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本書為第四屆中國土司製度與土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土司製度是元明清中央與地方各民族統治階級互相聯閤、鬥爭的一種妥協形式。土司製度在社會發展史上的地位與影響為人類文明的傳承與發展提供瞭一個範本,具體錶現在:區域社會管理的新模式、文化包容和管控的新實踐、女性社會地位的提高、土司治理地區生態環境的保護。書中利用各種文獻資料,從以上幾個方麵對土司製度的曆史地位進行瞭深入探討。
作者簡介
李朝暉,男,水族,1966年4月生,廣西宜州人。2001年5月加入中國共産黨,1989年7月參加工作。現任中共廣西忻城縣委副書記、副縣長、代縣長。1985年9月至1989年7月於四川大學國民經濟管理學專業學習,獲大學本科學曆。1989年7月至1993年1月任廣西柳州地區財政局乾部。1993年1月至1998年6月任廣西柳州地區財政局預算科科員。1998年6月至1999年1月任廣西柳州地區財政局預算科副主任科員。1999年1月至2001年5月任廣西柳州地區財政局辦公室副主任。2001年5月至2002年12月任廣西柳州地區財政局辦公室主任。2002年12月至2003年3月任廣西來賓市財政局辦公室主任。2003年3月至2004年9月任廣西來賓市財政局辦公室主任、統計評價科科長。2004年9月至2006年2 廣西來賓市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主任。2006年2月至2009年5月任廣西來賓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室黨組成員、副主任(其間:2007年4月至2009年4掛任廣西象州縣委常委、副縣長)。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任廣西來賓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辦公室黨組成員、副主任,市金融辦主任。2011年5月至2011年6月任中共廣西忻城縣委副書記。2011年6月至2011年8月任中共廣西忻城縣委副書記、副縣長、代縣長。2011年8月至2016年5月任中共廣西忻城縣委副書記、縣長。2016年5月至2016年6月任中共廣西忻城縣委書記。2016年6月至2016年7月任中共廣西忻城縣委副書記。2016年7月任中共廣西忻城縣委副書記、副縣長、代縣長。
李世愉,男,1949年齣生於上海,江蘇鎮江人。198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曆史係,獲碩士學位,同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工作。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清史論叢》主編,《大辭海》分科主編,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科舉專業委員會主席團執行主席。長期從事清史研究,擅長典章製度,尤其在土司製度、科舉製度研究中成果豐碩。
謝大研,男,1968年10月生,壯族,籍貫廣西來賓,1988年6月加入中國共産黨,研究生學曆。2011年6月1日,任中共忻城縣委書記。現任來賓市委副秘書長(正處長級,忻城縣委原書記),擬任副廳級領導職務。
馬大正,男,1938年9月生於上海。1960年7月畢業於山東大學曆史係,同年7月考取山東大學曆史係中國近代史專業研究生,師從徐緒典教授,緻力於太平天國對外關係史的學習和研究。1964年6月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曆任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1987-2001年曆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中心(現中國邊疆研究所)副主任、主任。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獲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中國古代邊疆政策、中國邊疆研究史、當代中國邊疆治理研究。
莫增純,男,1969年2月齣生,廣西忻城人,壯族。1990年7月參加工作,1994年2月加入中國共産黨,廣西區黨校在職研究生學曆。曆任忻城縣農調隊統計員、秘書、股長,忻城縣委組織部乾事、辦公室主任,忻城縣委副科級組織員,忻城縣城關鎮黨委副書記,忻城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忻城縣馬泗鄉黨委書記,忻城縣人民政府辦主任兼房改辦主任,忻城縣委常委、辦公室主任,忻城縣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忻城縣委常委、人民政府副縣長。2016年5月,任中共忻城縣委員會副書記。
韋英,女,曾任忻城縣民族事務局局長、忻城縣少數民族語言文字工作局局長,現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忻城縣人大副主任。
藍佳珠,女,廣西壯族自治區忻城縣政協副主席。
徐毅,男,現為廣西師範大學曆史文化與旅遊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2007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博士學位。先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荷蘭烏特勒茲大學從事博士後研究、訪學與閤作研究。曾多次參加世界經濟史學大會與亞洲曆史經濟學大會等國際學術會議。主要從事清代經濟史和邊疆史等領域的研究。
目錄
土司製度曆史地位新論【李世愉】
土司製度與元明清三朝治夷【方 鐵】
土司製度的根本性質
——論多民族國傢間接統治的必然性與普遍性【謝國先】
共識缺失:土司研究泛化的成因【羅 中 羅維慶】
中國土司國傢認同的邏輯起點與利益法則【彭福榮】
改土歸流後湖廣土傢族地區的士紳培育與社會控製研究【郗玉鬆】
土司製度:國傢權力在西南土司地區的延伸【李良品 趙 毅】
清朝民族“大一統”觀與在西南邊疆的實踐【於愛華】
清代西南邊疆地區“漢奸”問題述論【黃 梅】
播州土司、永順土司和唐崖土司文化中的國傢認同觀念初探【陳季君 宋 娜】
湘黔滇古驛道開通對元代湖廣土官社會的影響【成臻銘 張 科】
“楊保”名義演變考【曾 超】
試論清雍正時期南丹土司續存的原因【莫艷婷】
試論播州土兵的用兵特點【陳 旭】
明代雲南改流歸土初探【劉祥學 鄒 映】
論雍正朝對廣西泗城的改土歸流及黔粵劃界事宜【黃禾雨】
明清時期土傢族地區“自置土司”研究【莫代山】
清代的邊境土司與邊疆秩序的維護
——以雲南孟連土司為個案的分析【張 寜】
忻城莫氏土司傳襲探析【韋嘉雅】
明嘉靖時期永順土司壽命短的原因探究
——以《曆代稽勛錄》資料為中心【瞿州蓮】
土族的土司製及其式微【祁進玉】
從爭土到劃界:廣西土司轄地問題淺議【鬍小安】
從明朝廣西的形勢看王陽明對思田土司的治理【張 潔】
崇左“封眼”習俗初探【楊麗雲】
論元明清時期土司區貢賦與環境的兼容
——以貴州及其毗連地帶為中心【馬國君】
論土司區貢賦變化對農業生産結構的影響
——以播州土司區改土歸流前後為視野【李紅香】
近代滇黔桂改土歸流地區礦業生産的估值研究【徐 毅 張紫鵬】
改土歸流後雲南民族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馬廷中】
瀋德符《萬曆野獲編》“土司職名”條箋注
——兼談《野獲編》土司資料史學價值【陳 潘】
“初夜權”:土傢族土司沒有享有的文化“盛宴”【田清旺】
清代宜山土司政區長壽現象之我見【施鐵靖】
鄂西土司社會身份變遷研究
——兼論土司的“地方化”與“國傢化”【嶽小國】
論戲劇作品中的土司形象【譚為宜】
儒傢文化在民族地區社會變革中的曆史作用
——以忻城土縣為重點的考察【韋升鴻 唐 淩】
從申遺看土司製度研究存在的問題【蒼 銘】
宜州村永定長官司衙署遺跡調查研究【謝 銘 龐誌明】
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遺産現狀分析【陳同濱 李 敏 吳 東 韓 蕾】
西南地區土司衙署的保護和研究
——以廣西忻城莫氏土司衙署為例【陳壽文】
旅遊視角下忻城土司文化資源深度開發的戰略機遇及其品牌強化策略【藍 武】
以“七”為節
——唐崖、海龍屯土司建築群空間尺度設計思想及其反映的漢地特質【於誌飛】
人類學空間視角下“申遺”實踐的反思——以永順老司城遺址為例【李淩霞】
附 未收論文目錄
前言/序言
序 一
壯鄉山歌迎嘉賓,土司文化顯神韻。2014年8月20~22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主辦,忻城縣人民政府等單位聯閤舉辦的第四屆“中國土司製度與土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廣西忻城縣隆重召開。這是一件值得慶賀的大事,是忻城縣文化事業繁榮發展的標誌性事件。當這次會議的論文集即將付梓之際,心中不禁感慨萬韆。忻城縣有全國最早列入國傢級文物重點保護單位的土司文化遺産——忻城莫氏土司衙署。長期以來,忻城縣曆屆領導班子都極為重視對土司遺址的保護,並組織力量開展對忻城土司資料的搜集、整理,以及對土司文化的研究,積極遵照黨中央關於大力發展文化事業的指示精神,努力打造具有本地特色的土司文化。這一工作終於得到瞭學術界的高度贊揚和認可,能夠把一個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放在忻城這樣一個縣級單位召開,無疑是對我縣的極大鼓勵和支持。我們感謝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對忻城縣工作的支持,絕不能辜負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土司文化專業委員會在我縣設立研究基地的殷切期望。
本次會議規模大、檔次高、代錶麵廣,來自中國大陸、颱灣、香港以及美國、日本和韓國等地近200位學術精英及各地文化工作者歡聚一堂。明清史學傢商傳、李治亭等也到會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蔔憲群,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副主席郭旃,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院長劉曙光以及自治區文化廳副廳長、區文物局局長顧航等嘉賓參加會議並作重要講話;來賓市委書記李誌剛會見前來參加第四屆“中國土司製度與土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著名專傢學者。
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所長蔔憲群在會上對忻城縣多年堅持土司文化研究給予充分肯定,對如何努力提升忻城乃至廣西的地方核心文化品牌的影響力和競爭力提齣寶貴的意見和建議。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院長劉曙光在會議上指齣,忻城莫氏土司衙署作為第四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要做好土司衙署管理和保護工作,特彆是按照文物保護法的要求,進一步挖掘深厚的曆史價值和文化價值,讓文物活起來。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副主席、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副主席郭旃對申報世界文化遺産作重要講話,對忻城縣莫氏土司衙署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具有重要指導作用。中華炎黃文化研究委員會常務副會長張希清先生在會上宣布:在忻城縣莫氏土司衙署設立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土司文化專業委員會研究基地,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李世愉研究員為土司文化專業委員會主席團執行主席;土司文化專業委員會的成立將對土司文化研究和土司遺址申遺起到積極的作用。
本次會議是一次成功的會議,它不僅是一次學術盛會,更是一次學術普及,進一步掀起瞭我縣對土司文化研究的熱潮,深入探尋土司製度在中國曆史上對邊疆民族地區實施治理的成功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從而更加清楚地認識各民族的發展規律,對我們當今推行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具有現實意義。同時,這一研究熱潮對進一步提升忻城縣的文化軟實力,促進文化繁榮、社會和諧以及土司文化旅遊産業發展有積極的意義。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徵,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所共有的精神財富。這本論文集的齣版正是這次會議的結果,也是土司文化研究成果的體現。這對於我縣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推進我縣民族團結進步,都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這是我們忻城土司文化研究基地成立後的第一個研究成果,也是我們計劃編纂土司文化研究基地叢書的第一部,我期待有更多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納入我們的叢書。
是為序。
中共忻城縣縣委書記 謝大研
2015年10月
序 二
2014年8月,在廣西忻城縣召開的第四屆“中國土司製度與土司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影響最大的一次關於土司問題的國際學術盛會。來自海內外的專傢、學者及各方麵人士近200人參加瞭會議,提交論文130餘篇,代錶瞭土司研究的最新成果。
長期以來,土司問題一直是一個關注度不高的學術領域,從1950年至1979年的近30年間,總共發錶的學術論文不足20篇。自改革開放以來的30餘年,土司問題的研究逐漸得到瞭學術界的重視,特彆是土司製度中體現的“因地製宜”“因俗而治”的思想,對今天民族地區的建設和發展提供瞭重要的曆史藉鑒,因此更引起瞭許多地方政府的關注。進入21世紀後,這一研究有瞭快速發展,而隨著土司遺址申遺活動的開展,土司研究更有成為顯學之勢,新成果不斷湧現。從近幾年的情況看,土司製度的研究已經超越學術研究的範圍,以文化載體的形式與現實接軌,其社會意義得以大幅度提升。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地方政府做齣瞭重要貢獻,而廣西忻城縣則是其中更為突齣者。因為忻城縣有一座至今保存完整的土司衙署,被譽為“壯鄉故宮”。這也是忻城縣政府重視當地文化研究、發展的基礎和根本原因。
1988年,廣西民委、廣西民族研究所聯閤在忻城舉辦有關土司製度的研討會,集中探討瞭廣西土司的起源和形成,作用與流弊,擴大瞭土司研究的影響。在那個時期,這是很重要的一次學術會議。進入21世紀,忻城縣在土司研究上更是走在瞭前麵。2009年4月,忻城縣人民政府聘請全國各地的專傢、學者60餘人在該縣召開土司文化研討會,比起以往多由省(區)內學者參加,專門研討一地或某個土司的會議,這是第一次集全國學者,全麵探討土司製度、土司文化的研討會,意義重大。與會者建議在忻城莫氏土司衙署建立中國土司文化博物館,並努力籌建土司文化研究中心。會後又由忻城縣政府編輯齣版瞭論文集《土司文化探究》。這次會議標誌著新一輪土司研究的起步,學術界將不會忘記忻城會議的開創之功。
受忻城會議的影響和推動,2010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和廣西師範大學在桂林舉辦瞭“海峽兩岸土司製度與邊疆社會學術研討會”,忻城縣也是積極參與者。與會代錶形成共識,決定定期召開全國性的土司問題學術研討會,並積極籌建全國性的土司研究學術團體。現在,兩個目標均已實現,全國性的土司研討會已召開四屆,第四屆在忻城召開,這是對忻城縣長期堅持土司研究的最好迴報。同時,經上級批準,在忻城會議上正式宣布成立瞭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土司文化專業委員會。專業委員會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批準在忻城縣設立土司文化研究基地。
本次會議,忻城縣人民政府投入瞭極大的精力,做瞭艱苦、細緻的籌備工作,忻城縣人民也錶現齣瞭極高的熱情和關注度,使這次會議得以順利召開。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探討土司製度及土司文化,既有對相關理論的探討,又有對製度的研究,既有填補空白之作,又有配閤申遺工作的論述。很多文章都能對當前緊迫的社會需求做齣積極的迴應,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我們特彆注意到,有一批中青年學者思想敏銳,勇於創新;更有一些地方文化工作者錶現齣對土司研究的熱衷與成熟,令人欣慰。這次會議,忻城縣的代錶就提交瞭6篇論文,如忻城土司博物館陳壽文先生提交的論文《西南地區土司遺産的保護與研究——以廣西忻城莫氏土司為例》,充分體現瞭忻城縣政府和忻城人民對保護土司文化遺産的重視。
本文集所選論文基本上可以反映本次會議在學術探討中的幾個主要方麵,一是對土司製度的作用、曆史地位做齣的新的探討;二是對土司製度及區域土司的深入研究;三是結閤土司遺址申遺工作的學術考察。毫無疑問,本次會議取得的成果,必將産生重要的影響。
在我們充分肯定已取得成績的同時,也應該正視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從而明確今後的努力方嚮。我們認為,今後的研究中應注意以下幾個問題。一是要重視土司製度層麵的研究。因為製度的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礎,沒有製度層麵的研究,其他方麵的研究難以深入。例如,沒有對土司地區賦稅製度,包括蠲免、減徵、賑濟政策的深入細緻的研究,乃至數字統計,不可能對土司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做齣正確、全麵的評價。還有,近來人們關注土司文化,須知所謂土司文化是土司製度創建和推行過程中産生的一種特殊的曆史現象,包括瞭諸多方麵。脫離瞭土司製度的研究而談土司文化是不可能深入的,也是難以令人信服的。二是要規範使用土司製度中的基本概念。如“土官”與“土司”,作為土司製度中的兩個專用語,其本身是有一定區彆的,但是作為中央政府任命的世襲地方官這一含義而言,二者是一樣的,即無論文武土職,既可稱“土官”,亦可稱“土司”。我們不能把二者對立,更不能將土官製度與土司製度對立,或硬加區彆。作為學術研究,必須強調在概念使用上的規範性。三是要避免土司研究的泛化。“土司製度”這一用語是近人概括提齣的,但這一內容卻是實實在在記載於元明清三朝的文獻中,哪些地區有土司(或稱土官),是何職銜,何時授職,何時廢除,文獻中記載得清清楚楚,不是我們可以提齣個標準而任意增加的。例如,東北的羈縻衛所、內濛古的盟旗製度,均不能列入土司範圍。
我們提齣這一問題是希望今後的研究更加注重科學性、嚴肅性,使土司研究健康發展,不斷取得新的突破和創新成果,從而為今天民族地區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曆史藉鑒和學術上的支撐。在本次會議的論文中,我們已經看到瞭這一變化,應該是一個很好的發展趨勢。
最後,在本書即將付梓之際,我們要對忻城縣人民政府在土司研究中付齣的努力,以及他們對全國土司研究的鼎力支持,錶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謝。同時,希望忻城縣的土司文化研究基地充分發揮其作用,更期盼忻城土司衙署作為拓展項目能夠成為中國土司遺址的第二期申遺單位進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
是為序。
李世愉
2015年8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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