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我讀天下無字書(增訂版)》:
美國社會思潮領頭人丹尼爾·貝爾關門弟子
美國比較政治史大師馬若德得意門生
知名學者、哈佛大學博士丁學良教授
講述遊學天下的傳奇經曆
抒寫世界文化“無字大書”的深刻體悟
全書內容豐富,敘述生動,視野宏闊,論述精到,是經典的學術文化佳作。
內容簡介
知名學者丁學良教授,以講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講述瞭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美國、亞洲、歐洲、澳洲、中國颱灣等國傢、地區的遊學曆程,其中既有與世界齣色學者的近距離接觸,也有對於世界精英學府的親身體驗,既有對於全球化背景下的高等教育製度的敏銳分析,也有對於世界各地豐富多彩的文化"無字大書"的酣暢灕淋的體悟。
《我讀天下無字書(增訂版)》內容豐富,敘述生動,視野宏闊,論述精到,是不可多得的學術文化佳作。
作者簡介
丁學良,齣身皖南農村,在國內受過不完整的小學、初中和高等教育。1984年夏赴美國讀書,1992年春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曆年來在哈佛本科生院、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美國卡內基和平基金會從事教學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兼任深圳大學 “中國海外利益研究中心” 學術指導。研究領域包括比較現代化/發展、轉型社會、國際競爭與大學製度、政治幽默。
目錄
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哈佛大學講座教授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
哈佛大學前校長、大纔子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
哈佛大學文理學院中各懷異能的研究生們
國立澳大利亞大學亞太研究院的東南亞高手們
不可替代的東南亞政治經濟專傢汪老爺子
古風猶存的"聯閤報係"創始人王惕吾先生
不棄理想的"永遠的老年輕"於光遠先生
在匹茲堡大學同受洋罪的王小波
精彩書摘
一個不棄理想的社會主義者
——憶“永遠的老年輕”於光遠先生
我跟於光遠先生的交往始於1981年,當時我正在復旦大學哲學係做碩士論文,主題是歐洲人道主義傳統和馬剋思社會理想的淵源。在上海能找到的外文資料和著名學者還嫌不夠,特申請來北京查索資料拜見名傢。那是我平生第一次來北京,住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原校區,裏麵都是亂七八糟的煤堆、黃泥、垃圾、騾馬車、驢糞蛋。我是皖南農村背景的學生,對北京學術界的宏大氣氛早就無比嚮往。那是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思想學術界處於百傢爭鳴、韆花齊放的春天。改革開放的初期,物質生活的素質上海是中國的第一世界,北京是第三世界;但在思想學術上,恰好相反。
“馬列主義也比須是科學研究的對象!”
當時教育部有個文件,據說是從鄧小平那裏要來的一個特權:經過文化大革命十年摺騰,全國高校係統教師隊伍都是青黃不接,呈現斷代危機,因此名牌大學自己培養的前三屆研究生(指1978年到1980年入學的,當時隻有碩士生班,還沒有博士生班)畢業後,本校有優先的留校使用權,任何中央部委及其下屬部門均不能去搶人。這可是個特許,那時還是計劃經濟,當時最著名的大學,如北大、復旦,都有這個特權。1982年夏天我畢業,復旦大學把我安排在優先留校的名額中。在當時絕大部分復旦同學的眼中,這可是全國最好的分配齣路。上海人不願意離開上海,文革期間幾百萬下鄉的上海知識青年正韆方百計要迴來,比登天還難。你這個安徽佬,竟然有如此的運氣!
雖然我在上海人眼裏從麻雀一下子變成瞭鳳凰,但心裏頭還是嚮往著北京,想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全稱馬剋思列寜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去工作。我一聽自己留校瞭反倒急瞭,知道中央特許的分配政策的權威性,於是主動跟北京馬列所方麵私下聯係,請求他們把我調過去。馬列所是當時的中國社科院“第一所”,因為馬列主義具指導地位,改革開放之前卻沒有這個所。於光遠是推動建所最力的一個人,建所目的很清楚,他說:馬列主義是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這在中國無異議。但“四人幫”把馬列主義變成瞭教條和迷信,我們要把馬、恩、列、斯、毛的理論變成科學研究的對象。他沒有明講的是:馬列主義不應該是崇拜的對象,而是一種“社會科學”,要隨著時代而發展,其中隱含瞭跟科學必須保持一緻的研究方法和評價標準。
聽說,剛開始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國社科院院長鬍喬木親自擔任馬列所的所長,於光遠當第一副所長。這規格是最高的瞭。但鬍喬木最重要的工作不是當院長所長,而是全黨主管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他跟於光遠說:我太忙,你就代勞吧,當首任所長。
於光遠其實也忙得一塌糊塗。鄧小平最重要的四個理論工作助手,鬍喬木、於光遠、鄧力群,還有資深經濟學傢薛暮橋。薛老年紀很大瞭,活躍程度比不上這三位。於光遠於是讓毛澤東當年稱為“四個紅色教授”之一的經濟學傢蘇紹智當第一副所長,是從人民日報社調過來的,更早些年前蘇先生曾在復旦大學經濟係教書。
我1981年初春赴北京收集論文資料,特地拜訪瞭馬列所,隻是在走廊裏跟於光遠打瞭個招呼,他太忙,走路小跑步。那時候的馬列所位於西直門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大院裏,辦公地方是藉用的,建國門內大街上的中國社科院大樓還在蓋,那周邊是一片荒涼景象。
於光遠和蘇紹智兩位先生為著我的事,親自齣麵找到《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楊老在1954年擔任過復旦大學黨委書記,調到北京前是上海市委管高教的書記,前不久他參與領導組織瞭《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篇大文章的修訂成稿。於、蘇兩位通過他再給上海市領導打電話,這纔把我的分配名額從復旦大學調整到北京。我要求不留校時,學校管分配的乾部說瞭句狠話:我們留一個人很慎重,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留也留不下來,你不要不識好歹,否則哪裏來哪裏去。
我當時可是破釜沉舟瞭,因為聽說很快國傢就要啓動博士研究生班試點招生瞭,我想,如果我分配被退迴安徽,就下決心硬考博士進京。幸好,於光遠、蘇紹智幾個電話一打,復旦大學把我的名額讓給瞭中國社科院。1982年9月29日我從上海進京報到,隻買到站票,連硬座都沒有,站瞭一天一夜。滿車廂的人看著我一路硬站,還喜氣洋洋,以為我有什麼毛病。
“最重要的,思想要興旺起來!”
就這樣我進瞭北京工作。在復旦時,我們對單位的領導要稱呼頭銜,叫蘇校長、金書記、林主任。但到中國社科院第一天上班,見到那些在全國學術界如雷貫耳的人物,除瞭稱鬍喬木為“喬木同誌”——也不喊“院長”,他笑笑就走過去瞭——,對其他人都一律稱呼“老師”。我們這些剛大學畢業的人覺得這樣叫,太親切瞭。於光遠有一大堆頭銜,都沒人叫,稱呼他“光遠老師”的年輕人,我開始還以為都是他帶的研究生,馬上發現所有年輕人都這樣喊他。
每周二全所成員都要來所裏政治學習,我就趁這個機會到光遠老師辦公室裏,說是來感謝您的。他說:“感謝什麼?都是為瞭工作嘛。你是做理論研究的,我們講粉碎四人幫後,中國要百廢俱興。最重要的,是思想要興旺起來。腦子不活躍,什麼都活不起來。”
我們的工作生活條件特差,單位食堂周末也不開夥,幸好那時周末隻有一天,到外麵買東西吃。也沒什麼好買的,也沒有多少錢,路邊攤買點油餅鹹菜,糊弄過去。改革開放之前沒有中國社科院,隻是中國科學院下屬的一個學部,我們都沒有房子住。北京本地人還可以騎車迴傢,我是外地人,隻好睡辦公室。最想當床用的是光遠老師的辦公桌,因為他級彆最高,文革前給毛澤東當過科技政策的秘書,辦公桌又長又寬,睡在上麵最舒服。他不是每天都來所裏上班,什麼時候來不知道,我也不敢對他造成任何乾擾。我每天在小研究室裏看書寫作,深夜沒人瞭,纔敢把捲起的鋪蓋打開。如果他的辦公室沒鎖,就睡在他的桌子上。第二天一大早,收拾得乾乾淨淨。
那時北京很小,到瞭魏公村地段就是郊區瞭,以下都是土路,我們也暫藉用過的朝陽區黨校就是農村,驢子和馬都能見到,一不小心,會把莊稼踩壞。我們單位還有在八寶山、首鋼附近租農民房住的同事,他們擠公交車,上下班來迴三個小時。我24小時在崗,連睡覺都在辦公室,時間利用率特高,文章發錶得特多,被錶揚時,我說:“還得感謝光遠老師”。他覺得很奇怪,問:為什麼要感謝我?“因為我常睡在你辦公桌上。”
他吃瞭一驚:“啊,怪不得我有時覺得辦公室裏有點氣味!”
因為啥?我周末孤獨,偶爾喝點二鍋頭。那時的二鍋頭很差勁,一股洗鍋水的味道,幾毛錢就能買一斤散裝酒,我買的是一塊多錢一斤瓶裝的,算是稍微好一點的。他周二來所裏辦公室的時候,有時候還是聞到有點氣味。
“官樣文章,絕不可以拿齣去!”
那時大傢對於光遠的評價五花八門,他資格老,清華大學物理係的高材生,後來到延安去投奔革命。他有幾件在當時引起爭議的事情,最主要的是說他“到處下蛋不孵雞”。他到處提思路齣主意,說這個問題要研究,那個學科那個分支要趕快設立,要辦一個學術刊物,要建一個學術團體。他地位高,發瞭話,下麵的人就要跟著辦。但他講得太多,彆人要給他代管的也太多。理解他的人說,那時中國剛恢復“雙百方針”,真需要這樣一個人能夠提齣新觀念、點齣新問題、開闢新方嚮。沒有他到處下蛋,彆的人功力不夠,信息不夠,權力也不夠,下不齣那樣的蛋。即便下瞭蛋,彆人也不願為他代管。
光遠老師的思想新穎異常,在他那樣的年紀群裏鶴立雞群。“文革”後他講,現在中國檔次最高的自然科學刊物叫《中國科學》,有中文版,最好的文章要譯成英文,按國際學術刊物的通例審稿發稿,索引完備。他說,也要辦一個《中國社會科學》,代錶中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的最高成果,否則怎麼把新時期中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成果讓全世界瞭解?
他提齣來後,很多人興奮不已。但也有人問,自然科學普天下隻有一個標準,“四人幫”時講馬列主義的宇宙學、物理學、生物學,批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是資産階級僞科學,已經是超級笑話瞭。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有啥統一標準?於光遠堅持說,不對,也有。就該按照現代科學的邏輯、研究方法、驗證程序,實事求是地探索社會的和人文的問題。
有人追問,那也包括馬列主義嗎?他說:當然啦!
在1981-1982年那期間,這種思想很瞭不起。果然就辦起來瞭《中國社會科學》,他說要辦成全國最好的,絕不可以濫竽充數。宣傳品、抄文件的官樣文章,不可以拿去推銷,英文版要符閤國際學術界通則。
我1982年初成稿的碩士學位論文是討論人道主義問題,當時算是很新穎的主題,爭議也大。我把論文稍修訂後按程序投稿,寄給《中國社會科學》,那時的主編是後來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的謝韜。我從文藝復興一直講到馬剋思及其批評者,文章三萬多字。當時匿名審稿,來迴修改幾次,全文發錶。隨後全國社會科學人文學科第一次評青年學術成就奬,我獲得一等奬,除瞭奬狀,還有現金奬勵人民幣480元。那可是一筆巨款,拿到北京火車站對麵的鬍同小儲蓄所做活期存款,本單位團支部派齣一位團員同誌護送,怕在途中齣意外。
《中國社會科學》是光遠老師主張辦的,我又是他和蘇紹智老師親自調過來的。年輕人發錶長篇論文得瞭奬,他很高興,在走廊裏對我講:“看來花瞭那麼多力氣把你調來,也還沒調錯。”那時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錶一部長篇論文,可以破格被提為副教授副研究員,當時全國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類的正教授正研究員也就一兩百個,稀罕至極。
那時馬列所裏一身兼多職的老資格研究員有好幾位,另一名副所長王惠德是中宣部副部長,還有副所長馮蘭瑞老太太,延安整風時她的直接上司是薄一波,還有其他延安時代的知識分子老乾部,前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王若水一度也要求來所裏任兼職研究員。一發生重要的事情,光遠老師和他們就會來通通氣,消息非常靈通。
推動改革:內部辯論與前沿研究
光遠老師還是“中國經濟學研究團體聯閤會”(簡稱“經團聯”)的最重要推動者。他認為全國的社會科學界要互通信息,有些重大的敏感問題,暫時不能拿齣來說,就在內部進行大辯論。辯論得比較成熟瞭,再拿齣來,推動政策方麵的吐故納新。
“經團聯”的主要辦公點就設在馬列所裏,這個機構有極豐富的國際視野,是中國經濟改革最先進的觀念的主要來源地。我們在復旦大學讀研究生時使用校內小圖書館,享受教師的同等待遇,裏麵也有一點敏感的內部刊物,有本科大學生閱覽不到的灰皮書、白皮書、黃皮書、海外進口書籍。等到我從復旦大學分配來馬列所裏看資料,纔覺得真是開天闢地的新鮮!
這個所裏有好幾種參考資料,信息量大得令人難以相信。當時有個俗稱《大參考》的參考資料,上午一份下午一份,大八開,有時厚達幾十頁。閱覽者要簽字,隻能在資料室裏麵讀。《大參考》上,國外對中國絕大多數敏感問題和現實麻煩的報道分析,基本都有,高級乾部纔能看。我們很幸運地分配到這個單位,得以瞭解國外最新的信息。
但《大參考》上思想深理論強的文章很少。光遠老師說,應該搞學術研究性強的參考資料,於是就編輯瞭《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社會主義研究參考資料》、《馬剋思主義研究參考資料》等。不定期,隻要來瞭好東西,馬上組織突擊翻譯。那時沒有商業性的翻譯活動,都是學術水平高的專傢學者做翻譯。國外大量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福利國傢製度的演變、社會主義在不同國傢裏麵臨的發展睏境、蘇聯東歐的改革與危機、中國跟越南的關係、古巴問題等等,都是前沿的學術理論探討。有時一期一百多頁,就是一本書。
這就是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原礦、富礦”,我這樣的年輕學者太幸福瞭!白天讀時,我還沒看完,彆人就催著要讀,也不允許個人隨便復印,復印成本高,又違反保密規定。靠著睡在辦公室裏的特彆優勢,我就有瞭幾倍多的閱讀時間。這些參考資料,對推動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和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變革、對外開放,是通風的巨大窗口。從外麵吹進來的各種新觀念,由此迅速傳到全國的學術界教育界。
弄清社會主義的生産目的,至關重要
有兩個理論問題的討論,我永遠忘不瞭。
光遠老師性格急,很多事情上比彆人先看到好幾步。他提齣的觀念,常常被彆人批評走得太快瞭;說他這個級彆的要是走得太快,彆人難以跟得上。
鬍耀邦當總書記時,光遠老師是最重要的理論工作助手之一。此前,光遠老師還為鄧小平起草瞭開創全局的那篇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緻嚮前看》。鬍耀邦要他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的大討論,帶動整個宏觀經濟的思路作深刻反省:幾十年來,老是高喊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付齣瞭那麼高比例的投資,為什麼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得那麼少?有些方麵竟然停滯不前,嚴重時甚至發生大麵積的飢荒和倒退?這類問題必須從根本上扭轉過來!首先要弄清楚,社會主義生産的目的是為瞭改善普通人民的生活,而不是為瞭生産而生産、積纍而積纍、投資而投資、高速度而高速度。製定宏觀經濟計劃的目標,要轉到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為主,要把“民富”作為終極目的,而不是先生産、後生活。
這個討論即使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看起來仍很有意義。中國多年的GDP總量裏,基礎設施投資占到一半有餘,居民消費纔占三分之一,這在二十一世紀初期全世界的所有經濟體裏,屬於最低的,依然是當今經濟改革和增長模式的重大問題。早在1980年代初的時候,光遠老師協助鬍耀邦,就抓住瞭這個根本性問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體製下最容易忽視的問題就是這個。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傢,四個現代化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人民的富足和幸福。這個觀念到現在都很有意義,以民為本嘛!光遠老師跟鬍耀邦商量的是,政治思想領域裏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開闢瞭新的道路,在經濟領域裏相對應,就是要以這個“生産目的”的大討論來開闢新的道路。
一政一經,是很完整協調的改革思路。可惜馬上就遭到瞭反對,鄧力群、鬍喬木等理論界老人都有不同意見。這個討論,沒來得及像真理標準的討論那樣産生廣泛的影響,戛然而止。如果能延續下去,對中國的高投入低産齣、高積纍低消費、高投資低迴報這類增長方式的痼疾,有根本的糾偏作用。各級政府會更注重消費品的生産,更注重提高人民的福利,會使中國的經濟轉型提前二十年邁上正途。吳敬璉等經濟學傢現在還在呼籲盡快改變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吳說,實際上從改革初期直到現在,我們都是這個模式難以轉軌的見證者。2016年12月全國紀念鬍耀邦誕辰100周年期間,許多文章又間接直接地迴到這段曆史,迴顧這場餘音未瞭的爭論。
共産主義對全球進步人士的最大吸引力
光遠老師的第二個想法更瞭不起,不過許多人聽起來可顯得陌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後,他嚮鄧小平本人鄭重建議,說在極左政策主導的前幾十年裏,無限製地提倡加強革命專政,張春橋更力主建立“全麵專政”——社會和個人生活的一切方麵,經濟、文化、教育、體育、科技、傢庭,更彆說政治,對所有領域都要實行專政。這與馬剋思提齣的共産主義的最終社會目標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馬剋思說,共産主義要打碎一切枷鎖,隻是要過渡階段的短期專政;無産階級執政後,要大力創造條件,讓人民自主治理、自我管理。這纔是共産主義理論中最重要的目標。我們要認真汲取“文革”的慘痛教訓,在理論上真正弄懂馬剋思恩格斯本人的共産主義價值體係。馬恩最看重的是,共産主義要超越國傢政權,實現一切人的平等和天下大同。
他跟鄧小平提齣:在理論上,共産主義要對全世界進步人士有吸引,雖然現在條件不充分具備,但最終目標不能忘記,讓人民自我管理,減少人民群眾被管理的環節和機構,為實現“國傢消亡”這個馬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逐步創造條件。
這也是光遠老師那一代人,當年在中國最好的大學念書,卻拋棄瞭觸手可及的富貴,冒著生命危險跑到延安去的兩大原因之一(另一個跟抗戰救亡有關)。光遠老師在中國社科院裏雖然齣的新點子太多,迴過頭來看看,他在很多領域裏都非常超前。而且,他心中一直保持著青少年時期的理想,從未被地位和權力所腐蝕。
那時他還贊成一個口號:“隻有嚮錢看,纔能嚮前看!”這和那時老一代經濟學傢孫冶芳先生常說的“韆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是遙相呼應的。很多人說於光遠是在鼓吹資本主義、物質利益掛帥,在小組學習討論時我竭力為之解釋。毛澤東說,貪汙和浪費是最大的犯罪。我說:浪費比貪汙還壞,有些人貪汙就是改變所有權,假如拿去投資,可能比浪費的社會效果稍好一些。光遠老師批評我:這話不能亂說!那個時代,在最好的學術機構和大學裏,是韆花齊放、百傢爭論。包括人道主義,他也很贊同,但也教訓我:不要走得太遠。因為鬍喬木說過,階級鬥爭還存在,不能以人權取代階級的權利。
“光遠老師,我拜你一拜!”
我多次被評為優秀共青團員,發錶的論文在同輩青年研究人員中名列前茅,傢庭齣身也好,三代貧農,很幸運的被光遠老師、蘇老師大力推薦去國外留學。學成後來我沒能夠及時迴國內來工作,因為批準我們那一代人齣國去學習的鬍耀邦等領導人下颱瞭,遺憾終身。我1984年夏季去美國讀書,1993年初春迴到亞洲,第二年夏天迴北京,第一個拜訪的長輩就是光遠老師。他見到我很高興,他那時已經做瞭化療,得瞭乳腺癌。彆人很奇怪,男人也得這個病?他迴答說,你們這些人都是科盲,男人也有退化的乳房,當然也可能得這種病。他的一個老部下1994年前後在香港的中資機構工作,籌備在香港把他的詩詞隨筆齣一本書,我一聽這主意就建議齣古籍版式綫裝的,請光遠老師簽字,送給老朋友、老同事、親近學生和晚輩作寶貴紀念。光遠老師為此很開心。
我告訴他:我想迴國內來工作,但解決不瞭房子問題。光遠老師說:你齣去那麼多年,還保持中國國籍,還是申請要迴來,心不虧,臉不丟。你在海外的言論我也知道一些,不過你想迴來,要做好思想準備。我以為是說收入低,對此我有最壞的防備。但他說:你現在迴來,不用睡我的辦公桌瞭。但是要準備忍受講假話,講一些違心的話,不能想怎麼說就怎麼說,想怎麼寫就怎麼寫。
他很坦誠,在這一點上很瞭不起。他寫過專門的一篇文章,大意是:對我這樣一個早年冒著危險追求馬剋思主義的人來講,相信馬剋思主義、嚮往共産主義,是我的偏好。但是,不要把偏好變成偏見,不要把你所偏好之外的其他理論、學術、思想、觀念,都完全否定掉,看做是你死我活、不可對話的兩個敵對陣營。我們不要把自己的偏好變成偏信,要抱著多元的學習藉鑒態度,前瞻的、開拓的、與時俱進的、永不放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晚年喪失記憶力之前,他一直是持這種開放的態度。
到2004年年尾我最後一次在北京見到他時,他完全不能走動瞭,坐著輪椅給人推齣來。他對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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