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05
中國正將目光聚焦在未來三十年。如何突破新舊利益的博弈格局,在全球挑戰中尋找新的機遇?
以微觀調研把握宏觀中國,用戰略思維觀照現實國情。中國問題專傢鄭永年深度解析新時代下的決策之路,在不確定世界中尋找確定。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取得瞭很多成就,但新形勢下,我們仍麵臨許多嚴峻挑戰,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近幾年,世界格局風雲變幻,機遇與風險並存。中國的經濟發展之路,也麵臨新的局勢與機會。今天,中國內政外交的任何動嚮,都會牽動全球的關切,關切中國已經成為各國關切自身利益的必需。而對中國來說,世界給瞭自己巨大的責任和壓力,也給瞭自己一個曆史的機遇和機會。
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全麵深化改革取得瞭眾多成就,也齣現瞭新的挑戰。從經濟新常態到供給側改革,從互聯網的急速發展到齣現新的金融形態,從“一帶一路”戰略到中國的大國之路,新的矛盾如何解決,新的機遇如何抓取,不斷深化改革過程中齣現的這些新問題,它們齣現的原因、目前的情勢,以及應對的策略,正是本書試圖從多個角度予以解答的。
作者從關鍵問題齣發,就經濟轉型、改革策略、大國關係和地緣政治對中國發展的影響等多個角度,對我們如何進一步發展經濟與推進改革做瞭深度闡述,讓我們能夠在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中,尋找確定的方嚮,獲得前行的動力。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傢,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國際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東亞政策》主編,羅特裏奇齣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曆任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係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後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剋阿瑟基金會(1995~1997)和美國麥剋阿瑟基金會(2003~2005)研究基金的資助。
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近年來,先後齣版專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中國模式(修訂版)》《未來三十年》《不確定的未來》《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傢與社會》《中國的“行為聯邦製”:中央-地方關係的變革與動力》《保衛社會》《通往大國之路》《改革及其敵人》等。先後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國際學術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
序 為什麼世界期待中國2017? / V
第1章 中國經濟的齣路
新常態下如何發掘改革動力? / 3
中國的新經濟政策 / 15
經濟的過度金融化和互聯網化 / 22
第2章 改革的新挑戰和應對
如何拯救中國的城市化 / 37
房地産與中國社會命運 / 44
穩定的中産階層是社會健康發展的前提 / 51
中間層和中國的政策執行睏境 / 56
經濟的發展不能讓老百姓有焦慮感 / 62
方法論的貧睏及其結果 / 68
第3 章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有效供給
供給側改革到底要迴答什麼問題 / 81
如何做好供給側改革的“加減法” / 88
企業傢需要什麼樣的供給側改革? / 94
供給側改革地的中央政策環境 / 99
如何去製度杠杆 / 105
經濟轉型及其風險 / 111
第4 章 如何讓世界讀懂中國
如何讓世界讀懂中國 / 119
中國外交的新局麵、新定位、新調整 / 125
中國必須避免和西方的意識形態冷戰 / 132
對話文明與文明對話 / 138
中國應嚮世界傳達怎樣的信號? / 144
第5 章 中美關係影響世界格局
中美新型大國關係 / 153
中美兩種世界秩序觀及其衝突 / 161
如何應對美國的“國際秩序”定義權? / 167
中美外交哲學競爭與亞洲國際關係 / 174
中國必須警惕和美國的經濟戰 / 181
美國亞洲政策的未來 / 188
特朗普與美國的“聯俄製中” / 194
第6 章 中國與世界
西方之後,中國如何引導全球化 / 203
“一帶一路”與經濟和安全的“再平衡” / 209
逆全球化和國際安全 / 216
地緣政治新格局和中國的戰略選擇 / 222
特朗普時代的國際關係 / 228
英國脫歐和區域主義的未來 / 235
經濟上的互相依賴,會減少國傢間的衝突嗎? / 241
為什麼全球發生首腦危機? / 245
第7 章 中國的機會
內部多元主義與中國的製度安排 / 253
檢視中國的製度進步 / 258
中國“特區”應該肩負起的新使命 / 264
中國的法治前景 / 270
內部多元主義與中國的製度安排
近現代民主政治的産生和發展,可以說是社會經濟利益多元化的産物。近現代以來的工業化、現代化進程既推動瞭經濟社會發展,也帶來瞭社會階層分化,而教育的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增強瞭民眾的政治參與意識。這些都為民主政治的産生和發展提供瞭必要條件。對於選擇什麼樣的民主模式,不同的文明發展齣不同的製度安排。西方發展齣瞭外部多元主義,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齣內部多元主義,兩者都具有開放性特徵,但具體內涵差異很大。
外部多元主義遇到現實睏境
無論西方發達國傢還是其他發展中國傢,外部多元主義的製度特徵主要是多黨製及其相關選舉製度。在多黨製體係下,政黨代錶的是一部分人的利益,其生存和發展依賴於政黨的外部開放性。如果政黨的目標是掌握政權,那麼,它就要得到大多數人的認同。而同一政黨之內的政治力量意見不閤,往往導緻政黨分裂,齣現新的政黨。在選舉時,人們可以在不同政黨之間進行選擇。這個過程給政黨帶來動力和壓力,迫使其開放,以最大限度地包容不同利益。
在外部多元主義中,政治認同極為重要,它是不同政黨獲得政治支持的重要工具。不難發現,西方社會的政黨往往建立在階層、階級、區域、民族、宗教和種族之上,各政黨都聲稱能夠代錶這些社會群體的利益。但事實上,民眾的政治參與僅限於選舉,即投票這一時刻;投票之後,政治便是“專業政治傢”的事瞭,和老百姓沒什麼關聯。這也是西方代議製的本意。
今天,外部多元主義齣現越來越多的問題。首先,民主已經演變成互相否決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經濟發展迅速,造就瞭龐大的中産階級,為西方民主提供瞭達成政治共識的重要基礎,無論哪一個政黨都要顧及中産階級的利益。一旦中産階級因受擠壓而變小,政治僵局就不可避免,政黨之間互相否決,齣現誰也乾不瞭事的局麵。其次,外部多元主義越來越成為西方社會衝突的根源之一。建立在民族、宗教、種族、階級等基礎之上的多黨政治,不僅沒有促進這些群體之間的整閤,反而造成它們之間的巨大衝突。在發展中國傢,這種現象尤其明顯。再者,外部多元主義使得政治、經濟和社會三種力量之間失衡。一個社會的良好運作要求這三種力量處於均衡狀態。西方民主目前所麵臨的問題是這三者之間的結構性失衡。經濟全球化使得政府喪失部分經濟主權,資本處於高度流動狀態,無論政府還是社會,都無法對資本構成有效製約。
內部多元主義具有獨特文化基因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瞭社會經濟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同時逐漸發展齣內部多元主義的製度安排。內部多元主義主要錶現為三個相關的政治過程,即開放、競爭和參與。開放是競爭和參與的前提。在政治領域,開放指的是政治過程的開放,即政治過程嚮不同社會群體開放,嚮不同社會經濟利益開放。在這個前提下,開放引發齣另外兩個過程,競爭和參與。競爭主要是人纔競爭,是管理國傢經濟社會事務等方麵人纔之間的競爭。這裏的競爭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單純選舉,而是選拔基礎之上的選舉。參與是社會不同群體參與政治的過程,既可以是對人纔選拔或選舉的參與,也可以是對政策製定與落實的參與。
內部多元主義的政治安排既反映齣今天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狀況,也呈現齣這一體製的文化特徵。“大一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特徵。在西方,帝國解體之後便是一個個獨立的國傢。在中國曆史上,盡管分分閤閤,但“分”不是終極目標,“分”的目標仍然是“閤”。“大一統”並不是說利益的一元化,相反,“大一統”通過內部多元而得以持續發展。如果實行外部多元主義,這個“大一統”就難以為繼。從這個視角看,需要對中國的政黨製度做齣一種文化解釋,而不能簡單地把中國的政黨理解為西方專注於選舉的政黨。中國的政黨和西方政黨所包含和傳達的文化含義有很大不同。
中國近代政黨概念來自西方。但到瞭中國,這個概念發生瞭重大變化。中國並沒有多黨政治的傳統,多黨競爭缺乏足夠的文化土壤。20世紀初期,中國嘗試過西方的多黨製,但很快失敗瞭。失敗的原因錶麵上看是軍閥或黨派之爭,但實際上有著深層次的文化原因。當社會文化不能接受多黨製的情況下,這一製度必然失敗。曆史證明,中國的政黨很難變成西方式政黨。中國政治曆來有統一的權威,現在這種統一的權威就是政黨。現代政黨這種組織形式帶來開放的政治過程。
中國形成瞭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
改革開放以來,內部多元主義的産生和發展使得中國政黨製度不僅與蘇聯、東歐國傢區彆開來,也與西方的多黨製區彆開來,形成瞭自己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國共産黨作為執政黨,在經濟社會利益多元化的條件下,嚮各個社會群體和利益集團開放政治過程,形成瞭一黨主導下的開放型政黨製度。可以從上述開放、競爭和參與三個過程來分析這一製度安排。
更為突齣的開放。如果不開放,一種政治製度就必然錶現為排他性和封閉性,而缺少包容性。這種開放性,在西方是通過外部多元主義即多黨政治實現的,每一個社會群體都試圖找到能夠代錶其利益的政黨。在中國,是依靠內部多元主義實現的。執政黨通過開放機製,代錶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以經濟領域為例,既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製經濟,堅持公有製主體地位;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激發非公有製經濟活力和創造力。這種內部多元主義的有效性並不比其他製度低,而且因其在一個體係內協調利益、實現利益,可以避免大規模的社會衝突。
更為有效的競爭。競爭是解決政治精英選拔、繼承和更替的過程。在很大程度上,西方民主的本質是通過定期選舉解決政治精英的選拔和變更問題。而中國共産黨則在內部形成黨內民主與黨內集體領導製度,使得中國政治製度具有強大的政策動員能力,能夠實現政策的及時變化。在西方國傢,越來越多的反對黨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反對黨,而僅僅是為瞭反對而反對。在這種情況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政策變化變得非常睏難。如果說西方民主更多地錶現為政權輪替,中國民主則更多地錶現為政策輪替。
更為廣泛的參與。中國是人民當傢做主的國傢,人民通過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實現政治參與,一方麵通過選舉、投票行使權利,另一方麵人民內部各方麵在重大決策之前進行充分協商,盡可能就共同性問題取得一緻意見。在民族關係上,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製度,鞏固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在基層實行村民自治製度,直接選舉村民委員會對基層進行治理。應當指齣的是,不能把中國的民主僅僅理解為選舉,它是包括有利於上述開放、競爭和參與的各種製度建設,有著更為廣泛的內容。
序
為什麼世界期待中國2017
2016年是“二戰”以來西方少有的一個政治年,先後發生瞭被很多人視為“黑天鵝”的重大政治變化,英國脫歐、意大利修憲公投失敗、美國特朗普當選總統等。人們把這些視為“黑天鵝”,因為這些是不好的預兆。很明顯,對西方來說,這個政治年其實還沒有結束,2017年會繼續發生類似甚至更壞的政治變化。
特朗普和美國現存體製的對立已經公開化,從前是美國兩黨之間互相否決,現在已經演變成特朗普和整個舊體製之間的互相否決。這種情況不知道何時能夠結束,美國政治不知道何時能夠穩定下來。歐洲的情況同樣令人擔憂。英國已經正式進入脫歐程序,相信這不會是一個順利和平穩的過程。法國極右力量國民陣綫繼續上升,而德國右翼民粹政黨德國的選擇也不甘示弱。
實際上,歐洲的右派趨於結成區域聯閤陣綫,甚至國際聯盟。如果法國國民陣綫贏得選舉,歐盟就岌岌可危瞭。不管怎樣,西方各國內部政治力量的對立已經公開化,政治鬥爭(而不是政治閤作)成為西方的“新常態”。
2017是中國的政治年
西方的變化已經也必然繼續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構成巨大的衝擊。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到今天還沒有恢復過來。如今西方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開始盛行,已經很糟糕的世界經濟形勢勢必進一步惡化。
在地緣政治方麵,特朗普想通過改善美國和俄羅斯關係來緩解局勢,包括雙邊關係及美俄在中東和歐洲問題上的分歧,但看來事情並不簡單。無論是特朗普本人還是其所任命的官員,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幾乎都在動搖著特朗普的閤法性基礎。這個趨勢也不會在很短時間裏明朗起來,美俄關係、歐俄關係、中東問題會繼續處於高度不確定狀態。地緣政治的這種局麵又會對世界經濟造成極其負麵的影響。
在這樣的情況下,世界把眼光轉嚮中國,並且唯獨是中國。這並不難理解。當特朗普正式宣布退齣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時,澳大利亞立刻希望中國能夠加入TPP談判。其實,各國都明白,一個沒有中國的TPP本來就沒有多少意義;但現在一個美國退齣、中國又沒有加入的TPP,就完全失去瞭其意義。歐盟麵臨英國脫離和美國保護主義的壓力,也希望能夠提前和中國討論經貿關係,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中尋找穩定經濟的要素。
如果從要發生的重要政治事件來衡量,2017年必然也是中國的政治年。3月“兩會”(全國人民代錶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5月“一帶一路”國際閤作高峰論壇,9月在廈門舉辦金磚國傢領導人第九次會晤,10月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錶大會,所有這些都是世界所關切的。
實際上,今天中國內政外交的任何動嚮,都會牽動全球的關切,關切中國已經成為各國關切自身利益的必需。當然,在關切中國和關切美國及歐洲問題上,世界有不一般的心情,中國的政治年不是西方的政治年;當人們對西方失望的時候,對中國抱有更多的希望。
在國際層麵,今天的全球化需要領頭羊和領導者。當美國和西方不再能夠扮演領頭羊角色時,世界自然想到瞭中國。盡管還有崛起中的其他新興經濟體,但除瞭中國,其他新興經濟體不僅經濟體量仍然很小,對世界經濟很難有足夠的影響力,而且很多新興經濟體內部發展動力不足,製度的脆弱性隨時體現齣來。
更為重要的是,全球化作為世界公共品,需要由大國來提供。盡管各國都可以從全球化中獲得不同程度的利益,但並不是任何國傢都有動力或能力來維持全球化。中小國傢更多的是選擇“搭便車”。美國沒有能力瞭,中國呢?
誰來提供全球公共品?
近來西方越來越關注世界會不會陷入所謂的“金德爾柏格陷阱”(Kindleberger Trap),這並非沒有道理。“二戰”後美國馬歇爾計劃的思想構建者,後來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的金德爾柏格認為,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蕭條的原因,是全球公共品的缺失。盡管美國取代瞭英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國傢,但美國未能接替英國扮演為全球提供公共品的角色,導緻全球經濟體係陷入衰退、種族滅絕和世界大戰。很顯然,今天再次齣現這個憂慮,錶明今天世界所麵臨的嚴峻局勢。
世界對中國的關注源於對中國的過去、現狀和未來的分析與認知。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今天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中國一直為世界經濟的穩定和增長提供著最大的貢獻份額。盡管近年來經濟下行,但因為中國經濟基數龐大,其貢獻仍然最大。人們也相信,隻要中國維持在官方所規劃的經濟增長水平,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隻會增長,而不會減少。
再者,世界也發現中國在國際經濟話語體係方麵的進步和轉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選擇瞭和世界經濟接軌,但現在中國開始具備動力和能力,來維持和改善世界經濟秩序。從2016年中國主辦杭州二十國集團峰會,到2017年初中國國傢主席習近平在達沃斯論壇的演講,中國越來越接近西方進步力量所秉持的傳統自由貿易話語。中國似乎嚮世界傳達齣瞭一個積極的信息:當自由貿易這麵旗幟美國乃至整個西方扛不下去的時候,中國會接著扛。
中國所提齣的世界和區域經濟的“中國方案”令人們更感興趣。近年來,中國提齣瞭“一帶一路”倡議,主導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盡管少數國傢對中國抱有懷疑,但更多國傢積極參與中國的倡議,因為它們看到中國的舉動並非“另起爐竈”,建立自己的體係,而是積極配閤現存的國際經濟體係,提供必需的和相應的補充。或者說,中國所做的是在強化現行國際經濟體係。這些正是世界所期待的。
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對待地緣政治的態度和方法。盡管2016年因為中國南海風波,中國被西方和亞洲一些國傢塑造成一個擴張性帝國,但世界逐漸發現中國實際上對西方地緣政治並不感興趣。盡管中國在保護其國傢核心利益方麵會不惜一切,但中國並沒有任何企圖嚮外擴張。今天中國周邊國傢可能要比美國周邊國傢、俄羅斯周邊國傢更感覺到安全。
在中國南海問題上,中國應對很沉著。中國和菲律賓的關係變化,可能是西方所沒有想到的。其實道理很簡單,中國對衝突並不懼怕,但衝突更可能導緻兩敗俱傷,而閤作則是共贏的。
在不長的時間裏,中國和東南亞各國的關係有瞭全麵的改善。今天,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柬埔寨、老撾、緬甸等國傢,已經把西方地緣政治擱置一邊,迴歸亞洲式經濟閤作。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也開始在這些國傢産生積極的結果,至少在經濟領域。
中國關注內部治理
世界也注意到中國掌控由外來力量促成的地緣政治危機的能力。例如,無論在其競選期間還是正式就任總統以來,特朗普對中國簡直可以說是“大放厥詞”,錶現在貿易、中國南海、中國颱灣問題等方麵。不過,中國並沒有錶現齣任何情緒,而是靜觀其變,避免人們一直擔心的“修昔底德陷阱”。
不過,世界最為關切的還是中國的內部發展。民粹主義、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無論人們怎麼稱呼,這些主義在西方的崛起,是因為西方內部的發展齣瞭很大的問題。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那麼,中國的內政又是如何呢?中國的內政支撐得瞭其外部的角色嗎?這是世界的關切。
來自中國的信息是正麵的。人們發現中國的領導層可能是今天世界上少數幾個最強有效的。西方的問題在於內部治理問題,而內部治理問題的核心在於一個有效政府。西方的睏難在於形成不瞭一個有效政府,精英之間沒有共識,黨派之間互相否決,造成今天體製內外對峙的局麵。
中國具有一個穩定有效的領導核心層,有利於政治穩定。同樣,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也需要這樣一個核心領導層來推動。人們很快體會到習近平近來要“擼起袖子加油乾”的言論背後的意義。對很多人來說,這是中國領導層要把國傢的社會經濟提升到一個新高度的前兆。
盡管西方帶有意識形態偏見的一些人,一直在唱衰中國經濟,但中國仍然以自己的步伐和速度在發展。近年來,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也不可避免,但問題在於中國的經濟是“硬著陸”還是“軟著陸”。不難發現,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方法,包括政府和市場的作用,避免瞭經濟的激烈波動,以緩慢平穩的方式下行,這有效保證瞭內部的穩定。
應當指齣的是,盡管經濟下行,中國在所有大國經濟中,增長仍然很高,而且因為其龐大的基數,中國繼續為國際經濟增長貢獻著很大的份額。
中國決心消化全球化負麵後果
中國為世界提供的更為積極的信息,是其消化全球化負麵後果的決心和能力。全球化為世界帶來瞭前所未有的財富,但財富在各個社會群體中的分配極端不公平,造成社會的巨大分化。西方政府無能為力,任由民粹主義崛起和擴大。中國在全球化造成的弊端方麵不能置身事外。
這些年來,因為全球化,中國內部的收入差異也在擴大,社會也變得非常分化。不過,中國領導層並不認為所有問題都是全球化所緻,也反對因為這些問題而去阻止全球化;相反,中國直麵問題,努力解決這些問題。近年來,中國政府發動前所未有的扶貧運動,要在今後數年內,每年幫助高達1000萬農村貧睏人口脫離貧睏。世界感覺到,這樣的事情可能隻能在中國發生。
中國要建設的“全麵小康社會”,被人們解讀為中國的“中産階層社會”。為此,中國要在“十三五”規劃期間,每年實現6.5%的增長率,人均GDP(國內生産總值)從目前的8000多美元提升到12000美元,達至低端發達國傢水平。精明的國際商界當然知道這對於他們的真實意義,他們從來沒有忘記計算如何從中國的發展獲中得更大的利益。原因很簡單,即使到“十三五”末期,中國的總體水平仍然較西方發達國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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