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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标志性理论“互文性”开始,梳理了理论提出的背景和发展脉络,并从个人的学术经历出发,谈到她是如何从话语主体走向精神分析的。第二讲她从多义的时间出发,以普鲁斯特笔下的“玛德兰娜点心”为例,展开具体的文本运用。关于女性主义和符号心理分析,克里斯蒂娃女士以“女性天才三部曲——阿伦特、克莱因、柯莱特”为题,从“他人、生命、时间”三个维度分析三位女性天才。她通过分析女性对文化贡献的特殊性,指出正是对女性个体特殊性的研究,极大地扩展了符号学研究范围。而关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复杂性,第四讲克里斯蒂娃以“陌生的自我”为题,谈到个体的自我异客和民族的排外精神的问题,重申个体和民族间的异质性和独特性。将弗洛伊德早期《暗恐》(The uncanny)中限于个体的自我的“非家异感”发展到政治哲学的层面,并从符号心理分析的角度对这种“非家异感”展开讨论。
内容简介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是法国当代著名符号学家哲学家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文学批评家朱莉亚·克里斯蒂娃教授于2012年11月应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项目的邀请所做的系列演讲实录。演讲围绕“主体·互文,精神分析”的主题宣讲了克里斯蒂娃关于符号学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思想和社会政治思想等核心观点。
作者简介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 年6 月24 日出生于保加利亚,1965年圣诞前夕移居法国。现为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兼任欧美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常任客座教授、荣誉博士。
克里斯蒂娃学术成就卓著,与其师罗兰·巴特同为后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于2 0 世纪60 年代后期创立了互文性理论,并在符号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等领域都有重大建树。主要著作有《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语言,这个未知的世界》《诗歌语言的革命》等四十二种。克里斯蒂娃多次获得人文社科类重要奖项和荣誉称号,如:法国“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87)、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荣誉会员(1998)、挪威“霍尔堡国际纪念奖”(2004)、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司令勋位”(2015)等。
精彩书评
★即便是大笔勾勒出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焦虑——我不忽略它所带来的益处——我也并不在末世水妖的歌声中倒下。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如此艰难地面对他们的共处与死亡,却首先是“会说话的生命”。正是“制造意义的能力”将我们分离,并携带着暴力;然而,如果幸运的话,也正是这种能力给我们自由,并最终将我们聚拢。 ——克里斯蒂娃
目录
自序 我的“内在经验”之赌:
语言·书写·主体性
克里斯蒂娃学术思想中的中国元素与文化认同
第一讲 主体与语言:
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
第二讲 主体与语言:
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
第三讲 主体与精神分析:女性天才三部曲
——阿伦特、克莱因、柯莱特
第四讲 主体与精神分析:陌生的自我
附录一 互文性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词语、对话和小说
人是多声部的构成
附录二 克里斯蒂娃复旦演讲的回声
互文性理论的多声构成:
《武士》·张东荪·巴赫金·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
克里斯蒂娃的思想源流
出版后记
精彩书摘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演讲集》: 第一时间:记忆中只剩下一面光明的墙 第一个时间段中出现的是一段记忆。它是最初的记忆,带着伤感,也简单得令人失望:“就是这么一幕简而又简的布景……为了重演我更衣上床的那出戏,这些道具是少得不能再少了”;“似乎只有晚上七点钟这一个时辰”。这个记忆涉及的是“我”童年晚上七点钟的一段记忆。童年时代的小楼有两层,但在记忆中它只变成了一面墙,楼上楼下融成“一面光明”。这面墙作为一个断裂横在第一部“贡布雷”卷的“一”和“二”两部分之间。在记忆中,贡布雷的其他一切都死去了。“倘若有人盘问我,我或许会说贡布雷还有别的东西、别的时辰。但,那将是我有意追忆、动脑筋才想到的一鳞半爪。”这意味着“其他一切”并不重要。 在这个被简化的记忆中有个人物叫斯万,作者说他是“无意中造成我哀愁的祸首”。因为斯万的来访使母亲不能像往常一样,在临睡前给他一个晚安吻。这段故事很快就会被忘记,溶解在玛德莱娜点心和茶水之中。 而这面墙在《追忆似水年华》的第五部《女囚》当中又出现了,而且这一次带有悲剧色彩——我现在用的正是互文性解读。《女囚》中有个人物叫贝戈特,这面墙是在他去世前的场景中出现的。贝戈特是个作家,他和叙事者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重影。贝戈特在荷兰画家弗美尔(Vermeer)的一幅画作中看到了“一小面黄色的墙”,在此之前他完全记不得有这面墙。弗美尔的这幅画作被评论家称为“一幅精致的中国画,其自身的美已经足够”。你们看,从童年走到母子中间的斯万,又走到作家贝戈特,然后到弗美尔的一幅作品,而作品中的墙因为时光的痕迹而使人想起中国画……记忆就这样曲折缠绕。这时,干涩无用的艺术(包括贝戈特自己的艺术)过渡到了伟大的艺术(弗美尔的艺术):在这幅杰出的作品前面,贝戈特觉得无地自容,晕头转向。贝戈特自己说:“我的最后几部书太枯燥无味了,应该过上几道颜色,让句子自身拥有美丽,一如这一面黄色的墙。”因为普鲁斯特还很善于揶揄,所以他写道:“贝戈特不知道是因为刚下肚的土豆没能消化,还是因为遭到这'一小面黄色的墙'的一击,就这么倒在地上,离开了人世。”所以,这个打击既是一种精神的打击,也是一种身体上的打击(可能是因为消化不良造成的)。许许多多的感觉都集中在这一个打击里面,这就出现了我们两天前讲过的文本意义的双重性:百感交集的时刻,是艺术之美达到巅峰的时刻,也是死亡来临的时刻。 而普鲁斯特并不害怕其他艺术的挑战。我们知道普鲁斯特的句子很长,但这种长句里面有很强的音乐感与画面感。故事接下来更是令人耳目一新,让弗美尔的那面小墙也为之逊色。我们提到了“死亡”(过去的死亡,除了那“一面光明”,“孤零零地显现在茫茫黑暗之中”):它连接着贝戈特的离世,亦即作为非普鲁斯特式的作家的死亡;它也连接着童年难以重现的记忆的死亡。两种死亡通过“一面墙”发生联系,而与此相对的是艺术的力量。在这段文本中,接下来要展示的,恰恰是艺术的力量:它战胜了死亡,令童年的记忆重现。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感觉的铺设,童年的所有美好,被安置在了一块点心的世界。 ……
前言/序言
一面是科学技术史无前例的成就,一面是破坏力在世界范围的爆发:我们是否注定从此只能有这唯一的分水岭?超级网络自诩可在点击之间连接全球人类;数字技术重新激荡起原始的宇宙之力,并可将身体器官三维成像于电脑屏幕上;而在人类被克隆实现之前,日臻完善的机器的人化已然预告一个超人类时代的临近。这一切是不是生命的胜利,我对此怀疑。与此同时,全球化的反对者、一些脆弱的青少年以及绝望中的狂热分子,将自己变成人肉炸弹,在巴黎、喀麦隆与曼谷播种死亡。此外还有全球气温与二氧化碳含量的不断攀升,有的孩子不能再看到蓝色的天空,蜜蜂、长颈鹿、犀牛和大象正在从地球上消失。死亡冲动与超人类运动相伴相生。 很少,甚至可说是第一次,地球上的生命拥有如此高超之技术,同时又如此备受威胁。生命力与进攻性——人类境遇之两面——在历史上一直是共生的。然而在21世纪,在科技创新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压力下,社会契约的传统调节手段一一失灵,无从翻新。我想到的是步步后退的传统宗教与信仰,是变得脆弱的家庭结构,是崩溃了的或以报复形式卷土重来的打造“新人”的意识形态;而经济与政治的敲敲打打既不稳固亦不实在,远不足以亡羊补牢。 然而,即便是大笔勾勒出我们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焦虑——我不忽略它所带来的益处——我也并不在末世水妖的歌声中倒下。我并不乐观,这点你们已经看到。但我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有力的悲观者。所以我借为本书撰序之际,希望重新彰显这样一个事实——炙手可热的时事将它抛入遗忘,除非它正在遭受的否认与破坏反倒能够让它丰富自身——这个地球上的居民,如此艰难地面对他们的共处与死亡,却首先是“会说话的生命”。正是“制造意义的能力”将我们分离,并携带着暴力;然而,如果幸运的话,也正是这种能力给我们自由,并最终将我们聚拢。 “制造意义的能力”,这正是我于2012年11月5日至12日,应祝克懿教授及其团队之邀,在复旦大学所做的系列讲座的核心内容。我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悠久的欧洲传统上,即将语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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