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学术：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 [Political Reform in Hong Kong]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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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香港问题一直是中央和香港政府关注的焦点，而研究香港问题的本质和变迁对解决目前香港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使香港政治常态化有重要意义。中国道路丛书香港系列书反映了香港在过去半个世纪社会、政治的急剧变迁。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学术：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通过对香港政治、社会、文化的历史分析，展现其社会特质，为香港改革发展提出更切合实际的诉求和建议。作者以颇为深入的研究构建一系列“核心概念”，构建了其对香港政制改革独特性的深刻思考，在大量分析香港社会与政治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指出重构政治稳定与香港的家庭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如何充分利用这种资源化解社会及政治矛盾和冲突；如何对应香港回归后新的政治秩序所蕴含的一些管治困难；如何看待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现状；如何看待香港政治弱化和分离的趋势；如何改革现有的政治体制。

作者简介

刘兆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政府首席智囊之一，原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央政府首席顾问，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家。学术研究领域为社会与政治发展、政治制度，从事香港问题研究近40年，在香港回归祖国的过渡期，即1993~1997年，刘兆佳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2002~2012年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为香港特区政府管制香港提供了政策咨询，也为中央治港提供有益的意见和建议。

精彩书评

　　★刘兆佳教授的学术性论述具有浓厚的理论趣致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他对香港政制发展和管治现实的分析，理论严谨，客观而中肯。不论同意或不同意他的论断，要理解、认识香港政治，都不能绕过这些学术著作。
　　——金耀基，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香港中文大学荣休社会学教授
　　
　　★刘兆佳教授对香港社会与政治，尤其是港人之政治心态、特区之管治与政权建设以及“一国两制”诸多重大课题，认识之深、见解之到，当代社会学及政治学者殆无出其右。他以学者之胸怀与学养阅历政事，寓理论于实践并在实践之中提升理论，对香港社会政治研究深具卓知洞见，不少著述已成经典文献。
　　——李明堃，香港教育大学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客座教授
　　
　　★“一国两制”是创新性的伟大事业。近二十年来在香港的实践经验表明，其难度不容低估。要了解“一国两制”事业现在面临的困难和未来的挑战，必须对香港从殖民地时代到回归以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入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本书是从事香港问题研究者的必读之作。
　　——陈弘毅，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
　　
　　★在过往数十年间，香港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政治和社会变迁，转变速度之快虽为人所察，但其影响之深远则显然未为人所体认。刘兆佳教授的著作为香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政局和管治的动态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视角和启示，也提供了研究香港政治发展不可取代的一个思路。
　　——李彭广，香港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部主任
　　
　　★香港虽小，却充满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陆地与海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现代性的内在张力。刘兆佳教授的著作有助于我们系统地认识香港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冲突，理解香港面临的难题和挑战。
　　——强世功，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目录

序

第一部分 社会与政治
第1章 社会容纳政治
第2章 城市化与工业化背景下的华人家庭主义
第3章 社会变迁、官僚管治和新兴政治问题

第二部分 选举政治
第4章 区议会选举
第5章 1985年区议会选举与殖民地的政治动员
第6章 媒介环境和选举
第7章 认知动员与对香港民主党的选举支持

第三部分 非殖民化下的政制改革
第8章 政制改革的矛盾与选择
第9章 中英协议后香港的政制变迁
第10章 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

第四部分 回归与政制发展
第11章 《基本法》与新政治秩序
第12章 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

第五部分 精英与政党
第13章 精英政治与大众政治的分离
第14章 政治精英从团结走向分裂
第15章 残缺不全的政党体系

精彩书摘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道路丛书·学术：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
　　香港社会主要由中国内地移民及其后代组成。他们大多受经济利益驱动，个人倾向于公开的功利主义、政治冷漠。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不仅笼罩港人与外界、政府和社会整体的关系，还塑造了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特别是针对与核心家庭成员关系不深，或者通过虚拟亲属关系进入家庭的人。2功利家庭主义自然会排除过度的社会介入和政治参与。社会在总体上是向心发展和原子化，由大量家庭组成，而每个家庭都是提供心理归属和社会互动的场所。这些家庭资源丰富，可以满足香港社会群体大量的世俗需要。这种能力使政治手段在满足民众需求上相对不那么重要，因此造成了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分离。“社会容纳政治”就成为确保香港社会与政治制度稳定的基础。
　　因为香港社会的原子化和分割性，因此需要一些整合机制将社会秩序中各式要素聚集在一起，形成一个可发挥作用的整体。这些机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政府颁布和执行的法律。因为官僚体系在行事时奉行最低限度干预原则，所以法律适用的活动领域也相对较少。此外，在这些法律涉及的少数领域内，法律的目标模糊不清和范围残缺不全，也降低了规管的有效性。相反，对大多数港人来说，法律精神和制度的功能难以捉摸，对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有限。因此，需要一些整合机制来补全法律在维系社会秩序上起不到的作用。
　　这些整合机制中，有两种尤其重要。第一种整合机制是社会风俗。它通过社会内部的控制来落实。为了使社会风俗起到整合作用，需要先满足3个条件：第一，政府颁布的法律不能违反社会风俗，否则社会风俗的权威就会打折扣。迄今为止，这一条件看起来得到了满足，法律和社会风俗只是偶尔冲突，并导致政府和社会间关系紧张。第二，如果社会希望通过制裁来规范个人行为，那么社会的组织结构，特别是家庭机制，必须能独立存在。因此，社会的权威体系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稳定性。第三，秩序规范的含混不清和相互冲突只能保持在最低限度，否则社会秩序将受到威胁，而社会本身也将成为政治冲突的根源。直至最近，后两个条件在香港才基本得到满足。
　　第二种整合机制是1945年以后的市场机制。它的整合作用绝非仅限于经济事务。由于港人大多崇尚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市场原则在规范社会关系方面也具有重大意义。对于一个由殖民者组成，因此只获得有限道德权威和政治信任的政府来说，诉诸政治市场标准来为自己的行为背书，并且有意无意地赋予道德权威，对其统治很有利。例如，在社会结构中，市场理性的至高无上反映在民众对阶级关系的认识上。目前，香港的收入不平等通常被解释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后果之一，因此被合理化，认为是市场经济制度“自然而然”的事情。香港存在什么样的社会阶级？港人对此看法干差万别，表明香港缺乏对抗性质的阶级关系。相反，民众通常以一种既羡慕又嫉妒的复杂心态去看待富人。4当阶级结构主要以市场话语来表述时，阶级问题就会缺乏使之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正当性，但香港的现实是，以这种方式理解阶级结构已获社会更普遍的认可。
　　尽管如此，要让民众接受这种阶级分层体系，还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向上流动的机会必须充裕，或至少社会上广泛认为是充裕的，这样就会引导大多数人相信他们或其后代最终能获得成功。第二，一定不能认为富人和穷人正在进行一场零和博弈。战后的经济繁荣满足了第一个条件。与此同时，出口依赖型经济又提出以下说法，即富人是通过勤劳工作和有好运气从外国赚取财富的，因此掩盖了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剥削”关系。毫无疑问的是，削弱市场原则的认受性会导致社会冲突。更明确的说法是，不愿意承认市场机制在分配和再分配上的正当性会导致阶级间的对立。另外，任何试图取代（哪怕只是部分取代）市场原则作为资源（特别是公共资源）分配的指导原则的做法，都可能导致以政治手段解决资源分配问题，那会带来更深远的后果。
　　……

前言/序言

　　《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和《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三册书汇集了近40年来我对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所做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论文原以英语撰写并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发表，现在经翻译首次以中文出版。这些学术论文反映了我学术生涯中不断变化的研究重点和目标，也反映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香港社会与政治的急剧变迁。，这些学术论文既代表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印记。借着这三册书与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见面的机会，我也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半年后便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了19世纪中国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领导传统中国社会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着重指出政治与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体有关。虽然之后我仍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有浓厚兴趣，但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的转移并非完全由我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反而与研究机遇、香港的变迁和“九七问题”的凸起有更大的关系。
　　尽管我年轻时念书的地方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开办并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但我在中学时期已经深深地被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经世济民的主张所吸引，因此对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着迷。我认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并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的襟怀。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后，我放弃了研修中文和中国历史的初衷，转而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重点所在。
　　即便如此，回香港工作后，我还需要物色具体研究项目，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头两年，我一直在摸索将来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社会学系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探讨内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义。假如这项研究能够启发我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则日后我的研究重点便会是内地而非香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中国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具“实用”价值，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比较容易，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来说关系重大。然而最后，我决定舍“中国研究”而取“香港研究”，这当中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这不等于我特别“爱”香港。虽然我在香港出生、成长和受教育，但我的“国家情怀”比“香港情怀”要更浓厚一些。因此，爱香港并非驱使我其后几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动力。当然，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对香港的感情不断加深，进而促使我更加锐意研究香港，并愿意对其未来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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