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2
柳青是新中國有代錶性的一位作傢,他長期深入生活,深入群眾的創作方式極具代錶意義。用這種方式創作的《創業史》是一部反映我國農村社會主義革命的史詩性作品。《柳青年譜》逐年逐月記錄瞭柳青一生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情況。對於研究柳青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邢小利,1958年生,陝西長安人。文學碩士,編審。中國作傢協會會員。曆任《長安》月刊理論編輯,《小說評論》雜誌編輯、編輯部主任、副主編,現任陝西省作傢協會文學創作研究室主任。兼任陝西白鹿書院常務副院長,西北大學中國西部作傢研究中心副主任,陝西省柳青文學研究會副會長,陝西省散文研究會副會長,《秦嶺》雜誌執行主編。著有文藝評論集《坐看雲起》《長安夜雨》《文學與文壇的邊上》,散文隨筆集《獨對風景》《迴傢的路有多遠》《種豆南山》《義無再辱》《長路風語》,中短篇小說集《捕風的網》以及《陳忠實畫傳》《陳忠實傳》等。
邢之美,哲學碩士,西安音樂學院講師。
柳青對生活根據地的精心選擇
1952年的柳青,已經是一個成名的新中國的代錶性作傢,而新中國剛剛成立,去處甚多,以他當時的資格和條件,他可以有多種選擇。他之所以選擇離開首都北京,迴到傢鄉陝西,又從西安這個比較大的城市來到長安縣農村,其考慮無疑是長遠的,他顯然是要尋找一個後半生的安頓之處,以使自己的生活和寫作有一個穩妥的所在。非如此不能理解柳青的用心。所以,我們看,柳青先是不僅在西安周邊各縣精心選擇,即使後來選定瞭長安縣,他也是一波三摺,一步三迴頭,最後纔選定落戶中宮寺。請注意,是中宮寺,中宮寺在皇甫村邊,但不是在皇甫村裏或村中,它與皇甫村這個農民聚居的村落保持瞭一個“切近的距離”。在長安縣,他先住長安縣委大院約半年,再住神禾原畔皇甫村西的常寜宮近兩年(常寜宮可不是一個尋常的地方。它是唐太宗李世民為其母竇氏建造的皇傢寺廟,常寜宮其名就由此而來。1940年前後,鬍宗南駐陝,主持西北軍政,並兼黃埔軍校七分校主任,七分校在常寜宮東南方嚮七華裏處,鬍宗南常來常寜宮遊覽,深感這裏風光秀麗,地勢險要,於是在這裏為蔣介石建造行宮。蔣介石於1943年至1946年間三次來陝就在此居住。蔣介石的二公子蔣緯國與西北紡織實業傢石鳳祥之女石靜宜小姐的婚禮也是在這裏舉行的,而後更成為蔣緯國夫婦的度假彆墅。新中國成立後,它又是當時陝西省的高乾療養院),最後紮根於常寜宮東、神禾原半坡、皇甫村邊的中宮寺。請看這個中宮寺的曆史和位置:中宮寺是一座古舊的破寺,約建於清代,地處皇甫村羅傢灣,靠著村子北麵的神禾原,坐北麵南,南麵遠處是終南山,近處是一馬平川的王麯川,視野開闊。皇甫村東邊有個元君廟,當地人稱東寺,西頭有常寜宮,人稱西寺,這兒就叫中宮寺。早先,中宮寺香火不斷。抗日戰爭時期,張學良的彆動隊住在這裏。後來蔣介石在王麯修瞭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皇甫第七分校,開始,鬍宗南當主任,把中宮寺修飾一番,住過半年;之後,第七分校的副主任、張治中的女婿周傢斌住過五六年;再後,第七分校的一個姓丘的副主任和顧祝同也住瞭一段時間;最後,由解放軍把中宮寺接管下來。柳青通過組織,用西安的一所房子,從西北軍區手裏換下這所寺院,自己花錢把這個破寺略加修葺,便搬瞭進去。寺內一大一小並排兩個庭院,柳青住在靠裏邊的院子裏,有三間正房。裏邊的院子是柳青的寫作之地,外邊的院子是柳青的生活之所。這樣的地方是一個什麼地方?我以為,它是柳青為自己創造的一個生活和創作兼顧的“王國”。
話再扯遠一點。其實,自古以來,中國的文人,對自己生活與寫作的居處,其選擇是很講究的。明代文人屠隆認為最理想的居處和做人的姿態是:“樓窺睥睨,窗中隱隱江帆,傢在半村半郭;山依精廬,鬆下時時清梵,人稱非僧非俗。”理想的居處環境是“半村半郭”,清靜,又不清冷,既有鄉村的寜靜與清閑,又有城郭的繁華與方便,進退有據;理想的身份是“非僧非俗”,亦僧亦俗,閑適,又不空寂。這種生活方式,可進可退,占盡人間一切便宜。柳青是受黨教育和培養的作傢,總體上看,他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不大,他與中國傳統文人的格調還是有很大的不同,但一個人特彆是一個文人,他在有條件對自己的生活方式進行選擇的時候,他總會按照一種理想——自覺不自覺的文人理想對自己的生活方式進行選擇和安排。柳青在延安時期就在文化機關待過,新中國成立後又是排名第一的中國作傢協會西安分會(陝西省作傢協會前身)副主席(1954年中國作傢協會西安分會成立,馬健翎是主席,柳是排名第一的副主席;1956年柯仲平任中國作協西安分會主席後,馬健翎雖然成瞭排名第一的副主席,但馬此後待在工作地戲麯研究院,不再來作協機關;再後,1964年柯仲平病逝,職位空缺,1965年馬健翎自殺,職位空缺,柳青就成瞭這個作協機關排名第一的作傢),中國作傢協會西安分會剛成立時,柳青還主持著一些工作[看一看這個機關當時的領導構成就能明白柳青不擔著一些工作就不成。那時的中國作傢協會西安分會沒有黨組,主席是馬健翎,副主席是柳青、鄭伯奇(黨外人士)和鬍采(西安市文化局長兼任)],但他顯然對當什麼和手中的權力不以為意,於是韆方百計把鬍采從西安市文化局局長的位子上調來頂替他主持工作,他脫身瞭。柳青說過一句話,“文人宜散不宜聚”,這應該是深深的經驗之談。所以,柳青之安居於皇甫村畔的中宮寺,絕對是精心的選擇。
在長安的十四年,柳青的角色意識非常明確或者說非常單純:他是一個作傢。甚至,他終生都很明確,他是一個作傢,他要當一個作傢,而不是其他。強調這一點乍一看像是廢話,其實不然。因為有人說他到這裏“深入生活”是“去作傢化”呀,是“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勞動”呀,而且諸如此類的說法甚為流行。我以為,這些說法不是誤會就是想象,更多的是不看材料不研究柳青本人而在某種觀念支配下的超級想象。在長安縣在皇甫村,柳青第一不是當官來瞭,第二不是當農民來瞭,他就是一個“深入生活”以為創作的作傢。1952年9月30日,柳青剛到長安縣不久,就寫到:“我已經下瞭決心,長期地在下麵工作和寫作,和盡可能廣大的群眾與乾部保持永久的聯係。”“我今後作品的數量和質量,將錶現我的決心是否被堅持瞭。”“長期地在下麵工作和寫作”“今後作品的數量和質量”雲雲,就再清楚不過地錶明瞭這一點。柳青對一個中國作傢協會西安分會(最初是西北五省區的作傢協會)排名第一的副主席的位子看得都不是那麼重要,以把主持工作的權力放開撂手為快,更不會把一個長安縣委的副書記放在心上,他兼一個長安縣委的副書記,是為瞭下去深入生活的便利,所以,一旦深入生活的一些問題得以解決,縣委副書記反而成瞭纍贅,他很快就辭去瞭。柳青隻保留一個長安縣委委員的名義,那是為瞭查看文件(按規定,沒有相應的職務不能看相應的文件)和到各處深入調研的方便。當時的中共陝西省委在給長安縣委書記的信中就很明確地錶明瞭這一點:“考慮到柳青同誌工作上的便利,決定保留其縣委委員名義,必要時參加縣委委員會議,聽取各項工作的匯報,定期到縣委看電報和深入一部分可以到達的區、鄉瞭解情況。”為瞭寫作《創業史》,柳青確實是盡可能地深入廣大的群眾和乾部之中,與他們保持密切的聯係,也具體地參與瞭一些農村閤作化運動的實際工作,這樣做,是為瞭“入乎其內”,觀察,瞭解,研究,但他沒有忘記還要“齣乎其外”,要有一個作傢的獨立自主和高瞻遠矚,所以,他曾經以一個青年作傢深入農村生活,在一個生産隊當社員,結果忘瞭自己的本分,三年以後當成“五好社員”,結果“不僅寫不齣好作品來,甚至於寫不齣可以發錶的作品來”這個事例,引以為教訓,告誡作傢深入生活不能忘記自己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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