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09
我想历史会对每一个人做出公允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评价。历史不会忘记有些微贡献的每一个人,而评价每一个人时,也不要忘记历史。
——宗璞
《向历史诉说——我的父亲冯友兰》是将宗璞以怀念父亲为题材的文章汇编而成的一本书,这些文章从女儿的角度,记述父亲幼年丧父、刻苦读书、谨严治学的成长道路,回忆自己从幼年到老年(冯友兰去世时宗璞62岁)与父亲之间的诸多生活细节,表达她对父(母)亲的深切怀念、对父亲的学术成就的理解和仰慕、对父亲的治学精神的钦佩、对父亲的人生态度的赞赏,以及这一切对她自己的写作事业的深刻影响。这些文章娓娓道来,既充满深情,又理性详实;读者既可欣赏美文,又可从中了解历史,参悟人生。
宗璞,本名冯钟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退休研究人员。哲学家冯友兰之女。主要作品有散文《西湖漫笔》《奔落的雪原》《花朝节的纪念》《三松堂断忆》《哭小弟》、小说《红豆》《鲁鲁》《三生石》《四季流光》、童话《寻月记》《花的话》《总鳍鱼的故事》《小沙弥陶陶》、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及《北归记》(待出)等,出版了多种散文小说童话选集。《三生石》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弦上的梦》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丁香结》获全国首届优秀散文(集)奖,《总鳍鱼的故事》获全国首届优秀儿童文学奖,《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宗璞的文笔优美,作品简练精致,《西湖漫笔》《紫藤萝瀑布》《花的话》等多篇佳作被收入各地中小学教材。
父亲最后的日子,是艰辛的,也是辉煌的。他逃脱了政治旋涡的泥沼,虽然被折磨得体无完肤,却幸而头在颈上,他可以相当自由地思想了。一九八〇年,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大书。当时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除短暂的社会活动,他每天上午都在书房度过。他的头脑便是一个图书馆,他的视力很可怜,眼前的人也看不清,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的发展在他头脑里十分清楚,那是他一辈子思索的结果。哲学是他一生的依据。自一九一五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门,他从没有离开过哲学。
父亲考入北大时,报的是文科。当时有人劝他读法科容易找工作,而且法科可以转文科,可是文科不可以转法科。父亲依言报了法科,考取了,但他还是转入文科。如果他要进仕途,可以从入法科开始,但那不是他的理想。他选择了哲学作为他的终身事业。
父亲那样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学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祖国,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我相信,我的了解没有错。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理,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一点,即内心的稳定和丰富,这也可能是长寿的原因之一。他在具体问题前可能踌躇摇摆,但他有一贯向前追求答案的精神,甚至不怕否定自己。历史的长河波涛汹涌,在时代证明他的看法和事实相谬时,他也能一次再一次重新起步。我经常说中国人神经最健全,经得起折腾。这和儒家对人生的清醒、理智的态度和实践理性精神,是有关系的。而中国传统文明的另一重要精神,无论是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愿望,或是庄子游于无何有之乡的想象,或是“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禅宗境界,都表现了无所求于外界的内心的稳定和丰富。
父亲的教育思想最根本的一点是关于大学目的的阐述。大学要培养什么?他的回答是:“大学要培养的是人,不是器。”当然,来上大学的都是人,不是桌椅板凳。这里所说的人不是生物意义上的人,而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他说:“‘人’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以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以往、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接受已有的结论。”他还说,如果一个学校只要求学生接受结论,那就成了宣传。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成了器。
根据父亲的看法,大学的任务不只在传播知识,更重要的是启发心智,培养独立人格。人人具有清楚的脑和热烈的心,社会必定是文明的,和谐的,不断进步的。
父亲用“继往开来”描述大学的工作。大学要传授已有的知识,并要研究将来的知识。如果只能传授已有的知识,那就是职业学校。大学必须求新知识,特别是那些冷僻的看似无用的知识。不必问它们能不能直接解决穿衣吃饭的问题,因人类不只是穿衣吃饭就够了。
一个哲学头脑的改造似乎要更艰难一些,他需要思想的依据。就是说假话,也要在自己思想里能自圆其说,而不是不管不顾地照着说,于是便有了父亲的连篇累牍的检讨。他已经给放在烧热的铁板上,只有戴着叮当作响的铁铃跳动。
他的改造除了客观形势使然,也有自觉成分。这个自觉成分最主要的原因是爱国。他有着对祖国对中国文化的深沉广博的爱。这种爱不是对哪个朝代、哪个政权,而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对自己生存的空间,对自己的父母之邦的一种感情,如同遗传因子传下来,成为血肉。近百年来,我们的国家屡经丧权辱国,已经到了国不成国民不成民的地步。经过这样的历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巨吼怎能不让人割舍一切!“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这是他以中华民族兴亡为重的心声。孟子早有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三个层次分得很清楚。而现在有些人反而把朝代的变迁、政党的利益放在最上,令人遗憾。
回忆起来,这次(冯友兰梁漱溟)晤面谈到四个话题。关于所谓谄媚江青,父亲说,一切事实俱已写清,应该能明白,如有不明白处请提出来。并引了孔子见南子的故事,还有“天厌之,天厌之!”那两句话。看来梁先生读过《自序》后确已较明白,未再就此事发表任何意见。
当时我本着“童言无忌”的心理,对梁先生说了一番话,简记如下:
“梁先生来信中的指责,我作为一个后辈,很难过。因为我以为您不应该有这种误会。父亲和江青的一切联系,都是当时组织上安排的。‘组织上’三字的分量,想来您也是清楚的。江青处处代表毛主席,是谁给她这种身份、权利的?江青半夜跑到我家地震棚,来时院中一片欢呼‘毛主席万岁!’是谁让青年们这样喊的?居心叵测的女人和小人君临十亿人民的原因,现在大家都逐渐清楚了。父亲那时的诗文只与毛主席有关,而无别人。可以责备他太相信毛主席共产党,却不能责备他谄媚江青。
“我们习惯于责备某个人,为什么不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地位?古时一些政治怨愤每托男女之情,近年又有毛附于皮的比喻。最根本的是,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中国知识分子既无独立的地位,更无独立的人格,真是最深刻的悲哀。”
梁先生宽容地听了我的童言。后来不知怎么,话题转到他的青年生活。老人说他原打算出家,不愿结婚,很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老梁先生很盼儿子结婚,但从未训诫要求,他对这点常怀感谢。接着谈到佛学,我的笔记本上有一段:小乘佛教先出,是原始佛教。然后有大乘。所谓接引众生,是从愚昧走向开明,接引的方法不同,故有派别。密宗收罗了外道。梁走的是玄奘的路,是唯识法相。破二执,我执法执;断二取,能取所取。然后说到两位老人各自的生活,梁先生说他的养生原则是少吃多动。谈话自始至终,梁先生未提及“批林批孔”。我想当然是因为他知道那情况的复杂,而谄媚江青是品德问题。
最后,梁先生取出一本《人心与人生》相赠,并坐到书桌旁签字。写的是“芝生老同学指正,一九八五年著者奉赠”,写完取出图章。我习惯地上去相助,他说不必,果然盖得很清晰。
告辞时,梁先生亲切地问我:“你母亲可好?代我问候。”我回禀道:“母亲已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去世。当时大家都在‘四人帮’倒台的欢乐中,而我母亲因父亲又被批判,医疗草率,心绪恶劣,是在万般牵挂中去世的。”梁先生喟然,直送我们到电梯前,握手而别。
父亲曾自撰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这是他对自己一生工作的总结。
有人问我,冯先生一九四八年在美国,为什么回国?我对这个问题很惊讶,他不可能不回国,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是和他的血肉联结在一起的。政权是可以更换的,父母之邦不能更换。中国文化是他的氧气,他离不开这古老的土地,这种感情不是一个“爱国主义”所能包括的。当然他并没有预测到以后会经历这样坎坷的生活。这也不是冯友兰一个人的经历,他可以说是一个代表人物。
对祖国的热爱,是他回国的原因,也是他去留学的原因,也是他全部学术工作的根本动力。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结束,父亲写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以纪念这一段历史。有文云:“并世列强,虽今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唯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我们是数千年文明古国,到现在还是生机勃勃,有着新的使命。新命就是现代化,要建设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国家。旧邦新命,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杨振宁先生说,他第一次读到“旧邦新命”这四个字时,感到极大的震撼。他还对清华中文系的同学说,应该把纪念碑文背下来。父亲把这个意思写了另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副对联悬于他书房的东墙,人谓“东铭”,与张载的“西铭”并列。下联的意思是他追求人生的最高境界(极高明),但又不离乎人伦日用(道中庸),这种境界就是即世间而出世间;上联的意思是他要把我们古老文化的营养汲取出来,来建设我们的现代化国家。
一副茔联,一副对联,一共二十四个字,概括了他的一生。
后记
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书,单篇文章连接在一起,好像许多个个人,团结起来成为一个团队,就有了新的更大的力量。2002年,人民日报编审李辉,把我的几篇讲我父亲的文字连在一起,配上照片,成为一本书,名为《冯友兰:云在青天水在瓶》,在大象出版社出版,后来这本书还在韩国出了韩文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柳,是《野葫芦引》的责任编辑,和我一起在野葫芦里出入了近三十年,并且编辑了我的多种小说散文集。现在,她又在《冯友兰:云在青天水在瓶》中,融入了我后来的文字,成为更完整、更丰富的这本《向历史诉说》。全书读来一气呵成,完全没有连接揉和的痕迹,聚焦式地表现了冯友兰。
说一声感谢是不够的,我还要向他们致敬。
宗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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