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2-25
“中共黨史研究新視角”叢書總共四輯,叢書立足於大的曆史,在堅持中央對黨史、共和國史正確結論的前提下,從新的視角、從細節著手敘述黨史,以講故事的方式調動讀者的興趣點,從而達到黨史教育通俗化和有效化的目的。每輯包括20個黨史細節。如國民黨眼中的延安整風;1946~1948年間中共在哈爾濱市的兩難選擇;中國戶籍製度演進的曆史考察;1957年中國糧食産量問題;中央黨校“三次路綫鬥爭”大討論;毛澤東為何要“感謝日本侵略”;毛澤東“最後決定權”的來龍去脈;劉少奇與1947年石傢莊市接管;離休後八年鄧小平的新貢獻;江澤民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確立;習仲勛與陳傢坡會議等。
羅平漢,湖南安化人,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中共中央黨校優秀教研人纔資助人選,“新世紀百韆萬人纔工程”guojiaji人選,主要從事中共黨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著有《中國共産黨農村調查史》《農村人民公社史》《土地改革運動史》等。
陳獨秀與西湖會議陳獨秀與西湖會議
祝彥1922年8月28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陳獨秀、李大釗、瞿鞦白、張國燾、高君宇以及馬林和翻譯張太雷。會議的中心議題就是討論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問題。馬林嚮與會者陳述瞭與國民黨進行“黨內閤作”的五個理由。在共産國際代錶“充分的理由”誘導下,最後陳獨秀等人迫於共産國際的政治紀律,“自覺”地同意與國民黨實現閤作。有研究者指齣:“西湖會議決定瞭中共後來的命運,中共的重大發展始於此,中共在1927年的重大失敗也始於此。”姚金果等:《張國燾傳》,陝西人民齣版社2000年版,第107頁。
一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産國際在莫斯科主持召開遠東各國共産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錶大會,以張國燾為團長的中國代錶團共44人齣席瞭會議。大會根據列寜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理論,指齣瞭遠東各國共産黨人所麵臨的革命性質、對象、任務和前途,提齣瞭中國共産黨為瞭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務,必須同一切願意反帝反封建的階級、階層聯閤起來,組成統一戰綫。會議期間,列寜抱病接見瞭中共代錶張國燾、國民黨代錶張鞦白和鐵路工人代錶鄧培,對國共閤作問題錶示瞭深切的關注。
1922年4月底,陳獨秀、張國燾等人來到廣州,籌備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錶大會。為瞭開好這兩個大會,陳獨秀召開瞭工作會議。受青年共産國際委派來華的達林,也參加瞭會議。與會人員共同討論瞭黨對勞動大會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代錶大會的指導方針,同時也討論瞭對孫中山國民黨的態度。
在會上,達林發錶瞭重要講話。他根據遠東會議精神,談瞭建立工人、農民、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反帝民族統一戰綫的必要性。他嚮陳獨秀等人建議,共産黨的整個組織都加入國民黨,但條件是保持共産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
就這樣,一開始就將推翻資産階級的政權作為曆史使命的中國共産黨人,被共産國際、列寜、馬林、達林一步步拉迴到現實中來。陳獨秀終於認識到:與資産階級戰鬥、建立無産階級專政還是相當遙遠的事情,現在要進行的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擺在中國共産黨人麵前的是這樣兩條路:要麼與孫中山國民黨攜起手來,共同進行民主革命;要麼在黑暗勢力的重壓下孤軍奮戰。共産黨人必須在兩者之間作齣明確的選擇。
經過痛苦的思考,陳獨秀終於實現瞭由排斥國民黨到決定與國民黨建立聯閤戰綫的重大思想轉變。這一重大思想轉變的標誌,就是由陳獨秀起草,1922年6月17日以“中國共産黨”名義公開發錶的《中國共産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中國共産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對當時流行的“恢復國會”“聯省自治”“好政府主義”“廢督裁兵”等政治主張進行瞭批判,提齣中國共産黨最近的奮鬥目標共11條,其中包括:取消列強在華各種治外特權;肅清軍閥,沒收軍閥官僚的財産,將他們的田地分給貧苦農民;保障人民結社集會言論齣版自由權,廢止治安警察條例及壓迫罷工的刑律等。
為瞭實現上述目標,陳獨秀在《中國共産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中提齣:“無産階級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還應該聯絡民主派共同對封建式的軍閥革命,以達到軍閥覆滅能夠建設民主政治為止”。通過對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分析和對比,陳獨秀認為,在中國,“隻有國民黨比較是革命的民主派,比較是真的民主派”。他宣布:中共準備邀請國民黨及其他革命團體舉行聯席會議,以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閤戰綫。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冊,中共中央黨校齣版社1989年版,第37、45—46頁。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6月16日,早與孫中山有矛盾的陳炯明,在廣州公然發動武裝叛亂。孫中山在衛士保護下化裝脫險,在永豐艦上指揮軍隊與叛軍對抗。
陳獨秀這時對孫、陳對抗的前景以及國共閤作的前途,均深感擔憂。6月30日,他在給維經斯基的信中寫道:“南方孫文與陳炯明分裂,孫恐不能製陳,陳為人言行不能一緻,在南方也不能有所建設,他對於社會主義,我確實知道他毫無研究與信仰。我們很希望孫文派之國民黨能覺悟改造,能和我們攜手,但希望也很少。”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共産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17—1925)》,北京圖書館齣版社1997年版,第303—304頁。
盡管如此,但陳獨秀還是代錶中共中央局與在上海的國民黨要人張繼等進行瞭會談。在會談中,陳獨秀明確錶示:曾與中國共産黨有過閤作關係的陳炯明已經背叛革命,中共立即與其斷絕關係並公開對其進行聲討。
與此同時,陳獨秀還以中共中央局的名義緻函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譚平山、陳公博、譚植棠,要求他們立即脫離與陳炯明的一切關係,支持孫中山。原來譚平山這幾個人由於長期同陳炯明的閤作關係,對陳炯明的政治態度很是贊同,而對孫中山則多有指責。
然而,譚平山等人並未能認真對待中央的來信,仍未改變偏袒陳炯明、反對孫中山的態度。當在上海的國民黨人得知這一情況後,立即嚮陳獨秀提齣質詢。陳獨秀感到頗為尷尬,他隻得嚮國民黨方麵進一步聲明:中國共産黨不會因孫中山暫時受挫而改變與其閤作的政策,中共將更積極地反對一切支持陳炯明的言論和行動。
7月初,中共中央局緻函廣東區委負責人,嚴厲指責他們對陳炯明的錯誤態度,對陳公博等人進行嚴肅批評,提齣嚴重警告。不料,中共廣東區委對中央的指示仍然置若罔聞。後經中央討論,決定撤銷譚平山區委書記職務,調離廣東;開除譚植棠黨籍;給陳公博以嚴重警告處分。譚平山、譚植棠和陳公博三人都是陳獨秀的學生,又同是廣州共産黨小組的創始人。陳獨秀之所以“揮淚斬馬謖”,給他們那麼嚴重的處分,就是為瞭消除孫中山等人的顧慮,以便盡快實現與國民黨的聯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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