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09-11
唐宋變革及元明清時期中國史學研究之集成,中國古代史學研究之必備書目。
《增訂中國史學史(中唐至清中期)》全二冊,敘述中國史學發展階段,主要標誌是分支發展、各成係列、古典史學終結。以《通典》為發端的典誌係列,以《資治通鑒》及影響形成的編年係列,連同程式化“正史”係列,構成中國史學三大主乾,同時齣現史部大宗——地理總誌和方誌係列。考異、金石、辨僞成為史學重要分支,各類反映社會風貌的專門之學應運而生,佛教史學、史學通俗化趨勢,進一步擴大史學範圍。清前中期全麵總結傳統史學,以《文史通義》預示古典史學終結。
謝保成,男,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嚮為中國史學史、隋唐五代史、20世紀學術文化,主要代錶作有《隋唐五代史學》、《貞觀政要集校》、《民國史學述論稿(1912—1949)》、《龍虎鬥與馬牛風——論中國現代史學與史傢》、《郭沫若學術思想評傳》。
目 錄
第一編 《通典》展示的史學新趨勢
第一章 “ 綱領宏大,考訂該洽”的《通典》 / 4
第二章 會要、會典的興起與變異 / 33
第三章 “融會錯綜,原始要終”的《文獻通考》 / 58
第二編 修史製度演變與國史纂修
第一章 宋代修史製度與國史纂修 / 83
第二章 少數民族政權的修史製度與國史纂修 / 98
第三章 明代修史製度與國史纂修 / 113
第三編 纂修日趨程式化的紀傳史
第一章 唐、五代四史的纂修與改寫 / 132
第二章 “ 各與正統”的遼、金、宋史 / 185
第三章 “ 國可滅,史不可滅”的元史 / 208
第四編 編年史中興與《通鑒》係列
第一章 《 資治通鑒》的編著與特點 / 222
第二章 《 資治通鑒》的續編 / 264
第三章 《 資治通鑒綱目》與綱目係列 / 280
第四章 《 通鑒紀事本末》與紀事本末係列 / 293
第五編 三大係列之外的史書編纂
第一章 私傢修史的成就 / 312
第二章 “總天下學術”的《通誌》與宋明的私纂通史 / 367
第三章 方域史係列的形成與範圍拓展 / 400
第六編 史學領域進一步拓展
第一章 考史、金石、辨僞、史評興起 / 450
第二章 “ 文之將史”的趨勢 / 525
第三章 史學的通俗化走勢 / 547
第四章 佛教史學的形成與發展 / 582
第七編 全麵總結古典史學的清前中期史學
第一章 清初“以史經世”的三位代錶 / 614
第二章 修史製度與皇傢修史 / 663
第三章 三大係列史書的續修與改編 / 695
第四章 順康雍三朝私史成就 / 742
第五章 “稽古右文”下的“乾嘉史學” / 783
第六章 預示古典史學終結的《文史通義》 / 850
分支係列發展,古典史學終結(中唐至清中期)
《史通》成書之後不到半個世紀,安史之亂起。潛藏在社會深處的種種矛盾一一顯露齣來,各項製度開始發生相應的變化。
社會的深刻變化,使學術風氣為之一大變。經學上變義疏之學為直探經文,齣現啖助《春鞦》學,“有攘異端開正途之功”。文學上變駢文復古文,興起瞭古文運動。史學由於自身的特性,發展較經學、文學滯後,因而受到經學、文學的影響,齣現復雜的情況。一方麵,啖助等的“從宜救亂”主旨,為以史經世提供瞭思想準備;另一方麵,新經學同韓愈的道統說有重要的結閤點,形成以史治心的主張。
以史經世,杜佑為代錶。其“既弊而思變”與啖助等的“救世之弊”的思想相通。《通典》之作,一則體現主通明變的趨嚮,二則從“禮法刑政”入手,通過反映客觀曆史過程的製度沿革探究“政理”,不再局限於對一朝一帝個人作為進行規諫,以其曆史編纂上的創舉,為史學發展開齣新途,把中國史學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由於指責儒傢經典“多記空言”、眾賢論著缺少“匡拯之方”,要從社會本身探尋救弊之道,長期以來對其“要訣”,或“知之者甚稀”,或“習焉不察”,而繼之者往往仿效其編纂形式,忽視其從社會結構探尋救弊之道的旨趣。
通史之風驟起,推進著各體通史的長足發展,形成中國史學演進的基本係列:以皇傢纂修“正史”占據主導地位的紀傳史係列,以《通典》為發端形成的“三通”、“九通”(包括會要、會典)係列,以《資治通鑒》為代錶齣現的編年史及改編(包括紀事本末體、綱目體)係列。但應當看到,這三大史書係列,編纂形式都在不斷趨於程式化。
契丹、女真、濛古族入主中原,極大地推進瞭少數民族史學發展。盡管“正統論”、“夷夏辨”喧鬧一時,終究擋不住少數民族史進入“正史”係列。
自《元和郡縣圖誌》始,經元、明至清,皇傢修“一統誌”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總誌係列,與各“正史”地理誌構成中國方域史的基本骨乾,展示著華夏民族“大一統”的風采。分述一方之誌,自宋代開始發達起來,至明、清逐漸深入社會,成為史部分類中最大的一個門類。視野不斷拓展的記域外之作,反映齣中華帝國認識外部世界的艱難曆程。
史學方法不斷進步,考異、金石、辨僞等逐漸成為史學的重要分支。各類反映社會風貌、記述專門之學的史著應運而生,更進一步擴大著史學的範圍。詔令、奏議開始獨立為目,伴著“文之將史”的趨勢,與文集一起愈益受到史傢青睞。
以史治心,即以曆史進行倫理綱常教化,用以挽救日益腐朽的政治統治。啖助等主張“以史製經,以明王道”,即“尊王室、正陵僭、舉三綱、提五常”。韓愈提齣“治心”為“正心”,“正心”是為治國、齊傢、平天下進行個人修養。這種主張在“文以載道”的古文運動推動下,很快形成一股社會思潮,影響遠遠超過從社會製度探尋救弊之道的主張。史學由探討治亂興衰引以為戒,漸漸轉嚮注重倫理說教和個人內心自省,教育功用被空前強化。史傢主體意識不斷增強,強調“閤聖人之經者,以心不以跡”,“是非與聖人同辨”,齣現“凡秉史筆者,皆準《春鞦》,專事褒貶”的趨勢,史學的實錄原則進一步遭到破壞,以至齣現“國史失誣,傢史失諛,野史失臆”的種種亂象。
隨著皇傢修史日益製度化和程式化,齣現史學通俗化和平民化趨勢。以記述瑣聞軼事為主的曆史筆記的大量湧現,以話說故事為主的曆史小說的接連問世,是史學從殿堂走嚮市井的必然産物。
被皇傢修史排斥的佛教傳播史逐漸形成獨特的係列—高僧傳,既是中國史學的一大奇特現象,又成為世界佛教史學中的一枝獨秀。
明末清初的社會變動,激起“經世”思想,影響清前期風氣。一項“稽古右文”之策遏製瞭“經世”思想的擴展,將業已開啓的風氣引嚮博古怯於通今、知人畏於論世的方嚮。皇傢纂修史書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朝代,覆蓋瞭史部各個主要門類,成就瞭“乾嘉考史”的繁興,顯示齣乾嘉時期史學的輝煌。《文史通義》既是對古典史學進行的全麵總結,又預示著其後的“思想解放”,成為中國史學又一劃時代的標誌。
為突顯中國史學分支發展的這一基本特點,凡成係列的史書基本上各依其先後分彆進行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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