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08-17
序章 拨开中国经济重重迷雾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1年,长达3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年均9.9%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当人们习惯于这个高速增长之后,对2012年以来中国增长减速,就容易产生疑惑。那些对中国经济前景的误判,一定是产生于错误的观察方法和偏颇的理论依据。一旦将这些认识中国经济增长的错误方法论予以澄清,必将拨开悲观论调的重重迷雾,重新看到中国经济前景的一片光明。
一、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快与慢的经济发展规律
宏观经济学本来是由周期理论和增长理论两部分构成的,但是,专注于周期问题研究的学者往往缺乏增长视角。主流经济学家习惯于把观察到的经济增长减速,作为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现象来进行分析,因此,他们往往寄希望于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够扭转经济下行趋势,而在增速下行的势头始终未能触底的情况下,便会表现出过分悲观的情绪。然而,把这个方法论应用于观察中国经济增速的减缓,无疑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为中国经济面临的不是周期现象,而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表现,从高速增长到中高速增长是经济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是进入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
如果我们把世界各经济体按照人均GDP进行排列,可以看到,经济体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经济增速递减只不过是规律性的现象。处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国,与之前自身处在较低收入水平时比较,增速有所降低无疑再正常不过。更应该关注的是,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标准,中国无论是在2000年以前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时,还是在2000年—2010年期间处于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阶段时,以及目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阶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时,其经济增速都显著高于同样发展阶段里所有国家的平均水平。因此,无须从周期性、需求侧着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弹,从供给侧认识新常态,才会看到中国经济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国外经济学家如巴罗教授,从增长视角观察中国经济减速。他们认为,中国长期的高速增长是一种赶超现象,是经济增长趋同的成功案例,从趋同递减假说出发,不可能长期保持高速赶超,中国增长终将减速。中国以往实现赶超型高速增长,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消除了妨碍资源配置的体制性障碍,释放人口红利,现在虽然增长减速,但中国经济赶超的条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底气。并且,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传统发展动能,培养新的发展动能,我们还可以收获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红利,进一步提高潜在增长率。
量与质的经济发展内涵
我们并非盲目乐观,而且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存在着自身的问题。然而,问题不在于增长的速度而在于增长的内涵,即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符合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减速,不仅没有恶化这些问题,反而有利于解决此类问题。事实上,恰恰是在增长速度下行的同时,中国经济以更快的步调走向更加平衡、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轨道。
经济增长平衡性提高。从拉动需求的“三驾马车”看,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产业发展加速,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首次过半,在过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国正在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点,一些中西部省份后起赶超,地区发展更加平衡。
经济增长新动能加速形成。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必然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即在传统增长动能变弱的同时,新动能开始蓄势而发。例如,有的国内智库根据人力资本含量、科技密集度、产业方向和增长潜力等因素,识别出一些行业以代表新经济,并构造了一个“新经济指数”,发现该指数与传统的采购经理指数并不同步,即使在后者呈现下行趋势的情况下,新经济仍然保持逆势而上。又如哈佛大学学者用“经济复杂度指数”衡量经济体的出口多样性和复杂程度,中国该指标的全球排位,从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显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经济发展的分享性明显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发展阶段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开始朝有利于劳动者和低收入群体的方向变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GDP增速,农民收入提高速度快于城镇居民。以不变价格计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于2009年达2.67∶1的峰值后,逐年缩小至2014年的2.40∶1,与此同时,全国基尼系数从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长和稳定的统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员斯卡特表示,中国确立并寻求的改革、增长和金融稳定三个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终究要有所取舍,至少在一定时期内放弃其中一个。之所以把三个目标割裂开,赋予其彼此独立且对立的性质,也是由于作者因循了流行的观察视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国经济面临问题的本质。一旦我们从供给侧观察现象、分析问题和寻找出路,就会发现,改革、增长和稳定三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长的关系。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学上最稳定的结构一样,从供给侧入手,正确选择结构性改革方向和优先领域、分寸恰当并精准地推进这些改革,既可直接达到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目标,又有助于防范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性质,可以从其目标即提高潜在增长率来理解。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供给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改革,即属于此类改革,应该放在改革日程的优先位置。例如,在劳动力总规模不再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参与率是今后一个时期扩大劳动力供给的重要选择。我们的分析表明,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为潜在增长率赢得0.88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可以赢得0.99个百分点的改革红利。这方面的改革包括户籍制度改革、降低企业成本和交易费用的政策调整、从体制上拆除不利于竞争的进入和退出障碍等等。由于这类改革着眼于供给侧,无须过度倚重需求侧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了金融风险,因此可以打破所谓的改革、增长和稳定“不可能三角”。
二、如何实现L型中高速增长
认识减速:这次不一样
现在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就是增长速度下行,其他许多问题都是由此衍生出来的。所以应该首先分析经济减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国际和国内都有很多讨论,国际国内各种声音都有,有些人认为中国面临的是周期性的减速,还是一些人从长期趋势角度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以下几个。
萨默斯认为经济增速不可能长期持续超常,终究要回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大约3%)。他们预测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是5%,从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3%,即回到了均值。他们没有给出理由,只是说有这样的统计规律。
巴罗认为如果具备了若干条件,后起国家的增长速度会更快一些,最终会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趋同。但是从长期来看,趋同的速度不会超过2%这个所谓“铁律”。中国过去大大超过这个速度了,所以到了减速的时候。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增速预测也是3%左右。这个预测已经被证明是错的。
上述两个研究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说尽管都在讲中国,但是都没有找准中国的特点,所以没讲出中国特有的故事。
艾肯格林等把所有具备长期数据的国家放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了一些减速的规律。他们认为在大约中国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国基本都经历了减速,减速的幅度可以超过此前增速的一半。他们探讨减速除一般规律之外,还包含了一些国别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国家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总的来看,这些研究都依据了某种方法,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但是,也都具有“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缺陷,讲的更多的还是森林,而中国是一棵不同寻常的大树,所以其结论对中国来说未必全都具有适用性。
林毅夫主张,中国的问题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造成的,所以问题在于需求侧,所以是周期性的。在他看来,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这个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台湾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在那之后这四个经济体都经历过20年的高速增长,所以他得出了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潜力8%的结论。
他采用发展阶段比较的方法,固然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用人均GDP来判断发展阶段可能忽略了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未富先老。虽然中国人均GDP比较低,但是老龄化程度已经不低于甚至超过了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
2010年,中国15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这个现象发生在日本的时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期间;韩国是2010年到2015年期间,比中国还晚一点;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间。如果按人口转变阶段来看,而不是简单以人均GDP看,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大大的不一样了。
抚养比是反映人口红利的指标。日本的人口抚养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没有马上上升,而是稳定了20年,从1990年代才开始上升。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大体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点,随后迅速上升。新加坡和韩国到达这个转折点的时间跟我们差不多。这同样证明了中国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开始丧失了人口红利。
从这个人口角度看,中国可能没有20年平均增长8%的机会了。良好的人口年龄结构能够导致劳动力充足,人力资本充足,劳动力的转移还能使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低抚养比有利于高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人口红利消失意味着所有上述因素都会逆向变化,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
我们预测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变化。2010年之前潜在增长率大体是10%,从那开始就迅速降到了“十二五”时期的7.6%,从“十三五”开始进入6.2%的阶段。潜在增长率是供给侧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侧因素只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偏离。如果把实际增长率减去潜在增长率,可以得出增长率缺口。如果这个缺口是负数,说明没有把生产能力充分发挥出来。只有在负的经济增长缺口的时候,需求侧的宽松政策才能刺激经济增长。
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是10%,而现在的增长速度是6%到7%,则会得出负的增长率缺口,就会使人们认为减速是由于周期性、需求侧的因素,就会不断提出经济下行何时触底的问题,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个V字型的反转。事实上,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经降下来了,不是10%了,所以也没有明显的负增长缺口。经济减速是因为潜在增长率下降,而不是因为需求不足。
刺激不起来的潜在增长率
从供给侧认识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放弃国民经济恒等式(或所谓“三驾马车”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转向从生产函数的角度,观察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因素。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劳动力的持续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与任何商品一样,数量出现短缺,价格就上涨。在一定时间内,工资的上涨可以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去弥补,但是如果劳动力短缺过于严重,工资上涨得过快,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跟不上,就会导致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单位劳动成本与工资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其过快提高,意味着与发达制造业国家相比,我们在制造业上的比较优势趋于下降。
第二是新成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逐渐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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