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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哲学研究与爱好者;大中专院校师生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关系引起了人们不断的思考和争论。本书为我国著名现象学家倪梁康教授对这一关系的解读。
内容简介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zui重要的两个哲学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无论就思想关联来看,还是就私人关系而言,都构成胡塞尔从1916年到弗莱堡直至他1938年在这里去世期间的zui重要思想生命内涵的组成部分。胡塞尔自己曾将他后期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的经历称作“zui沉重的宿命之一”,甚至“zui阴暗的个人经历——zui后的和对我zui沉重的打击”。而2014年出版的海德格尔的题为《思考》的三卷(《黑皮本》1931-1941年)以及2015年出版的题为《说明》的另外两卷笔记(1942-1948年),又为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尤其是为理解海德格尔所说“攻击”胡塞尔的根本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本书为我国著名现象学家倪梁康教授对这一关系史的解读。这一解读,按照倪梁康教授的说法,可以说他以某种方式对此长期萦绕在心头的关系思考的一个总结或清算。
作者简介
倪梁康,男,1956年出生,江苏南京人。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中山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馆长、中山大学现象学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负责人。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著作:《自识与反思》,译著《现象学的观念》、《逻辑研究》、《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形式主义的伦理学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道德意识现象学》、《人生第yi等事》等。
目录
序言
引论
第一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前篇:1916-1923年
第二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中篇:1923-1928年
第三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后篇:1929-1938年
第四讲: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续篇:1944-1976年
第五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1):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
第六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2):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
第七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1):历史哲学的现象学-存在论向度
第八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2):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黑格尔-狄尔泰动机
附录:关于2014年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媒体现象学与去蔽存在论
资料一:胡塞尔1931年1月6日致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的信
资料二:胡塞尔1933年5月4、5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
资料三:论海德格尔在《明镜周刊》访谈中关于胡塞尔的说法
资料译后记(代全书后记)
引用文献索引
精彩书摘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研究丛书》:
第三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
后篇:1929-1938年
海尔曼·施密茨将早期海德格尔在时间上精确地划定在1989年10月5日出生至1929年7月26日接任弗莱堡大学胡塞尔哲学教椅之间。①这种划分预设了一个前提,思想史与思想家们对真理的追求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真理无关,而是应当被理解为权力斗争的历史,即话语权利的斗争史,而在我们这里的案例中,它意味着:海德格尔通过成功的战术“越过”和“克服”了他的前任胡塞尔,通过对德国当时最重要的哲学教席的接管而像约纳斯所说的那样“攫取了权力”,从而完成了他事业上或仕途上的华丽转身,最终在思想史上留下了他的深刻印记。但是,如果对这个思想逻辑予以彻底的贯彻,那么从1928年至1945年期间的海德格尔就只能被视作中期海德格尔,因为他在二战结束后便受到战后清理委员会的去纳粹化审查,于1945年被剥夺了这个教椅,并一度被禁止在弗莱堡大学授课。接下来还可以依此划分后期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本人曾一再想将他的思想与胡塞尔思想的对立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为德国农民哲学与犹太商人哲学的冲突。我们在后面的“外篇(1):胡塞尔与犹太人问题”与“外篇(2):海德格尔的反犹主义与纳粹问题”中还会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倘若海德格尔的说法真的成立,我们在他对胡塞尔的“战役”案例上就必须说:是狡黠的“德国农民哲学”战胜了淳厚的“犹太商人哲学”。
海德格尔于1929年7月26日正式接任胡塞尔的教椅。此前两天,即7月24日,他在弗莱堡大学做了题为“什么是形而上学?”的就职讲座。由于胡塞尔于1917年在弗莱堡上任时所做的就职讲座题目是“纯粹现象学及其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因而他的继任的“形而上学”的讲座标题已经明确凸现了两人在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乃至行文风格的差异。舒曼曾通过历史事实的陈列而指出,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背离并非如海德格尔自己所说是在胡塞尔于1931年6月在柏林讲演上公开批评海德格尔之后,而是在此之前,“关键的一步是由海德格尔自己迈出的,而且是在公共的场合。他于1929年7月24日在弗莱堡做了就职讲座‘什么是形而上学?’。其中没有谈到胡塞尔和现象学。”因而舒曼认为,胡塞尔至此才注意到海德格尔的根本变化,或者说,感受到海德格尔思想的陌生,并开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时间里(1929年8月和9月)通过对他的著作的阅读来认真了解海德格尔的思想。①
这个过程我们会在后面的论述中予以呈现。不过我们在这里必须先回溯到1929年4月10日的胡塞尔七十诞辰庆祝会上。此时胡塞尔尚未明确地意识到在他的哲学与海德格尔思想之间存在的基本分歧。而海德格尔显然也还没有准备完全背离胡塞尔。
……
前言/序言
大约从2012年年初陆续开始撰写题为《反思的使命》的胡塞尔思想传记。到2015年时,已经写到他的弗莱堡时期。在这里当然不可能绕过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问题不论,因为无论就思想关联来看,还是就私人关系而言,这个关系都构成胡塞尔从1916年到弗莱堡直至他1938年在此去世期间最重要的思想生命内涵之组成部分。胡塞尔自己曾将他后期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的经历称作“最沉重的宿命之一”①,甚至“最阴暗的个人经历——最后的和对我最沉重的打击”。②而2014年出版的海德格尔的题为《思考》的三卷(《黑皮本》1931-1941年)以及2015年出版和将出版的题为《说明》的另外两卷笔记(1942-1948年)③,又为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尤其是为理解海德格尔在其中所说的“攻击”胡塞尔的根本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再加上2016年将是海德格尔去世的第四十个年头,2018年也将是胡塞尔去世的第八十个年头。这几重因缘会聚的结果就是笔者在这里提交的关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或关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的文字,共分五个部分。可以说它们是笔者以某种方式对此长期萦绕在心头的关系情结所做的一个了断和清理。——这里所说的“关系”,既是指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是指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并非一本直接阐述两位哲学家思想的详尽入门读物,也非一本细致梳理两人学术谱系的学术专著。相反,本书更侧重于从历史的、个体的、甚至带有一丝戏剧性的视角,去考察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期间那段充满张力的学术关系。它并非意在提供对现象学“是什么”或“怎么做”的系统性讲解,而是深入挖掘这段关系如何形塑了现象学运动的走向,以及两位思想巨匠在个人情谊与学术理念上的微妙互动与最终分歧。 本书的开篇,便将读者带回二十世纪初的弗莱堡大学,一个当时欧洲思想界的重要策源地。这里,胡塞尔,作为现象学创始人,已经确立了他早期的哲学体系,他的《逻辑研究》等著作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他以其严谨的逻辑思辨和对意识结构的精细分析,试图为哲学确立一种全新的、科学的出发点。然而,他的哲学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他对“生命世界”的关注日益加深,其晚期思想也展现出新的转向。 海德格尔,作为胡塞尔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从早期在弗莱堡的求学、助教乃至后来的教职,都沐浴在胡塞尔思想的光辉之下。他深受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影响,并将其创造性地运用于对“存在”问题的探索。可以说,海德格尔早期的著作,尤其是《存在与时间》,是在胡塞尔现象学框架下对一个全新哲学命题的深刻回应。他继承了胡塞尔对意识的现象学描述,但却将关注点从“意识是什么”转向了“存在如何被理解”。他借鉴了胡塞尔的“回到事物本身”的原则,但将“事物”拓展为“存在”,并试图通过对“此在”(Dasein)的分析来揭示存在的意义。 然而,本书并不止步于这种简单的师承关系。它着力刻画的,是两人从近乎“亦师亦友”的紧密联系,到最终走向学术上的“背离”。这种背离并非简单的学术意见不合,而更像是两种不同哲学方向的渐行渐远,以及个人性格、时代背景等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在“相遇”的部分,本书将细致地呈现两人思想上的早期契合之处。我们会看到,海德格尔在阅读胡塞尔著作时所产生的强烈共鸣,以及他如何从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意识的“给予性”等概念中汲取灵感,发展出自己的“基础存在论”。这种“契合”并非完全的复制,而是海德格尔在吸收胡塞尔思想营养的同时,进行着深刻的批判性继承和创造性转化。他继承了胡塞尔对主观性的重视,但却将之转化为对“此在”作为存在之意义敞口的关注。他借鉴了胡塞尔对“前理解”的探讨,但将其扩展到对“此在”预设性的存在方式的分析。 同时,本书也会触及两人在弗莱堡大学期间的学术环境,以及当时其他重要思想家的影响。比如,埃德蒙德·胡塞尔在大学里的学术地位,以及他与其他学者的交流,都构成了海德格尔学术成长的土壤。而海德格尔在胡塞尔身边学习的经历,也为他提供了观摩和实践现象学方法的绝佳机会。 然而,随着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出版,以及他个人的思想日益成熟,两人之间的学术张力也开始显现。本书将在“背离”的部分,深入剖析导致他们关系紧张的深层原因。 首先,是思想方向的根本差异。胡塞尔的晚期思想,尤其是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的现象学》中,表现出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生命世界”的回归。他试图在現象學的基础上,为西方科学的危机提供一种超验的解释。而海德格尔,则将存在问题置于其哲学探索的中心,他认为胡塞尔的超验现象学过于局限于意识的范畴,未能触及存在本身的根本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存在”并非一个可以被意识所把握的“对象”,它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先于意识而存在的“敞开”。他对“技术”的批判,以及对“历史性”的强调,都与胡塞尔的超验性追求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次,是个人风格与学术立场。胡塞尔以其严谨、细致、学院派的风格著称,他追求哲学的科学性和普遍性。而海德格尔则以其富有诗意、甚至带有悲剧色彩的语言,以及对历史、语言、诗歌的独特解读,展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哲学气象。这种风格上的差异,也反映了他们在哲学旨趣上的不同。胡塞尔更倾向于构建一个坚实、可信赖的哲学基础,而海德格尔则更倾向于揭示存在的吊诡与困境。 再者,是历史与政治的阴影。海德格尔在纳粹时期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一事,无疑给他们的关系蒙上了沉重的阴影。尽管本书并非一本关于海德格尔政治立场的研究,但这段历史背景无疑加剧了两人之间裂痕的深度。胡塞尔作为犹太裔哲学家,其所处的时代环境与海德格尔的政治抉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让他们的学术分歧染上了更具个人色彩的悲剧性。 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两人思想的异同,而是试图通过对他们“相遇”与“背离”过程的细致描摹,来展现一种思想在成长、碰撞、甚至分裂过程中的动态。它会探究,在哪些具体的学术论辩中,他们的分歧开始变得不可调和;在哪些个人的交往片段中,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本书会避免过于宏大的哲学史叙事,而更侧重于从微观的、历史性的细节中,去理解两位巨匠之间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纠葛。 因此,如果你期待的是一本直接告诉你“胡塞尔的现象学是什么”或者“海德格尔存在论的要点”,那么本书可能不会满足你的直接需求。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角度,让你得以窥见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如何在共同的学术土壤上,既彼此启发,又最终分道扬镳。它呈现的是一段鲜活的思想史,是一段关于师生、朋友、竞争者之间,在思想的道路上,既有辉煌的合作,也有无奈的决裂的真实写照。通过阅读本书,读者可以更深刻地理解,伟大的哲学思想是如何在具体的人与人的互动、在历史的洪流中,孕育、成长、乃至分化,从而塑造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走向。本书旨在提供一种更加人文、更加具象的哲学理解方式,让你看到,思想的背后,是鲜活的个体,是充满张力的学术战场,也是时代变迁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