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新编经济思想史》试图突破以往大多数就经济思想演变的单一线索,以主流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为主线,重点研究17世纪40年代以来中外经济学的进展和经济学人思潮的变迁,并着力体现中国经济思想的价值和地位,《新编经济思想史》意图把西方经济学思想史、中国经济思想史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融合一起,在此基础上用综合的经济思想和多元的综合思想来指导《新编经济思想史》的编写。
《新编经济思想史(第一卷):中外早期经济思想的发展》纵横古今、东学西鉴,是一部“思想史”,也是一部“综合史”;是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交汇;不仅是西方经济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的交汇,也是中国经济思想与国外经济思想的交汇。
作者简介
马涛,男,汉族,1957年8月生,陕西三原人。复旦大学博士,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经济学博士后。曾任职于河北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现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外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哲学领域的研究,已出版著作多部,主要有《儒家传统与现代市场经济》(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理性的崇拜与缺憾——经济认识论批判》(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0年版);《货币经济学》(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吕坤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传统的创新一东方管理学引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另在国内外著名刊物发表有关经济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论文百余篇,近年来重要的论文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成果优秀论文一等奖”,“ 1998年全国报纸理论宣传优秀短论一等奖”等多项奖励,主持过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
目录
绪论 17世纪中期前中西方经济思想的特点及在人类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
一、中西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与成因
二、17世纪中期前中西方经济思想的主要成就与历史影响
三、本卷的框架体系与分工
上篇 中国先秦和古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
第一章 人类文化轴心时代的社会与经济
第一节 中国先秦时期的两次制度变革及对经济思想的影响
一、殷周之际的社会变革与经济思想的变化
二、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与经济思想的变化
第二节 古希腊的商业文明
一、古希腊的历史地理与商业文明
二、古希腊与先秦社会制度的比较
第三节 先秦与古希腊经济思想的比较
一、先秦与古希腊拥有相近的文明与经济思想
二、先秦与古希腊经济思想的不同
第二章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上)
第一节 儒家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
一、先秦儒家的政治态度
二、“惠而不费”的自由经济思想
三、“藏富于民”的富民思想
四、“以义统利”的义利论
第二节 《易传》的经济思想
一、《易传》与儒家之关系
二、《易传》的经济思想
三、《易传》经济思想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道家的经济思想
一、道家的起源及政治态度
二、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的经济思想
三、先秦儒道经济思想的比较与历史地位
第三章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中)
第一节 秦晋法家的经济思想
一、秦晋法家的变法活动
二、秦晋法家变法和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历史变易论与“利出一孔”说
三“事本禁末”的赋役政策
第二节 齐国法家的经济思想
一、《管子》与管仲学派
二、“轻重之势”:经济干预的必要与目的
三、“轻重之学”:经济干预的基本理论
四、“轻重之术”:经济干预的具体手段
第三节 秦晋法家与齐法家经济思想的异同
第四章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经济思想(下)
第一节 代表小农生产者利益的墨子与许行的经济思想
一、墨子经济思想的核心:“兼相爱,交相利
二、墨子经济思想的特点:节用论
三、许行与他的农家学派
第二节 兵家的经济思想
一、富国强兵论
二、富国富民论
第三节 商家的经营管理理论
一、先秦商家的形成及思想特点
二、范蠡的“积著之理
三、白圭的治生之术
第五章 古希腊的经济思想
第一节 苏格拉底与色诺芬
……
中篇 西方中世纪和中国秦汉至明清之际的经济思想
下篇 中外经济思想专题比较
精彩书摘
《新编经济思想史(第一卷):中外早期经济思想的发展》:
东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与古希腊不同的政治体制,导致了东西方文明的分流。古代的中华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黄河流域的农耕经济孕育出的则是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往往具有强烈的封闭意识。与古希腊的城邦民主政治体制不同,黄河文明的水利灌溉和控制洪水的需要极易产生权威式的领袖人物,如中华民族的治水英雄大禹。中原地区的平原广大开阔,使得军事征服相对容易,导致了酋邦部落的兴起。当酋邦部落转向国家后,便在政体上发展出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中国历史自踏入文明社会门槛开始就属于具有个人政治权力的酋邦类型。在西方进入迈锡尼文明的时期,华夏文明已进入了夏商周王朝的早期国家阶段,初步奠定了影响中国近三千年的国家模式和政治传统,即国家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拥有相应的中央控制权力。华夏政治与古希腊相比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政治权威的树立和不断加强,在进入早期国家的夏商之后,华夏政治已逐步形成了世袭的王权合法的观念,王朝正统的观念。西周作为商朝的后继者,其突出的成就是建立起全国彻底整合的社会、政治和宗教制度的体系,以周公为首的政治家提倡礼乐教化,完善了依血缘关系而建立的宗法制度,不仅实现了政治的大一统,也实现了文化的大一统。
在中国,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在先秦中国步入文明社会之际,虽然人们也生活在以血缘为纽带、以民主原则为习俗的氏族制度中,但与古希腊人不同,他们在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的深层次影响下,消解了氏族的民主习俗,确立了宗法血亲制的统治地位,使它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稳定深层次结构。到了西周,又进一步凸显了这种血缘关系在政治体制中的横向性建构作用,实行政治体制上的分封制,逐步确立起了以宗法血亲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的国家管理机制,从而在“宗统”与“君统”的合一中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体制结构。先秦社会与古希腊社会氏族血缘关系的演变从一个角度体现了血亲等级制度与城邦公民法制社会之间的反差,也有助于深化对中西方社会制度不同的理解。
比较古希腊与中国先秦的社会制度传统,可以发现中国先秦时期走的是一条东方专制主义的道路,古希腊走的是一条城邦民主化的道路,二者的治理方式完全不同。从国家内部而言,华夏的政治生活是一中心的、神秘化的;古希腊的政治则是多中心的、世俗化的。华夏是家天下、私人治国;古希腊是公天下、公民治国。华夏是人治,古希腊是法治。比较中国先秦社会和古希腊的商业民主文明,不难发现政治的民主和商业交易规则的制度化、契约化和法制化是联系在一起、密不可分的。古希腊、罗马文明所强调的法是自治体得以维持和运作的规则,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由君王颁布的律。律是可以由王权任意更改的,因此中国始终没有成为一个法制国家,只能成为一个专制的国家。在希腊城邦中民主政治是常态,而专权属于僭窃的权利;而在中国历史中专制则是常态,宽松则属于让步政策,是统治者的恩赐。希腊向民主主义发展,中国向专制主义发展。人类发展的两条道路从公元前6、7世纪的文明起源阶段就开始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其后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西方社会历史的发展保持了希腊文明的传统,中国则走向了集权专制主义的道路。①
马克思也注意到了东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对东西方社会文明发展的影响,他曾把东方的社会政治形态概括为是“亚细亚”形态来与西方的社会形态相比较。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属于“亚细亚”社会的东方(包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由于文明进程、生产方式与社会转型方式“特殊”,政治权威与国家机器自古就具有超常的统治力,其经济、文化均受制于政治。私有财产始终处于软弱地位。虽然也存在土地私人占有,但国家却是真正的地主。虽然形成分散的小农经济,政府却是最大的公共工程部门。以集权君主为代表的政治权威享有极大的权力,对臣民的财产乃至人身安全具有“最高”支配权——犹如黑格尔形容的那样是一种“普遍奴隶制”。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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