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东欧政局剧变、冷战结束和两极对抗局势的消亡,世界形势、特别是欧洲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东欧国家纷纷提出“回归欧洲”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数百年来,欧洲第1次有可能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形下结束分裂,实现“自由和完整”的统一。欧洲一体化因在欧洲国家克服分裂和实现统一、解决主权独立和相互依存这些古老矛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而备受关注。如果欧洲一体化最终导致出现完整和繁荣的欧洲,就必将给其他大洲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在东西欧关系演进过程中,中东欧国家是不容忽视的角色。研究中东欧国家在欧洲分与合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具有多重意义。
作者简介
朱晓中,男,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指导老师。主要研究中东欧国家转型、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中东欧与主要大国关系。著有《中东欧与欧洲一体化》,主编有《十年巨变》(中东欧卷)、《中东欧转型二十年》《曲折的历程》(中东欧卷)等。《转型九问》和《欧盟扩大与“中欧概念?的嬗变》两篇论文分别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八届和第四届成果三等奖。
目录
第一编 欧洲分裂时期的(中)东欧
第一章 苏东集团的形成:另一个欧洲的出现
第一节 苏联采取“阵营对抗战略”的缘起与发展
第二节 (中)东欧的安全带作用与苏联的全面控制
第三节 (中)东欧国家的建构与回应
第二章 东欧与欧共体的关系
第一节 1945-1990年的东西欧经济关系
第二节 冷战时期东欧国家与联邦德国的关系
第三章 (中)东欧与苏联的关系
第一节 经济改革探索视野中东欧与苏联的关系
第二节 能源外交视野中东欧与苏联的关系
第三节 思想文化体制视野中东欧与苏联的关系
第四章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对(中)东欧的政策及其后果(1985-1989年)
第一节 政策演变概述
第二节 政策演变的原因
第三节 政策演变带来的后果
第二编 中东欧“回归欧洲”
第五章 中东欧国家因何“回归欧洲”
第一节 “回归欧洲”的历史基础
第二节 “回归欧洲”的现实需要
第六章 加入欧盟的标准与中欧国家转型
第一节 哥本哈根人盟标准
第二节 哥本哈根入盟标准指导下的转型
第三节 哥本哈根经济标准与中东欧国家转型
第七章 加入欧盟的标准与西巴尔干国家的入盟准备
第一节 西巴尔干国家的人盟标准
第二节 西巴尔干国家的人盟准备
第三节 西巴尔干国家间关系的改善
第四节 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
第八章 融入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中东欧国家的地区合作
第一节 融人欧洲一体化进程与中欧地区合作
第二节 巴尔干地区合作进程
第九章 中东欧国家对欧盟扩大的看法
第一节 民众对加入欧盟的观点
第二节 关于欧洲一体化的讨论
第三节 政治家对扩大进程的看法
第四节 巴尔干国家的欧洲化认知与差异
第三编 中东欧国家人盟与欧洲一体化的新阶段
第十章 中东欧国家入盟后的变化
第一节 需要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第二节 需要跨越政治发展的困境
第三节 需要应对新的安全困境
第四节 需要保护在欧洲的利益
第十一章 中东欧国家入盟与欧盟制度改革
第一节 东扩前的欧盟
第二节 欧盟东扩与欧盟改革
第三节 《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运作机制
第十二章 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欧盟内部的利益分歧及其影响
第一节 中东欧国家人盟后的利益诉求及其对欧盟的影响力
第二节 欧盟东扩后折射欧盟内部利益分歧的事件及其影响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欧洲的分与合:中东欧与欧洲的一体化》:
在相当多的时候,软权力应用于经济改革领域,而硬权力则使用在政治改革领域。只要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到了“换档期”,就一定会被换成减速挡,甚至是倒挡,其原因就是硬权力在发挥作用,即硬权力是不容违逆的。由此可见,苏联一直坚信并奉行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掌控权力的不可触动性。而苏联之所以为东欧国家提供公益产品(包括经济援助等),是因为苏联期望能从中获得预期的政治和经济收益,更是巩固与发展社会主义阵营亦即维护霸权结构的需要,同时根据从属国的各自表现决定提供公益产品的额度和范围——这也体现了权力中奖赏与惩罚两种约束方式。而软权力的关键效用在于认同。东欧国家对盟主的忠诚认知及其自我定位,不仅来源于苏联恩威并济的驯服和强力灌输,同时也深受东欧国家自身民族传统及其政治文化的影响。当苏联不满东欧的经济改革,并对其亮红灯时,东欧各国就会以各自的民族性格进行回应,积极或消极地执行苏联强制的命令。比如,波兰人的武断,捷克人的谨慎,匈牙利人的坚毅,东德人的刻板等,但这些差异性的表现依然统一在对苏联的忠诚度的范围内,没有影响到苏联霸权的支配力或影响力。正如美国人所分析的那样:“虽然匈牙利的改革是‘综合性’的,但它是苏联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排除了工人管理,保留了党对社会统一的领导作用,并保证苏联和其他成员国在匈牙利的政治和对外关系中享有优先权”,同时“通过华沙条约国军队1968年对捷克的入侵,苏联就清楚地表明,它不会容忍在东欧进行一种由市场力量左右经济,实行工人管理,从而削弱了党对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控制的经济改革(南斯拉夫除外)”,可见“苏联评价东欧的经济改革,是以实现苏联对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控制为依据的”①。
其次,苏东集团合作(联合经济或捆绑式经济)经济利益阻碍着改革的推进。从经济学角度看,苏联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能够保证其正常运转和发展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角度看,强化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既是体制内经济分工的需要,也是应对西方冷战,保持自身立于不败之地的需要。因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政策都是以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政策为基准的。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只能在技术层面上做一些修修补补的调整性工作,而且苏东集团对非官方的经济组织极为敏感,并将其视为对苏东集团整体经济利益的削弱。
苏联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团结一致,虽然其隐含着同盟内部相互依赖的规则,以避免走向无序或混乱,但在经济改革问题上,苏联能够容忍的是弥补低端链上管理手段的缺陷,如调整局部行业结构,部分放权与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职工收入分配机制等,而对处于高端链上的政治管辖权,社会主义阵营行为模式与声誉,社会主义阵营的整体经济实力、合作利益等问题则保持着高度敏感性,不允许出现考验高端链问题合法性的机会。因为苏联认为,增加高端链问题的掌控强度会极大地减少无序现象。这种投入与产出的收益账,苏联算得很清楚。同样,虽然社会主义阵营内具有一定的合作惯性,但若没有适当成熟的时机与充分条件,经济改革的步伐仍然或必然会止步于政治改革的门槛前。特别是,经济改革措施一旦被扣上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必然会戛然而止。
西方社会“苏联学”①的发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所进行的大规模的“社会实验”的影响力。对此,苏联则有着自己明确的责任意识:捍卫社会主义成果,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实力,与西方及其发展模式划清界限。事实证明,苏联做着一系列自认为是建设而实则是破坏的自成体系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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