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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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姜士彬先生的《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不仅是西方汉学界较早系统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社会结构，尤其是上层统治阶层的开拓性研究之一，而且也以其“寡头阶层”的结论对前贤的“贵族阶层”论断进行了反思，认为中古中国是贵族政治与官僚政治的结合。姜士彬的研究既讲究对社会学理论的运用借鉴，对敦煌氏族谱这类文献的谱系辨析亦深受西方文献学的影响。迄今看来，在学术史和方法论层面均有相当高的价值。

内容简介

　　“中世纪的中国是一个贵族国家呢？还是一个官僚国家？”此书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它是两者的独特的结合。权力最终来自对政府的供职，而非来自血统／家族／门第，但是在大约5世纪至10世纪时期出任官职，比在中华帝国的任何时期都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门第出身。从晋至唐，大约数百个大姓在政治上、社会上支配了中国——一种寡头政治。只是到了五代宋初，他们才最后失势。敦煌发现的某些谱牒保存了唐代某些姓氏的名称。较早的谱牒由政府机构编成，其实质是官方圈定上层阶级的成员资格。这些家庭出身的人物被赋予竞争官职的特殊优势，从而在5至10世纪之间把持着中央政府绝大部分的官职。隋唐时期改革了选择官员的方式，出现了有关社会地位的新观念，世家大族把持政权的制度开始有所变化，终唐之世，世家大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保持着权势。正是鉴于这些家族在中世纪如此重要，《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一书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家族的结构和如何发挥功能。本书的结论是，在宋代以前的时期内，大家族与其说近似于“姓氏”，不如说最近似于今天人类学家所称为的“宗族”。

作者简介

　　姜士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早年专注中古中国士族研究，近年关注明清大众文化研究。

目录

致谢

引言
第一章 士：中古统治阶层的定义
第二章 任官与地位
第三章 大族：中古统治阶层的概念
第四章 唐代氏族谱与身份制度的演变
第五章 敦煌唐代姓望氏族谱考释
第六章 中古中国的氏族
第七章 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

附录一 浅谈两个方法论问题
附录二 唐代官员的任命及迁转
附录三 唐代三件氏族谱关系略考
——A谱（位79）、C谱（S.2052）和E谱（池田温据《太平寰宇记》复原）
附录四 唐代姓望氏族谱文本
附录五 唐代郡望表所见氏族索引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前言/序言

　　本书试图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晋唐之际统治阶层的本质何在？正如本书第一章所云，“士”是中古时期的中国人用来指称最高等级的社会集团时最常见的术语。但是，“士”这个术语又没有法律的界定，它带有极其强烈的主观色彩；“统治阶层”的定义同样如此。除非经过缜密地界定，否则，“士”这个术语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将一无所用。因此，我们的问题是在客观而非主观的标准下，设法界定中古中国统治阶层的概念。
　　事实证明，至少在从东晋至唐的时期内，政府负责编纂全国最显赫的名门望族的氏族谱。这些氏族谱的概要幸存于在敦煌发现的写本残卷和宋代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的引文条目。其中一部分的史源，大概出自8世纪中叶高官李林甫编撰的一本氏族谱。这些氏族谱准确地提供了笔者致力寻求的关于人们社会地位崇高的客观标准。笔者继而考察晋唐时期所有宰相的家庭背景，发现这些高官显宦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来自唐代氏族谱所列举的家族。由于官修氏族谱中的成员资格不是世袭，而是在每次修订谱牒时都必须再度确认，笔者把这个群体称作“寡头阶层”（ｏｌｉｇａｒｃｈｙ），而非“贵族阶层”（ａｒｉｓｔｏｃｒａｃｙ）。因此，我已经解答了序言伊始所提出的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随即产生：在宋初的政治精英中，我们没有发现中古大族子弟的身影。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我在本书末尾提供了一些初步的回答，但是，我随后通过考察一个典型大族高门———赵郡李氏———的命运，再次给出明确的答案。通过这篇论文，我确切地证明，这个家族尽管在9世纪依然显赫尊贵———他们在9世纪前半叶涌现了八名宰相，包括著名的政治家李德裕———但是，他们随即衰微凋零，在10世纪中叶连续两代都消失在历史记录中。他们自云赵郡李氏的现象，出现在10世纪下半叶，不过他们关于血统来自唐代高门大族的自称，可以证明出于伪托。伟大的赵郡李氏，和其他高门大族一起消亡殆尽。
　　这篇论文对宋史学者影响甚大。正如我的兴趣曾经集中于中古统治阶层的本质一样，宋史学人也希望洞悉宋代统治阶层的性质。从事中国史研究的所有学人，几乎都认为中国社会的性质在8世纪至10世纪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我已经阐释了唐宋变革之前统治阶层的性质；而年轻的宋史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韩明士（ＲｏｂｅｒｔＨｙｍｅｓ）和哈佛大学包弼德（ＰｅｔｅｒＢｏｌ）的带领下，从事唐宋变革之后统治阶层的考察。他们坚信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认为，宋代形成的统治精英在接下来的10个世纪中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就在那时，较之唐代及以前朝代研究的情况，宋史的研究更为活跃。我越来越热衷于“唐宋变革论”（Ｔａｎｇ-ｓｏ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的话题：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变革，标志着中古中国的终结和近世历史的开端。但是，与此同时，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更深层的变化。我发现关于大族门阀研究的局限性太强了。我们要理解中国史，似乎显然要超越政治社会精英的考察范围。但是，几乎很少有学人考察平民百姓———他们目不识丁，从未参加科举考试；他们胸无点墨，不会用文言文书写文章；他们不受法律保护———的思想和信仰。这个领域非常重要，又被学者广泛忽略，于是我对此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接下来的主要问题就是搜集原始文献，我知道一批文本并不出自上层阶级之手，和其他资料相比，其优势就是其形成的时间甚早。这些文本正是敦煌文书。文书中故事的主旨就是供非精英的人群阅读或聆听，其功能是进行道德说教和怡情悦性，这些故事就是变文。变文由精英人士所撰写，故属于精英的文化范畴；但是其内容绝对是通俗的。因此，变文占据了文人精英和文盲村民之间的文化空间。其中一份变文极为有趣，我撰写了一篇长文进行讨论———《伍子胥变文及其史源》。我在文中揭示，这个故事既源于经典文献，又结合伍子胥被奉为杭州潮神的口述传统。因此，这是一个完美的例证，它显示通俗的书面文本是如何利用非精英和精英传统的。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变文和其他通俗的书面文本，在精英的世界和民众的世界之间，为其思想和价值的沟通提供了渠道。
　　我接着寻找其他方式，来呈现中国社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是连在一起，而非割裂分开的。在考察伍子胥说唱传统的过程中，我对杭州地区有关伍子胥的地方信仰产生了兴趣。我不清楚在精英和大众的信徒中是否共存着一些信仰。不久我就发现一个完美的案例：城隍信仰（ｃ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ｃｉｔｙｇｏｄ）和城隍神（ｇｏｄｏｆｔｈｅｗａｌｌｓａｎｄｍｏａｔ）。通过对信仰历史的深入剖析，我认为城隍信仰源于唐代城市中的商人，并被他们加以传播，但是在宋代这种信仰被官僚所接纳。这种信仰存在于大众和精英层面并一直延续至帝国末叶。官僚和庶民都祭祀城隍神。在城隍神信仰兴起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者，不是乡里庶民，也非庙堂精英，而是介于官民之间的一个群体———商人。这是在中国社会高层和底层之间存在联系的又一力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调节者或中间人并不属于这两个阶层。
　　在同一时期，即1980年代早期，我在《明清社会的信息沟通方式、阶级与意识》中揭橥大众文化（ｐｏｐｕｌａｒｃｕｌｔｕｒｅ）与中国传统社会理论基础的若干设想。我在这篇论文中谈及如何严谨地界定“大众文化”，提出构成中国社会的不同群体之间传播其信息和价值的意境地图，并提出如果一种思想体系或宗教启示或震撼人心的故事足够深入人心，能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那么它将以数种版本存世，其中每种版本都由一个主要的社会文化集团所创造，或为之产生。
　　即便宋代典籍浩如烟海，但是它们还是不能使我洞察大众的思想和价值，这正是我当时关心的中心问题。在我撰写《明清社会的信息沟通方式、阶级与意识》之时，我就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真正理解普通民众所思所感的唯一锁钥就是考察戏剧，戏剧吸引着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并能被受教育和没受教育的士民所理解。但是，我知道戏剧的不同风格必定因观众群体的不同而产生变化。例如，不同的方言区孕育不同的戏剧。他们可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却必须使用不同的方言，通常也伴奏不同的音乐。但更重要的是，在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不同的诸色观众都需要戏剧，这些戏剧迎合他们对世界的不同观感。因此，要理解普通民众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就必须研究真正的大众戏剧，这些戏剧没有经过受教育的文人所修改或整理。在研究中国戏剧的不同流派之后，我认为没有什么戏剧比皮影戏（ｓｈａｄｏｗｐｌａｙｓ）和其他木偶剧更加纯粹地大众化。因此，我前往北京跟随吴晓玲教授学习皮影戏，并用数年的时间翻译精选的剧本。与此同时，我同样痴迷于伟大的仪式戏剧（ｒｉｔｕａｌｏｐｅｒａｓ），尤以“目连救母”为最。我组织召开了一个关于目连戏剧的国际会议，并编辑出版会议论文集———《仪式戏剧与戏剧仪式———中国大众文化中的“目连救母”》，着重探讨目连戏剧中的仪式使用问题。
　　由于清晰的理论基础以及可供选择的极为丰富的大众戏曲剧本，我未来的研究方向似乎水到渠成。但是，我的学术轨迹却出现了另一个不可预料的转向。在对目连戏剧的考察中，我发现中国农村的仪式和戏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并意识到即便皮影戏和木偶剧也都具备仪式的功能。但是，由于研究总是通过文本而进行，我又不能真正理解乡村戏剧中关于仪式的方面。随后台湾清华大学的王秋桂教授邀请我参加一个大型的研究项目———“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在研究计划结束之际，王教授建议我去山西从事乡村仪式戏剧的研究。尽管缺乏田野调查的训练，我还是同意前赴山西，因为我知道在那里一定会发现令人兴奋的资料。正是在研究山西乡村节日的过程中，我最终恍然大悟，在近现代以前，对于相当数量的中国人而言，戏剧是乡村仪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没有戏剧的乡村仪式是残缺不全的。仪式和戏剧是单独的象征系统（ｓｙｍｂｏｌｉｃｓｙｓｔｅｍ）的组成部分，“仪式———戏剧”的混合体对普通中国人的态度与价值观的影响既深且巨。
　　在历经多年对山西乡村节日的仪式和戏剧的考察之后，我以《景观与祭祀：中国北方乡村生活的仪式基础》（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ａｎｄ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ＴｈｅＲｉｔｕ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ＶｉｌｌａｇｅＬｉｆｅｉｎ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剑桥：哈佛大学亚洲中心，2009年）的出版而曲终奏雅。这本书与《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截然不同———它观照数个乡村，而非整个国家；它重视普通农民，而非高官权要；它最关注的是人们的所思所感，而非他们怎样强大———但我在这两本书中，都利用新资料进行详细缜密的研究，试图阐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核心问题。
　　姜士彬
　　2016年5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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