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5
序章 撥開中國經濟重重迷霧
中國從1978年改革開放到2011年,長達33年的時間裏,實現瞭年均9.9%的國內生産總值(GDP)增長率,是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一個奇跡。當人們習慣於這個高速增長之後,對2012年以來中國增長減速,就容易産生疑惑。那些對中國經濟前景的誤判,一定是産生於錯誤的觀察方法和偏頗的理論依據。一旦將這些認識中國經濟增長的錯誤方法論予以澄清,必將撥開悲觀論調的重重迷霧,重新看到中國經濟前景的一片光明。
一、如何打破“不可能三角”
快與慢的經濟發展規律
宏觀經濟學本來是由周期理論和增長理論兩部分構成的,但是,專注於周期問題研究的學者往往缺乏增長視角。主流經濟學傢習慣於把觀察到的經濟增長減速,作為需求不足導緻的周期現象來進行分析,因此,他們往往寄希望於刺激需求的政策能夠扭轉經濟下行趨勢,而在增速下行的勢頭始終未能觸底的情況下,便會錶現齣過分悲觀的情緒。然而,把這個方法論應用於觀察中國經濟增速的減緩,無疑犯瞭經驗主義的錯誤,因為中國經濟麵臨的不是周期現象,而是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錶現,從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是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是進入經濟新常態的特徵之一。
如果我們把世界各經濟體按照人均GDP進行排列,可以看到,經濟體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經濟增速遞減隻不過是規律性的現象。處在更高收入水平上的中國,與之前自身處在較低收入水平時比較,增速有所降低無疑再正常不過。更應該關注的是,按照世界銀行的分組標準,中國無論是在2000年以前處於低收入水平階段時,還是在2000年—2010年期間處於中等偏下收入水平階段時,以及目前處於中等偏上收入水平階段(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時,其經濟增速都顯著高於同樣發展階段裏所有國傢的平均水平。因此,無須從周期性、需求側著眼追求短期的V字形反彈,從供給側認識新常態,纔會看到中國經濟政策定力之所在。
也有國外經濟學傢如巴羅教授,從增長視角觀察中國經濟減速。他們認為,中國長期的高速增長是一種趕超現象,是經濟增長趨同的成功案例,從趨同遞減假說齣發,不可能長期保持高速趕超,中國增長終將減速。中國以往實現趕超型高速增長,原因在於改革開放消除瞭妨礙資源配置的體製性障礙,釋放人口紅利,現在雖然增長減速,但中國經濟趕超的條件依然存在,仍能保持中高速增長的底氣。並且,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挖掘傳統發展動能,培養新的發展動能,我們還可以收獲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革紅利,進一步提高潛在增長率。
量與質的經濟發展內涵
我們並非盲目樂觀,而且毋庸諱言,中國經濟也存在著自身的問題。然而,問題不在於增長的速度而在於增長的內涵,即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符閤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減速,不僅沒有惡化這些問題,反而有利於解決此類問題。事實上,恰恰是在增長速度下行的同時,中國經濟以更快的步調走嚮更加平衡、協調和可持續的發展軌道。
經濟增長平衡性提高。從拉動需求的“三駕馬車”看,消費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10年的43.1%提高到2015年的66.4%,這5年的提高速度是2010年之前5年的5.2倍。第三産業發展加速,第二第三産業之間更加平衡,2015年第三産業産值比重首次過半,在過去5年中的提高速度是此前5年的2.7倍。此外,中國正在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點,一些中西部省份後起趕超,地區發展更加平衡。
經濟增長新動能加速形成。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必然是一個創造性破壞的過程,即在傳統增長動能變弱的同時,新動能開始蓄勢而發。例如,有的國內智庫根據人力資本含量、科技密集度、産業方嚮和增長潛力等因素,識彆齣一些行業以代錶新經濟,並構造瞭一個“新經濟指數”,發現該指數與傳統的采購經理指數並不同步,即使在後者呈現下行趨勢的情況下,新經濟仍然保持逆勢而上。又如哈佛大學學者用“經濟復雜度指數”衡量經濟體的齣口多樣性和復雜程度,中國該指標的全球排位,從1995年的第48位和2005年的第39位,顯著提高到2014年的第19位。
經濟發展的分享性明顯提高。在政府再分配政策和發展階段變化的共同作用下,收入分配開始朝有利於勞動者和低收入群體的方嚮變化。居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GDP增速,農民收入提高速度快於城鎮居民。以不變價格計算,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於2009年達2.67∶1的峰值後,逐年縮小至2014年的2.40∶1,與此同時,全國基尼係數從2009年0.49的峰值下降為2014年的0.47。
改革、增長和穩定的統一
最近,穆迪分析人員斯卡特錶示,中國確立並尋求的改革、增長和金融穩定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終究要有所取捨,至少在一定時期內放棄其中一個。之所以把三個目標割裂開,賦予其彼此獨立且對立的性質,也是由於作者因循瞭流行的觀察視角和方法,因而未能抓住中國經濟麵臨問題的本質。一旦我們從供給側觀察現象、分析問題和尋找齣路,就會發現,改革、增長和穩定三者之間並不存在非此即彼或者此消彼長的關係。恰恰相反,正如三角形是力學上最穩定的結構一樣,從供給側入手,正確選擇結構性改革方嚮和優先領域、分寸恰當並精準地推進這些改革,既可直接達到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的目標,又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實現經濟和金融穩定。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性質,可以從其目標即提高潛在增長率來理解。有利於提高生産要素供給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的改革,即屬於此類改革,應該放在改革日程的優先位置。例如,在勞動力總規模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提高勞動參與率是今後一個時期擴大勞動力供給的重要選擇。我們的分析錶明,勞動參與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可以為潛在增長率贏得0.88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而全要素生産率增長率每提高1個百分點,則可以贏得0.99個百分點的改革紅利。這方麵的改革包括戶籍製度改革、降低企業成本和交易費用的政策調整、從體製上拆除不利於競爭的進入和退齣障礙等等。由於這類改革著眼於供給側,無須過度倚重需求側的刺激政策,因而也降低瞭金融風險,因此可以打破所謂的改革、增長和穩定“不可能三角”。
二、如何實現L型中高速增長
認識減速:這次不一樣
現在最重要的經濟問題就是增長速度下行,其他許多問題都是由此衍生齣來的。所以應該首先分析經濟減速是如何形成的。最近國際和國內都有很多討論,國際國內各種聲音都有,有些人認為中國麵臨的是周期性的減速,還是一些人從長期趨勢角度分析。比較有代錶性的研究有以下幾個。
薩默斯認為經濟增速不可能長期持續超常,終究要迴到均值水平,就是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大約3%)。他們預測從2013年到2023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平均是5%,從2023年到2033年平均是3.3%,即迴到瞭均值。他們沒有給齣理由,隻是說有這樣的統計規律。
巴羅認為如果具備瞭若乾條件,後起國傢的增長速度會更快一些,最終會與發達國傢的經濟發展水平趨同。但是從長期來看,趨同的速度不會超過2%這個所謂“鐵律”。中國過去大大超過這個速度瞭,所以到瞭減速的時候。因此他對中國經濟的增速預測也是3%左右。這個預測已經被證明是錯的。
上述兩個研究都是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說盡管都在講中國,但是都沒有找準中國的特點,所以沒講齣中國特有的故事。
艾肯格林等把所有具備長期數據的國傢放在一起進行統計分析,發現瞭一些減速的規律。他們認為在大約中國目前的收入水平上,各國基本都經曆瞭減速,減速的幅度可以超過此前增速的一半。他們探討減速除一般規律之外,還包含瞭一些國彆的因素,就是不同的國傢可能有自己的因素。
總的來看,這些研究都依據瞭某種方法,也發現瞭一些規律,但是,也都具有“隻見森林不見樹木”的缺陷,講的更多的還是森林,而中國是一棵不同尋常的大樹,所以其結論對中國來說未必全都具有適用性。
林毅夫主張,中國的問題是國際金融危機之後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造成的,所以問題在於需求側,所以是周期性的。在他看來,中國目前人均GDP相當於美國的20%,這個階段相當於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颱灣的1975年和韓國的1977年。在那之後這四個經濟體都經曆過20年的高速增長,所以他得齣瞭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潛力8%的結論。
他采用發展階段比較的方法,固然一般來說是對的,但是,用人均GDP來判斷發展階段可能忽略瞭中國的一個重要特徵——未富先老。雖然中國人均GDP比較低,但是老齡化程度已經不低於甚至超過瞭很多其他國傢和地區。
2010年,中國15歲到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達到峰值。這個現象發生在日本的時候不是1951年,而是1990年到1995年期間;韓國是2010年到2015年期間,比中國還晚一點;新加坡是2015年到2020年期間。如果按人口轉變階段來看,而不是簡單以人均GDP看,中國的發展階段已經大大的不一樣瞭。
撫養比是反映人口紅利的指標。日本的人口撫養比在1970年就基本降到底部,但沒有馬上上升,而是穩定瞭20年,從1990年代纔開始上升。中國的人口撫養比大體上也是2010年左右降到最低點,隨後迅速上升。新加坡和韓國到達這個轉摺點的時間跟我們差不多。這同樣證明瞭中國是在非常低的人均GDP水平上就開始喪失瞭人口紅利。
從這個人口角度看,中國可能沒有20年平均增長8%的機會瞭。良好的人口年齡結構能夠導緻勞動力充足,人力資本充足,勞動力的轉移還能使資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有利於提高全要素生産率,低撫養比有利於高儲蓄率和資本迴報率。人口紅利消失意味著所有上述因素都會逆嚮變化,導緻潛在增長率下降。
我們預測瞭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變化。2010年之前潛在增長率大體是10%,從那開始就迅速降到瞭“十二五”時期的7.6%,從“十三五”開始進入6.2%的階段。潛在增長率是供給側因素形成的,周期性需求側因素隻能導緻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的偏離。如果把實際增長率減去潛在增長率,可以得齣增長率缺口。如果這個缺口是負數,說明沒有把生産能力充分發揮齣來。隻有在負的經濟增長缺口的時候,需求側的寬鬆政策纔能刺激經濟增長。
如果認為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仍然是10%,而現在的增長速度是6%到7%,則會得齣負的增長率缺口,就會使人們認為減速是由於周期性、需求側的因素,就會不斷提齣經濟下行何時觸底的問題,就要期待政策刺激和一個V字型的反轉。事實上,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已經降下來瞭,不是10%瞭,所以也沒有明顯的負增長缺口。經濟減速是因為潛在增長率下降,而不是因為需求不足。
刺激不起來的潛在增長率
從供給側認識經濟增長,就意味著放棄國民經濟恒等式(或所謂“三駕馬車”需求因素分析法),而轉嚮從生産函數的角度,觀察導緻潛在增長率下降的因素。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四個方麵。
第一是勞動力的持續短缺從而導緻工資上漲。與任何商品一樣,數量齣現短缺,價格就上漲。在一定時間內,工資的上漲可以用勞動生産率的提高去彌補,但是如果勞動力短缺過於嚴重,工資上漲得過快,勞動生産率增長速度跟不上,就會導緻單位勞動成本的提高。單位勞動成本與工資成正比,與勞動生産率成反比。其過快提高,意味著與發達製造業國傢相比,我們在製造業上的比較優勢趨於下降。
第二是新成長勞動力和人力資本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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