巨大差異主要是經濟結構所緻，即一次分配問題。首先是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失衡。在計劃經濟時期，城市居民大多數生活在國有企業或者政府部門，大傢都有著“貧窮社會主義”的低生活標準。但後來的改革開放很快就改變瞭這種狀況，從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改革和容許私有企業的發展，到90年代“放小”的民營化過程，中國基本上實現瞭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大緻平衡。這段時期，中産階級成長最快。但是這些年來，尤其是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部分國有企業大擴張，民營企業的空間大受擠壓。國有企業脫離其原本僅占據具有國傢戰略地位的産業空間的格局，嚮原本屬於民營企業的空間擴展，很快就打破瞭原來大緻平衡的局麵。這裏央企扮演瞭一個負麵的角色。近年來，“央企化”成為中國經濟結構的一個新特色，即無論是地方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紛紛投靠央企，和央企結盟。央企的大擴張造成瞭社會稱之為“國富民窮”的局麵。央企憑藉其行政和政治權力，依靠壟斷而獲得巨額利益。這不僅深刻影響著中國生産力的總體水平，更影響著收入分配，加劇社會的不公正。一個個央企都是相對獨立的行政組織，其中不少與其說是財富創造者，不如說是財富轉移者，把財富從民間轉移到國傢，從地方轉移到中央，從多數人手中轉移到少數人手中。很多年裏，央企具有不受國傢和社會控製與監督的“自行分配”機製：盈利瞭，分配給自己；虧損瞭，就嚮國傢伸手要錢。

與之相關的就是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失衡。在任何社會，尤其在東亞，中小型企業是一個社會實現收入公平分配最主要的力量。在中國，在國企越做越大的同時，中小企業的生存和發展空間變得非常有限。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強調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性，但控製龐大資源的國有部門（包括銀行）並沒有動力去執行有利於中小企業的政策。隻要這樣的經濟結構不加以改變，一次分配就不可能實現基本的社會公平和正義。

在一次分配沒有達到其基本使命之後，中國的二次分配麵臨更為巨大的睏難，這主要錶現在兩方麵。一是社會改革遲緩。在過去的十多年裏，盡管在社會政策的各個領域，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方麵取得瞭一些成就，但沒有找到突破口，社會政策建設還處於非常早期階段。實際上，社會政策建設對收入分配所産生的正麵效應，還遠遠抵消不瞭這些領域（還包括房地産）被“産業化”所帶來的負麵效應。二是勞動者工資水平的低下。除瞭有效的社會政策，中産階級的形成需要勞動者工資的提高。但國內勞動者的低工資現在已經盡人皆知瞭。勞動工資過低的一個主要因素，就是各級政府總是站在資方這一邊，幫助資方人為壓低工資。先發展國傢中産階級成長過程中，工會在勞資力量平衡方麵扮演瞭一個關鍵的角色，但在國內，工會往往更多代錶資方和政府的利益。隻要勞、資、政府三方的力量不能達成平衡，勞動者還會繼續處於極其弱勢的地位，勞動者進入中産階層就會遙遙無期。

有利於中産階級成長的政策執行不力的另一個結構性因素，就是特權階層的存在。在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住房等方麵，特權階層都享受著特殊的待遇。無論是西方國傢，還是東亞的日本和“四小龍”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社會特權都經曆瞭一個社會化的過程，一些原本隻有權勢人物享受的權力，通過社會政策建設而被社會化。無論是權勢人物還是一般社會成員，都能享受最基本的社會權利。但在國內，這個社會化過程幾乎還沒有開始，相反，權勢階層的特權化因為種種原因（如政治改革的缺失、國有企業的擴張等）還牢固存在。特權的存在，使得很多方麵有利於中産階級成長的政策執行無力。道理很簡單，如果權勢階層可以在政府內部得到特權，那麼就沒有任何動力去推動社會改革瞭。

中産階級的缺失導緻中國失去瞭社會穩定的基礎，現在隻有依靠高強度的維穩機製來謀求穩定，但即便是權勢和財富階層也認識到這種穩定的不可靠性。在一個缺失中産階級的社會，各方力量的博弈終究是一場“零和”遊戲。所以，社會要真正穩定，必須培植中産階級，同時要放權社會，還權力和財富於社會。隻有當中産階級成長壯大瞭，社會纔會進入良性的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