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闲话中国人》的作者易中天,却独具匠心,在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中,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里,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努力发掘着文化的内核,给予理论的阐述,指出这一切之所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在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它由近及远,于细致中阐发了中国文化的要旨。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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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摘
《闲话中国人》:
中国的神就不同。造人的是女娲娘娘,而且并不单造一男一女,一造就是一大群。造出来以后,老太太就乐呵呵地看着他们生育繁衍,自己躺在云里雾里安享那天伦之乐。至于吃饭的问题,则留给另一位“准神”去解决。这位“准神”就是伏羲。伏羲究竟是人还是神,不大说得清楚,大约是半人半神吧!但可以肯定他是一个厨子,或者曾经当过厨子,要不就是“司务长”。伏羲又叫庖牺。庖就是庖厨,牺就是牺牲。主管庖厨和牺牲的,不是红案就是白案。史书上说他“教民渔猎畜牧”,说了归齐也就是解决了大家的吃饭问题,自然功莫大焉。于是这个“伙头军”和“大师傅”的地位便越弄越高,弄到最后,就连造人的女娲,也居然成了他的太太,甚至还有说伏羲和女娲由兄妹而夫妻者。这就不能不说是把“饮食”看得比“男女”还重要了。
我们知道,神的职能无非是满足人的需要。有什么样的人和人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神。古希腊奥林帕斯山上的“诸神”们平时都干些什么呢?也就是打情骂俏寻欢作乐捎带着争风吃醋罢了。中国的神、神王或先圣就辛苦得多。比如伏羲要发明捕鸟兽的网和捕鱼的罟,神农则要发明种地的耜和耒。反正得想办法让老百姓把肚子吃饱,老百姓才会尊你为神为圣。这就叫“民以食为天”。
世界上还有比天大的吗?没有。中国人既然以食为天,则“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甚至“普天之下,莫非一吃”。
难怪中国人要把什么都看成吃,说成吃了。
泛食主义
的确,中国文化有一种“泛食主义”倾向。
首先,人就是“口”,叫人口。人口有时候也叫人丁。或者男人叫丁,女人叫口。但不管女人男人,也都可以叫人口。人既然是口,谋生也就叫“糊口”,职业和工作也就是“饭碗”。干什么工作,就叫吃什么饭。修鞋补锅是吃手艺饭,说书卖唱是吃开口饭,当教书匠是吃粉笔灰,出租房屋是吃瓦片儿。总之,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如果自己不谋生,靠积蓄过日子,就叫“吃老本”,粤语叫“食谷种”。老本总有“吃”完的一天,就叫“坐吃山空”。老本吃完,或并无老本可吃,就只好“喝西北风”,粤语则叫“吊砂煲”。砂煲是用来煲饭吃的,居然吊了起来,显然是无米可炊,文雅的说法叫“悬磬”。
当然,最让人羡慕的还是“吃皇粮”。吃皇粮的人,捧的是“铁饭碗”,吃的是“大锅饭”。铁饭碗打不破,大锅饭不定量,可以放开肚皮吃,不怕“吃空心汤圆”。最让人看不起的则是“食拖鞋饭”。所谓“食拖鞋饭”,就是靠与自己有密切关系的女人出卖色相过日子。男子汉大丈夫,原本应该“养家糊口”的,居然堕落到“食拖鞋饭”,岂不可耻?
和“食拖鞋饭”相关的是“卖生藕”和“吃豆腐”。“卖生藕”是广州话,意思是女人把自己白嫩的肉体当生藕卖;“吃豆腐”是上海话,意思是男人把女人白嫩的肉体当豆腐吃。前者指女人卖弄风情,或者指男人心怀不轨,但语气比调戏妇女略轻,大体上属于性骚扰的擦边球,因此叫“吃豆腐”。豆腐白嫩,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意思是并无真正的性关系。所以,吃吃豆腐,在许多男人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碰到特别洁身自好的正派女人,也可能让他“吃耳光”,甚或让他“吃官司”。即便不会“吃官司”,一个钉子碰了回来.也是“吃瘪”,很没有面子。
不体面的还有“饭桶”。一个人没什么用,是个“饭桶”,广州香港叫“食塞米”,北方叫“白吃饭”;受冤枉背黑锅,广州香港叫“食死猫”,北方叫“吃冤枉”;被老板或上司申斥,广州香港叫“食猫面”,上海叫“吃排头”;如果挨打,在上海就叫“吃生活”,而开车开到路口过不去则叫“吃红灯”。红灯尚且可“吃”,还有什么吃不得?
其实不但民间话语说“吃”,官方话语也说“吃”。比如孔子说《韶乐》之美,就说“三月而不知肉味”;孟子说义利之辩,就说“熊掌与鱼不可得兼”;毛泽东说实践的重要,就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尝一尝”;焦裕禄说创新的可贵,就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西汉初年,曾爆发了一场关于“汤武革命”是否合理合法的争论。道家的发言人黄生认为商汤周武以下犯上,是“弑”。儒家的发言人辕固生则认为是“受天之命”。主持讨论的汉景帝左右为难,完全无法表态。肯定黄生,则高祖皇帝代秦而即天子位也不合法;肯定辕固生,则等于承认自己这个皇帝也可以由他人取而代之。最后只好宣布:吃肉不吃马肝,不算不懂味道吧?意思是说讨论这个问题,如食有毒之马肝,还是绕过去算了。反正大家都是美食家,马肝又吃不得,不如一起去喝排骨汤。
诸如此类的说法还有很多。比如思索叫“咀嚼”,体验叫“品味”,嫉妒叫“吃醋”,幸福叫“陶醉”,司空见惯叫“家常便饭”,轻而易举叫“小菜一碟”,学风浮躁叫“浅尝辄止”,理解深刻叫“吃透精神”,广泛流传叫“脍炙人口”,改变处境叫“苦尽甘来”。此外,如吃苦、吃亏、吃不消、吃不准、吃得开、吃里扒外、吃不了兜着走、不吃那一套,以及生吞活剥、囫囤吞枣、秀色可餐、食古不化等等,都是见惯不怪的说法。反正好事也好(吃小灶),坏事也好(吃官司),有利也好(吃回扣),没利也好(吃工夫),都能吃、可吃、该吃。即便什么都没吃到,也是“吃”,比如“吃哑巴亏”,“吃闭门羹”。
看来,说中国文化是一种“食的文化”,也没什么大错。
……
前言/序言
闲话《闲话中国人》
饮食、穿衣、单位、家庭、人情、面子……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内容。惟其是最基本的,人们对这些时时处处可见的现象,也就习以为常,乃至麻木不仁了;极少有人去深究为什么是这样,它与中国文化是怎样的关系?
《闲话中国人》的作者易中天,却独具匠心,在对中西文化的研究中,从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积淀里,对这些生活现象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努力发掘着文化的内核,给予理论的阐述,指出这一切之所以是“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在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是“群体意识”。它由近及远,于细致中阐发了中国文化的要旨。
该书特点之一,是用“闲笔”来写“正书”。这是研究中国文化的著作,但却不像一般专著那么抽象,那么理论化,那么枯燥。全书讲述老百姓(当然不只是老百姓)的事情,态度闲适,读起来轻松愉快,而又深刻地切中要害,令人常有“还真是那么回事”的感慨。
该书特点之二,是深入浅出。在对林林总总的生活现象进行剖析时,或诠释字词,或引经据典,从本义到广义,从现象到本质,像与你聊天般地娓娓道来,揭示出这些现象深刻的社会性。
该书特点之三,是文笔流畅,语言生动。既是“闲话”,就不能做“官样文章”。作者往往用生活习惯用语叙述生活习惯,风趣幽默。
该书特点之四,是结构上环环紧扣。从饮食到服饰,从单位到家庭,从面子到人情到友谊,把各个似乎是不相关的方面,从一引申到二,从二引申到三,看完这一章还想接着看下一章。
一语概之,《闲话中国人》一书宛如一壶馨香扑鼻的碧螺春,细细品来,回味无穷,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不可不读。附记:
这篇序言原本是李树林同志为华龄版《闲话中国人》所写的书评,发表在1997年4月16日的《中华读书报》。作者是中央某部门的一位干部,与我素不相识,至今尚未谋面。我们之间,并不存在什么“权钱交易”或“面子人情”。他这篇书评,原本是应机关图书馆之邀,为他们介绍馆内新书的内部刊物《机关图书简介》而写的,不知怎么被《中华读书报》看中,公开发表了。文章发表后,我看到了,写信去与他联系。因地址不详,这封信几经辗转,树林同志才收到。后来他回信说。这篇书评是怎样发表的,在他至今仍是一个谜。
也许,正因为这篇书评是这样写出、发表的,因此,它比许多应作者或出版社之请,刻意炒作或敷衍塞责的所谓“书评”,要真实得多,也实在得多。我相信,文中所写,都是树林同志的真实感受或体会,没有任何矫饰、虚套和做作。树林同志后来在信中说,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靠着床头,沏一杯茶,灯下抱一本喜欢的书,静静地看,漫漫地思索”。他说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看完本书的。其实,这也正是我的希望。我希望读者能读得轻松愉快,千万不要“苦读”;我也希望读者读后多少有点收获,不至于“白读”。在读了树林同志这篇书评后,我欣慰地感到,我的希望并没有落空,我的心血也没有白费。事实上,从写作动机、构思创意、理论视角、研究方法、思想内核到篇章结构,这些隐藏在大量现象、实例、故事和俏皮话背后,不易为人察觉的用心良苦之处,那些“成如容易却艰辛”的地方,树林同志都看出来、说出来了。如果说,我写《闲话中国人》,是试图为解读中国文化找到一把钥匙,那么,《闲话(闲话中国人)》,便可以看作是解读本书的钥匙。
因此我特别向读者推荐这篇书评,并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将其收入修订本,作为本书序言。本来,一本书写完了,出版了,作者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剩下的事,便是一任读者诸君去说三道四,品头论足。所以,我对书评,并不十分在意(当然也不是全不在意)。我之所以特别看重这篇书评,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外,还因为我写《闲话中国人》的动机之一,是要改革和改变学术著作的写法,为学术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探寻一条新路。我的办法,是用“闲笔”写“正书”,创造一种“高品位,广读者”的“随笔体学术著作”。既然是“随笔体”,是“广读者”的,就必须风趣幽默,生动活泼,有较强的“可读性”;既然是“学术著作”,是“高品位”的,就必须观点新颖,逻辑严密,有一定的“深刻性”。对于读者,则希望不但看得挺“热闹”,也能看出“门道”来。以此文为序,即所谓“有所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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