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5
李偉 林毅夫作序!
持久戰、殲滅戰、速決戰;階段論、改革論、協調論
這就是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戰略、戰術和政策。
《持久戰新論: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戰略》討論未來五至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的戰略問題。基本結論是:戰略上堅持持久戰!隻有這樣,中國纔能延續增長奇跡,實現翻番目標,全麵建成小康社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為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作為一種戰略,持久戰既要解決“怎麼看”的問題,更要解決“怎麼辦”的問題。一方麵,持久戰不是指中國經濟長期不好甚至一直走下坡路,而是一種與崩潰論和反轉論有本質區彆的認識,即:短期內,由於存在債務病、利潤病、泡沫病等嚴重經濟汙染而麵臨嚴峻挑戰;長期看,中國是一個革新型發展中大國,具有較強後發優勢和體製可改革性,經濟前景嚮好。
另一方麵,持久戰不是等、熬、忍,而是一套推動從短期嚴峻嚮長期嚮好轉化的戰略戰術安排,即:要依靠有效政府和有為乾部;要堅持階段論、殲滅戰和速決戰;要以實質性調整並輔之以必要的調控來治理經濟汙染;要積極防禦金融危機;要發揮政治傢在維持體製可改革性中的核心作用;要推動創新導嚮型改革;要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力量。
趙昌文,經濟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産業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四川大學副校長、教授。主要研究方嚮為産業政策、經濟增長、國有企業、金融改革、科技金融等。近期齣版的著作有《從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邏輯》。
硃鴻鳴,公司金融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嚮為金融改革、增長戰略、貨幣政策。近期閤著有《從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邏輯》。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戰略上要堅持持久戰,戰術上要打好殲滅戰。趙昌文和硃鴻鳴博士的新著《持久戰新論》為我們提供瞭關於這一問題係統而深入的論述。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楊偉民
中國當前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維持經濟增長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麵臨不少新挑戰,需要新的可持續增長戰略。兩位直接參與中國經濟改革和政策研究的經濟學者的新著《持久戰新論:新常態下的中國增長戰略》,對中國如何邁嚮高收入經濟體進行瞭深入透徹的分析。
——哈佛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德懷特·珀肯斯
中國國內正在經曆一個長期且復雜的經濟轉型期。在全球政治經濟體係中,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也同樣正在經曆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變遷過程。本書為我們理解這一持久且相互關聯的過程提供瞭很有價值的洞見。
——劍橋大學中國發展講席教授 彼得·諾蘭
序一李偉
序二林毅夫��
導言
第一章後發優勢、體製可改革性與政治—經濟生態
關於持久戰的一個分析框架
經濟增長的秘密
後發優勢
體製可改革性
“後發優勢—體製可改革性”框架
政治—經濟生態
反轉、長期停滯還是持久戰
第二章崩潰論、反轉論與持久戰
經濟崩潰論
經濟反轉論
駁經濟崩潰論
駁經濟反轉論
持久戰
第三章階段論、殲滅戰、速決戰
階段論
階段論的曆史經驗
持久戰的階段劃分
對階段論的憂慮:六大認識誤區
殲滅戰
速決戰
第四章調整與調控
兩類分析框架
改革、調整與調控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四次典型調整
清理僵屍企業與去産能
調整中的調控
第五章從消極防禦到積極防禦
金融周期
消極防禦與積極防禦
去杠杆
整頓金融秩序
提升監管能力
高築牆、廣積糧、穩釋放
第六章政治傢與體製可改革性
對改革前景的憂慮
中國體製可改革性的演變脈絡
改革的有利條件
營造良好的政治—經濟生態
避免社會過度分化
實施閤理的改革策略
第七章企業傢與創新導嚮型改革
創新視角下的經濟結構
重塑創新導嚮型報酬結構
增強企業的縱嚮流動性
建立市場友好型的國有經濟
第八章有效政府與有為乾部
範圍與強度
中央與地方
乾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第九章全球化與持久戰
全球化
“修昔底德陷阱”與新型大國關係
長期停滯、再製造業化及全球經濟政策協調
全球化的不滿及全球治理改革
以務實的態度看待國際輿論
全球包容性增長與南南閤作
參考文獻
緻謝
全書共分九章。
第一章為“後發優勢、體製可改革性與政治—經濟生態——關於持久戰的一個分析框架”。
本章是全書的理論框架,構建瞭一個包括後發優勢、體製可改革性和政治—經濟生態等核心概念的用於分析經濟增長績效的框架。後發優勢和體製可改革性是決定經濟增長的兩個關鍵因素。根據這兩個維度,可以將不同經濟體分為四類——革新型發展中經濟體、革新型發達經濟體、僵化型發展中經濟體和僵化型發達經濟體。每一種類型的經濟體在長期增長績效方麵的差異,既取決於是否仍具有後發優勢,也取決於決定後發優勢能否得以實現的體製可改革性。在此基礎上,我們進一步引入瞭政治—經濟生態,以解釋經濟的短期績效。基於該框架,對於一個正在經曆下行的經濟體而言,存在經濟反轉、長期停滯和持久戰三種前景,分彆對應於後發優勢、體製可改革性和政治—經濟生態的不同組閤。中國是較強後發優勢、較強體製可改革性和政治—經濟生態欠佳的組閤,其經濟前景是持久戰。
此外,本章還重點討論瞭體製可改革性、經濟生態與經濟汙染。我們認為,體製可改革性比改革本身更重要,它是改革動力和改革阻力這兩個矛盾著的力量綜閤作用的結果。其中,改革阻力主要是利益集團和意識形態束縛;在改革動力中,政治傢——政治領域企業傢或一切願意並能夠真正推動製度創新的政治人物——是最活躍、最具決定性的因素。政治傢又有領袖政治傢和一般政治傢之分。前者在政治領域享有很高的權威,對改革方嚮和改革進程具有關鍵影響力,他們負責為一般政治傢的製度創新或改革實踐創造一個適宜的宏觀環境,引領製度創新。後者是製度創新的實踐主體。政治傢能否湧現並發揮作用則取決於是否有適宜的政治生態。在經濟生態和經濟汙染部分,我們根據熊彼特的“循環流轉—經濟發展”框架,區分瞭兩個層次的經濟生態——“循環流轉”需要的經濟生態和“經濟發展”需要的經濟生態,並識彆瞭四類主要的經濟汙染:貨幣病、債務病、泡沫病和利潤病。
第二章為“崩潰論、反轉論與持久戰”。本章首先介紹瞭國內外關於中國經濟前景的兩種錯誤論調——經濟崩潰論和經濟反轉論,指齣瞭這兩種認識的危害性。並且,基於已經提齣的分析框架,從中國所擁有的三個優勢——較強後發優勢、較強體製可改革性和大國優勢——齣發,反駁瞭崩潰論和反轉論,進一步闡釋瞭為什麼是持久戰。
以上兩章迴答為什麼是持久戰,後麵七章迴答如何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考慮到持久戰認識層麵的內涵——短期嚴峻和長期嚮好——是矛盾的,基於第一章的“後發優勢、體製可改革性和政治—經濟生態”框架,戰略上堅持持久戰主要應解決三個問題。一是要有實現從短期嚴峻嚮長期嚮好轉化的戰略戰術。二是要優化政治—經濟生態,特彆是經濟生態。三是要進一步增強體製可改革性並推動改革。這便是第三章至第九章的主要任務。
第三章為“階段論、殲滅戰、速決戰”。本章討論的是持久戰的戰略戰術原則,解決的是如何實現從短期嚴峻到長期嚮好的轉化,實現持久戰的矛盾統一。階段論是持久戰的關鍵,其內涵為階段劃分、區彆對待,短期換長期,速度換效益。“十三五”期間,增速階段論意味著“前低後高”——以6��5%為基準,前期或調整階段的戰略性增速目標可以甚至應該低於6��5%,後期或恢復階段的戰略性增速目標高於6��5%——並以此實現以空間換時間,以短期換長期的目的。
本章梳理瞭新中國成立以來三次成功實施增速階段論的曆史經驗,並逐一反駁瞭反對階段論的六大認識誤區,即基數大、增速低,陷入日本式L型增長,穩增長就是防風險,“取乎其上,得乎其中”,短期增速目標引導預期,以及“初戰必勝”。戰略上的持久戰與戰術上的殲滅戰和速決戰是一體兩麵的關係。隻有在戰術上堅持對經濟汙染的殲滅和對引發經濟汙染的各種因素或環節的速決,纔能達成戰略持久的目的。關於殲滅戰,主要應堅持兩個基本原則:一是集中力量;二是以徹底治理經濟汙染、實質性推進改革,而不以維持較高的短期增速為主要目標。
第四章為“調整與調控”。本章討論的是如何治理經濟汙染,修復經濟生態,特彆是循環流轉所需要的經濟生態。我們認為,優化循環流轉意義上的經濟生態,需要調整與調控的結閤。其中,調整是指“退且要退夠”,是治理經濟汙染的主要手段;調控是指宏觀調控,是調整的輔助,目的是避免調整可能帶來的惡性循環。兩者統一於階段論。一方麵,調整體現階段論,堅持增速階段論就必須實施調整,若不堅持階段論就無法獲得調整所必需的增速空間。另一方麵,調控適應階段論,要以堅持增速階段論為前提,避免調控力度過大。
本章首先比較瞭“新動能—舊動能”和“循環流轉—經濟發展”兩類分析框架,並將後者作為分析的主要框架;討論瞭改革、調整與調控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指齣瞭混淆改革與調整的潛在危害;梳理瞭新中國成立以來四次成功調整的曆史經驗,總結瞭調整方嚮與調控取嚮之間的相互關係。其次,重點討論瞭清理僵屍企業和去産能這兩類調整,以解決利潤病和貨幣病。最後,分彆從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角度討論瞭調整階段的調控政策。此外,考慮到調控政策可行性及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有相應的宏觀審慎政策作為配套,在調控部分還討論瞭宏觀審慎政策。
第五章為“從消極防禦到積極防禦”。本章是第四章的延續,討論如何治理債務病和防範係統性金融危機,以修復及維護循環流轉所需要的經濟生態。首先,論述瞭防範和應對大規模金融風險所需要堅持的基本原則,即反對消極防禦,堅持積極防禦——主動防禦、攻勢防禦和全麵防禦。其次,明確瞭防範和應對大規模金融風險的三大殲滅戰——去杠杆、整頓金融秩序和提升監管能力。在對金融風險的具體處置中,要高築牆、廣積糧和穩釋放。
第六章為“政治傢與體製可改革性”。在後發優勢客觀存在的背景下,中國最大的風險就是不改革甚至改革往迴走,是體製可改革性的喪失。為此,本章討論如何增強或維持體製可改革性。首先,梳理瞭中國體製可改革性的演變脈絡,根據其變化趨勢將1977—2012年劃分為三個階段——1977—1978年、1979—2003年和2004—2012年,並分析瞭各個階段體製可改革性變化的驅動因素。其次,分析瞭中國增強及維持體製可改革性的有利條件。最後,從營造有利於政治傢發揮作用的政治—經濟生態,增強社會流動性,實施閤理的改革戰略等方麵提齣增強中國經濟體製可改革性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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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為“企業傢與創新導嚮型改革”。本章討論的是如何通過改革,修復和維護經濟發展所需的經濟生態,釋放企業傢的創新活力。首先,從創新視角——生産性活動—非生産性活動、規模意義上的企業結構、所有製意義上的企業結構——討論經濟結構,概括瞭創新導嚮型經濟結構的三個內核:創新導嚮型的社會報酬結構,即有利於企業傢纔能、人纔、資本等創新要素配置到生産性活動的社會報酬結構;較強的企業縱嚮流動性,即創新型小企業具有能夠成長為大企業的空間和能力;市場友好型國有經濟及國有資本的存在並不顯著影響競爭中立性。其次,根據創新導嚮型經濟結構的要求提齣相應的改革建議和政策建議。一是推動金融與實體經濟再平衡和去資産泡沫,重塑社會報酬結構,避免創新要素脫實嚮虛。二是通過反壟斷和便利創業來增強企業的縱嚮流動性。三是通過去除國企政策性負擔、實施以管資本為主的國資管理體製改革、推動國有經濟布局戰略性調整,建立市場友好型國有經濟。
第八章為“有效政府與有為乾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的實施主體是政府和乾部,本章討論的便是如何更有效地發揮他們的作用。首先,從範圍和強度兩個方麵來界定有效政府,並基於戰略上堅持持久戰視角,從治理政治—經濟生態、發揮後發優勢並推動創新或産業轉型升級,維持乃至增強體製可改革性等三個方麵討論瞭政府應履行的職能。其次,從政府間治理結構,即央地關係、中央與中央部委關係、地方競爭與閤作等方麵討論如何構建有效政府。最後,強調製度必須與人事相配閤,強調乾部就是決定因素,從說服乾部,實現政商關係由“親濁”嚮“親清”的轉變,優化官員激勵機製等方麵激勵有為乾部更好地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
第九章為“全球化與持久戰”。本章將戰略上堅持持久戰由國內視角拓展至國際視角,討論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實施持久戰。首先,從一般意義上分析瞭全球化對於後發優勢釋放和維持體製可改革性的積極作用,建議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製,以便更充分利用全球化的力量。其次,識彆瞭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中國麵臨全球化背景的四大趨勢性變化及挑戰: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麵臨“修昔底德陷阱”陰影的乾擾;發達經濟體很可能陷入長期停滯;發達經濟體推行再製造業化;對全球化的不滿正在不斷增加。為有效應對這些挑戰,需要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推行中國自身的“再製造業化”,加強全球經濟政策協調,推進全球治理改革。最後,推動全球包容性增長與“南南閤作”,拓展全球增長空間。
人類進步與發展的曆史上,總會有各種各樣不同的問題,但怎麼看待和應對這些問題卻是有大學問的,是需要大智慧的。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來,我們所遇到的問題也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說,我們所遇到的問題是一個發展中大國從貧睏走嚮富裕並最終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必須經曆的。不僅如此,“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曆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曆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鬍錦濤,在“中國共産黨第十八次全國代錶大會上”的報告,2012年11月8日。。
這就是持久戰的邏輯!這就是持久戰戰略。
……
|導言|
“戰略上堅持持久戰!”
隻有這樣,中國纔能延續增長奇跡延續增長奇跡不是說要再次創造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年均10%左右的增長奇跡,而是在當前相對較高人均GDP,全球第二大經濟規模的基礎上,保持持續較快的經濟增長。,順利實現翻番目標,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為最終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奠定堅實基礎。
本書的主題是論“持久戰”,即迴答未來五到十年,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為什麼需要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以及如何在戰略上堅持持久戰。
2015年11月,中央已經提齣瞭戰略上堅持持久戰的構想,持久戰一詞也逐漸流行起來。但是,什麼是持久戰?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這些問題,不是每個人都解決瞭的,甚至是大多數人至今沒有解決的。”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捲,第439頁,人民齣版社,1991年6月。於是,關於中國經濟前景,迄今仍然流行著崩潰論和反轉論兩種截然不同但都不正確的認識;關於短期增速目標,還存在可以先“退一步”再“進兩步”和必須堅守6��5%底綫兩種取嚮;關於當前政策選擇,就有瞭是以收縮性的結構調整優先還是以擴張性的宏觀調控優先的不同主張。
為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從現實齣發,並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係統地迴答什麼是持久戰?為什麼是持久戰?怎樣進行持久戰?以從根本上消除認識誤區,確保持久戰戰略的有效實施。
持久戰一詞源自毛澤東同誌的《論持久戰》。它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的演講稿,全麵深刻地闡述瞭抗日戰爭為什麼是持久戰和如何進行持久戰。正是在這一戰略的指導下,中華民族最終取得瞭抗日戰爭的勝利,徹底洗刷瞭百年恥辱。
根據我們的理解,持久戰有認識層麵和實踐層麵兩方麵的內涵。在認識層麵或“怎麼看”的方麵,持久戰是關於中國抗戰前景的一種觀點,與亡國論和速勝論相對應。即從戰爭結果看,中國“不會亡,最後勝利是中國的”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捲,第469頁,人民齣版社,1991年6月。;從抗戰過程看,“不能速勝,必須是持久戰”
同上。。在實踐層麵或“怎麼辦”的方麵,持久戰是爭取抗戰勝利的一種戰略,包括瞭階段論、能動性、政治動員、防禦中的進攻、持久中的速決、內綫中的外綫、殲滅戰等一整套戰略戰術體係。
實際上,若將持久戰戰略應用於經濟工作中,戰略上堅持持久戰也應有認識層麵和實踐層麵兩方麵的內涵。
在認識層麵,持久戰與經濟崩潰論和反轉論相對立,並不是指經濟形勢長期不好甚至一直走下坡路,相反,它意味著中國經濟前景嚮好不會陷入長期停滯;但是,在通往美好前景的道路上,需要剋服諸多睏難和問題,未來一段時期甚至可能會齣現較大波動。
為瞭迴答為什麼是持久戰,我們構建瞭一個包括後發優勢、體製可改革性和政治—經濟生態等核心概念的分析框架,並基於此反駁瞭崩潰論和反轉論。一方麵,中國是一個革新型發展中大國,具有較強的後發優勢和體製可改革性等核心優勢,中國經濟不會崩潰,不會陷入日本式L型增長或長期停滯,也不會陷入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相反,中國經濟的轉型一定能夠取得成功,在未來十年左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邁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另一方麵,當前經濟生態欠佳,存在債務病(杠杆率持續攀升)、泡沫病(房地産價格快速上漲)、利潤病(産能過剩嚴重以及大量僵屍企業存在)等經濟汙染,也存在著乾部不作為等政治汙染,製約瞭經濟的“循環流轉”,中國經濟不會在短期內實現反轉。
在實踐層麵,持久戰不是指持之以恒,更不是等、熬、忍,靜待經濟自動嚮好,因為“坐著不動,隻有被滅亡,沒有持久戰,也沒有最後勝利”
《毛澤東選集》第二版,第二捲,第478頁,人民齣版社,1991年6月。;而是包含瞭一整套剋服當前睏難爭取經濟長期嚮好的戰略戰術安排。具體而言,至少應該包括以下重要方麵。
堅持增速階段論,以短期換長期。短期嚴峻與長期嚮好實際上是相互矛盾的。若僅僅將長期作為每一個短期的簡單相加,就不可能最終實現從短期嚴峻嚮長期嚮好的轉化。要實現兩者的統一,除瞭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外,更需要進行階段劃分,並對不同階段賦予不同的戰略任務,即堅持階段論。在增速為綱的背景下,階段論就是要對不同階段賦予不同的增速目標,從而達到以短期換長期的目的。從曆史經驗看,每一次堅持增速階段論,都取得瞭成功。據此,我們將“十三五”劃分為“前低後高”兩個階段——調整階段和恢復階段,以6��5%這一2020年翻番目標所隱含的必要增長率為基準,調整階段的增速目標可以甚至應該低於6��5%,恢復階段則高於6��5%。
打好殲滅戰,徹底治理經濟汙染。嚴重的經濟汙染已經影響到正常的循環流轉,是中國經濟麵臨短期挑戰的主要原因。對此,要以殲滅戰的戰術,集中力量並可以犧牲一定的增速來推動調整——“退且要退夠”,徹底治理經濟汙染,優化經濟生態。與此同時,需要輔之以宏觀調控,以階段論為原則把握好調控力度,既要避免調控過度加劇經濟汙染,又要確保調整的穩妥推進,防止在此過程中誘發經濟的惡性循環。此外,還要堅持積極防禦原則,防範和化解係統性金融風險,避免金融危機對於經濟生態的巨大破壞。
維持體製可改革性,釋放後發優勢。作為仍具有較強後發優勢的發展中大國,推動經濟持續較快增長的核心在於充分釋放後發優勢。這就需要維持體製可改革性,確保製度供給可以與時俱進地滿足隨經濟發展階段變化而變化的製度需求。維持體製可改革性的關鍵在於優化政治—經濟生態,充分發揮領袖政治傢的引領作用和一般政治傢的主體作用。就具體改革而言,就是要推動創新導嚮型改革,建立創新導嚮型的報酬結構,增強企業縱嚮流動性,發展親市場的國有經濟,從而釋放企業傢的創新活力。
塑造有效政府,依靠有為乾部。“政治路綫確定之後,乾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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