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3
◎20世纪杰出小说家。
茨威格、君·格拉斯推崇的大师,林语堂、巴金鼎力推荐。
◎以本能对抗漂泊——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时代。有幸抵达“应许之地”的人,却被恐惧纠缠。那是真实和想象出来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恐惧的恐惧。
◎《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未竟的沥血之作,全新译本。
◎一群流离失所者在纽约的生活百态。
1940年代的纽约,有一群因德国纳粹迫害而逃离欧洲的人。他们侥幸躲过追捕,途径流亡者的“苦路”,历经种种磨难,九死一生,来到“应许之地”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但恐惧的阴影挥之不去,曾经对未来的憧憬又仿佛是徒劳的希冀。
主人公路德维希·佐默是德国人,父亲因纳粹的政治迫害而死,他也被迫在欧洲流亡多年。佐默曾在巴黎跟着一个犹太古董商做学徒,古董商去世后,他抛弃自己原先的身份,继承了古董商的护照,后乘船抵达纽约。
和许多流亡者一样,佐默努力重新开始。他经人介绍入住了一家聚集各国流亡者的旅馆,凭借当初在古董商身边和藏身于博物馆时学到的知识在一家古玩店找到工作,与时装模特玛丽亚·菲奥拉相恋……但对于父亲遇害的记忆太深刻,逃亡路上的恐惧感变成了一种本能反应,要融入新的生活并不容易。失根的佐默在这繁华的都市中不知该何去何从……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MariaRemarque,1898~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译者:丁娜,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毕业,德国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现居慕尼黑。1999年开始进行德语文学与社科书籍的翻译,主要译作有:《寻访行家》(合译),《红桃J:德语新小说选》(合译),《幸福,在幸福远去的时代》《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德意志之魂》(合译)和《背对世界》。
“不需劝诱,你就会被他(雷马克)的作品征服;无需夸张,他就能震撼你的心灵。”
——斯蒂芬·茨威格
雷马克是伟大的作家。毫无疑问,他有一流的文笔,能自如地驾驭语言。不管是写人还是写物,他的笔触都敏锐、稳重、坚定。
——《纽约时报》
关于身份,关于适应,关于重新开始——这个故事迷人而凄美。
——《先驱报》
应许之地
附录:《应许之地》手稿笔记摘要
(一)
由于我的英语知识有限,我走在纽约大街上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我在令人亢奋的喧闹的生活之流中穿行,到处五光十色,扑面而来的是喧嚣、话语、车辆、欢笑和呼喊,这一切虽然还与我无关,但它们像风暴一样盲目地冲击着我的感官。我只知道这是喧嚣,却不明白它的意义,就像我只知道光,却不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我穿行一座城市,这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不知名的普罗米修斯,他正在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做着熟悉的手势,而他使用的语言又是我根本不懂的。因为我不能掌握这种语言,所以这一切都可能有我不理解的多种含义。这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那里只有唯一一种我明白的意思。我觉得自己犹如行走于一个巨大的圆形舞台上,周围的行人、侍者、司机和售货员彼此在上演一出费解的戏剧,我既置身于这部戏的中心,同时却又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不明其意。我领会到,这将是个绝不会再重复的一次性瞬间。明天我就会参与其中,其实今天就得参与。一旦我到了那家旅馆,就必须重新开始与各种现象展开战斗:屈服、造假、讲价以及一大堆半真半假的谎言,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可眼下,在这个瞬间,这座城市还没有接纳我,它展现给我的面孔是粗暴、喧闹、陌生与疏离,所以它也是清晰、客观和强大的,同时它像用金银丝编织的饰物那般透明,犹如一个发光的巨大圣体匣。在此重大转折关头,我觉得似乎时间也停顿了一分钟,这时一切都有可能,什么抉择都可以做出,万事万物都失去了重力和方向,好像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无论他是否选择了沉沦。
我悠哉游哉地穿行于这座喧闹的城市,置身其中,却又似乎对它视而不见。长期以来,我满脑子都想着一个最原始的问题,即如何活下来,因此而导致对另一种生活的漠然,也成为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这是一种不顾一切的求生本能,就像一艘轮船在沉没之前因恐惧而产生的唯一愿望:不能丧命。可眼下,在这个奇怪的时刻,我感到生活可能会重新开始,它像扇面一样再次打开。生活将会重新拥有未来,尽管未来的期限还如此短暂,随着未来,过去也会重现,带着它那股血腥和坟茔的气息。我模糊地感到,我所经历的过去会轻易地置我于死地,但现在我不想咀嚼它了,起码不在此刻:眼下我看见的是店铺那反光的橱窗,呼吸的是自由那带着野性的气息。中午时分,街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陌生人潮,无名的喧嚣和贪婪,艳阳普照。此刻,我仿佛是一名非法的流浪者,正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这一瞬间我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这情景类似于我置身于一部电影中,这部电影的声音与画面对不上号,它产生的远远不是一般那种令人惊讶的魔力,那种通过光、色、不解以及因为不解而生发的一种幼稚的安全错觉。我觉得似乎生活本身想要重新接纳我,此前它迫于无奈,曾很长时间把我隔离在坚果似的硬壳中。现在它呼唤我,向我提出问题,打开了我的眼界,它让我产生了洞察力,它让我越过回忆的泥沼看到了一线难以捕捉的希望。难道有这等事吗?我边思索边呆呆地望着一家正在开门营业的大店铺,里面到处是闪闪发光的镀铬游戏机,店里彩灯闪烁,游戏机叮当作响——这一切都是真的吗?难道一切不是都已经枯萎和死绝了吗?幸存还会转变成继续生存和生活吗?有从头开始这种事吗?从头,就像有待我去学习的语言那样,既陌生又充满一切可能性,等着我去领会?我可以重新开始而不用出卖他人,不用再次杀害那些无法被遗忘的死者吗?
我继续向前走着,不是按照街名而是根据街道编号。待我找到位于偏僻地段的劳施旅馆时,街道已经变得狭窄而肮脏了。门的周围镶嵌着假大理石,有一块还裂了缝。我走进门站住了,因为街上的光线太强烈,所以进门后我仅仅能辨认出一个柜台、几把丝绒沙发和一张摇椅。有个熊一样的黑影立刻从摇椅上站了起来。“您是路德维希·佐默?”那只“熊”用法语问道。
“是我,”我惊讶地回复,“您怎么知道是我?”
“罗伯特·希尔施告诉我们您这几天会来的。我叫弗拉基米尔· 莫伊科夫,是这儿的经理、领班兼打杂。”
“幸亏您说法语!否则我就要像条死鱼似的张不开嘴了。”
莫伊科夫与我握了握手。“据说鱼在水中是交际能手,”他解释道,“它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沉默。这是最新的科学研究证明的。您也可以跟我说德语。”
“您是德国人?”
莫伊科夫的宽脸上涌现出许多褶子。“不是。我从许多场革命中侥幸活了下来,现在我是美国人。从前我曾经是捷克人、俄国人、波兰人、奥地利人,全看我母亲出生的那个小地方被谁占领着。在被占领期间,我甚至曾经是德国人。您看上去很渴,来杯伏特加?”
我犹豫着,想到我那总数在减少的钱。
“您这儿房价是多少?”我问。
“最便宜的两美元一宿,当然只是个蜗居了。”莫伊科夫朝挂钥匙的地方走去。“条件算不上奢华,但在同一层走廊里有浴室。”
“我要一间。按月租是不是便宜些?”
“五十美元,预付四十五美元。”
“行。”
莫伊科夫微笑时像只老狒狒。
“签约后得喝杯伏特加庆祝一下,旅馆免费赠送的。这是我自己制作的,味道不错。”
“我们在瑞士造过这酒,用黑醋栗花蕾果酒和酒精掺兑,各百分之五十,再加些糖。”我回答说。“一位药剂师为我们提供酒精。这样我们的伏特加就比最便宜的烧酒还便宜。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1942 年的冬天。”
“在狱中?”
“在贝林佐纳的监狱里。可惜只待了一个星期,因为非法越境。”
“黑醋栗花蕾,”莫伊科夫感兴趣地念叨着,“好主意!可在纽约上哪儿去弄这玩意儿呢?”
“这种味道几乎喝不出来,”我回答道,“主意是一个白俄人想出来的。您这伏特加味道真好。”
“听您这么说我很高兴。您下棋吗?”
“下监狱棋,不下竞技棋。就是流亡者下的那种棋,为了转移注意力。”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还有一种语言棋,”他说,“这儿的人常下。下棋可以让人抽象地集中注意力,所以可以用来很好地复习英语语法。现在我带您去看看您的房间。”
斗室很小,光照不足,窗子朝向内院。我付了四十五美元,放下自己的箱子。屋里有铸铁的顶灯和一个绿色的小台灯。我试了试灯亮不亮,这里可以整夜开着灯,这让我安心。自从在布鲁塞尔那家博物馆待过以后,我就厌恶在漆黑的地方睡觉。然后我看了看自己剩下的那点儿钱,我不知道在纽约靠四十九美元可以过多久,但我并不为此担忧,过去我经常身边的钱还不到这个数目的几分之一。只要活着,就不会满盘皆输,这是死去的佐默去世前对我说的,我现在用的就是他的护照。真奇怪,这句话同时既可以是错误的,也可以是正确的。
(二)
我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没有马上意识到自己做梦了,为了驱赶梦魇,我打开灯。这不是我常做的那种流亡者之梦:因轻率而越过边界,遭到党卫军跟踪,杀手穷追不舍。做这种梦时虽然也会尖叫着从梦中惊醒,但这些属于一般的绝望之梦,怕由于自己的愚蠢再次中了圈套。从这种梦境醒来之后,在床上伸展一下肢体,看看窗外都市那微红的夜色,人就知道自己得救了。
我刚做的这个梦则不同,它更加不确定,由许多片段汇合而成,坚韧、黑暗、呈沥青状,无始无终。西比勒出现在梦中,她无声地呼喊着救命。我想到她身边去,但膝盖一直支撑不住,我陷入一片坚韧的泥沼之中,它由焦油、沼泽和陈血组成。我看到她恐惧地望着我,无声地呼喊:逃!快逃!然后又喊:救命!救命!我看到像黑洞一样张开着的一张大嘴,那种黏稠的物质正从那里涌出。西比勒突然不见了,取代她出现的是西格弗里德·罗森塔尔的妻子。一个带有难听的萨克森口音的人在尖声命令着什么,一个黑影面对满天晚霞站在窗前。一股惨淡的血腥味,烟囱中闪出火光,人肉被焚烧发出的难闻的甜腻味道。一只在地面缓慢移动的手,有人用脚践踏这只手,随即爆发出一声惨叫。这叫声好像来自四面八方,而且久久回荡。
在欧洲时我不常做梦。那时,因为危险就盘踞在后脖梗子上,所以一心想的就是怎样活下来。置身在危险之中时根本顾不上反思,梦也就减弱了。原始的求生本能不允许它们出现,而且排斥它们。后来漂洋过海来到美国,我以为经过大海绵延数天的咆哮,我的回忆也被挡在了彼岸,就像那艘遮蔽了亮光的轮船,犹如影子幽灵般地逃过了潜水艇那样。我以前做过最普通的逃亡之梦,那是每个流亡者都会梦到的。但现在我知道了,尽管我在能够复仇之前尽量不想让回忆毁掉自己,但我还是没有、根本没有逃脱回忆的折磨。我又一次明白了,无论怎么努力,我都无法控制自己的回忆,它们渗漏到睡眠和梦境中,进入那个幽灵般的世界。在那个世界,每天夜里都有模糊不清的法则和基础建立起来,白天它们又消失殆尽。记忆却不会消逝。
我凝视窗外。月亮已经高高悬挂在空中,什么地方有一只猫在叫。院子里的垃圾桶中发出沙沙声。对面一扇窗户的灯亮了,随即又熄灭了。我害怕再次睡着。我不想给罗伯特·希尔施打电话,一来时间已经太晚,二来他也帮不了我。这种事我只能自己对付。
我起身穿上衣服,想去城里遛遛,直到筋疲力尽为止。但即使这样,也不过是一种逃避而已。我经常这么做,想无意中找到一种支撑和依靠,借以忘记过去。或是通过对城市过度的浪漫想象而制造一种幻觉,似乎灯火通明的摩天大楼不是建立在阴暗的地基之上,而构成这种地基的则是贪婪、罪恶、剥削和自私。又好像那些贫民区并不属于这座城市似的。我对城市构建起来的这种苍白的幻想,是用来抗衡过去在欧洲度过的那些血腥岁月的,我想以此驱逐对这些岁月的记忆。我知道不该如此,这里——在这座帕齐瓦尔城堡中——罪恶与别处一样没有绝迹。
我走下楼梯。莫伊科夫肯定在,我想跟他要几片安眠药。尽管我想独自解决自己的问题,但遇上急性发作时,拒绝服用当代的化学药剂,还是显得有些可笑。
摆放着丝绒沙发的小厅还亮着微弱的灯光。“伏特加还是安眠药?”莫伊科夫问,他与女伯爵坐在盆栽棕榈后。“或者跟我们一起坐下聊聊?撼动一下生存的支柱?质疑一下生灵的恐惧?”
女伯爵围着好几条围巾,看上去穷困潦倒。“要是知道这些敢情好,”她说,“我想,人首先需要社交,然后是伏特加,再然后是安眠药。接下来人什么都想要,最终就像一只无头乱扑腾的母鸡,根本不知道想要什么了。”
莫伊科夫睁开他那对鹦鹉眼说:“然后就又从头开始了。一切都周而复始,伯爵夫人。”
“您相信吗?钱也会回来?”
这时接待室的铃响了。“准是拉乌尔,”莫伊科夫叹了口气,“今儿晚上又不安宁了。”
他起身向前走去。女伯爵扬起她那张鸟一样的脸望着我,脸上那双眼睛像摆放在发皱的丝绸上的蓝宝石那样闪烁着光芒。“钱不会回来的,”她小声说,“钱像赛跑一样地离开了。希望钱全部用光之前我能死掉,我可不想在为穷人设立的养老院里咽气。”她淡淡一笑。“我已经在尽一切努力早日归西。”从一条围巾下露出一个伏特加酒瓶,在我还没有看清楚握着它的手时,那瓶子旋即又消失了。“您不会哭吧?”她接下来问。“如果会的话,哭可以使人平静。它能让人筋疲力尽,然后就会出现一种苍凉的平和。但人并非总能哭,哭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不能哭后,人才知道哭的好处。接踵而来的就是恐惧、呆滞和绝望了。唯一能让人活下去的就是回忆。”
我抬头看了看她那张蜡一样苍白的脸,这张脸似乎是由脆弱的丝绸构成的。她在那儿说些什么?真相正相反,至少在我这儿是如此。“您的话什么意思?”我问。
女伯爵的面部表情略显活跃。“回忆,”她重复道,“它们还活着。它们温暖而灿烂,充满了青春与活力。”
“对死人的回忆也是如此吗?”
“是的,”这位纤细的小妇人停顿片刻后说,“如果他们还活着,那他们就不是回忆了。”
我没有再继续问。“回忆给了人活下去的勇气,”她小声说,“人活多久,他的记忆就活多久,对吧?夜间,这些回忆会站在阴暗处祈求说:别走!不要杀害我们!我们只有你了!人绝望而疲惫,不想再活下去了。可回忆更加疲惫和绝望,它们不断祈求:别杀害我们!再召唤我们吧,我们又重新出现了——八音钟乐声再起,又能听到爽朗的笑声,看到频频的鞠躬致意,翩翩的舞步,我们喜爱的人的面庞,他们复活了,脸上略显苍白,他们在那里祈求:别杀害我们,我们只有通过你才能存活。这时谁还能说‘不’呢?可长此以往,谁又受得了呢?唉,”女伯爵突然抱怨道,“我可不愿进穷人养老院,跟那么多人挤在一起。那都是些还能动弹的人渣……”
莫伊科夫又回来了。“昔日各位豪杰,”他说,“如今都在何处?风不认识他们,草在生长。”他举起伏特加酒杯。“你不来点儿?”他问我。
“不。”
“他的悲伤还如鲠在喉,”莫伊科夫对女伯爵说,“我们的已经化作泥土,聚集在我们的双脚旁,从那里向上,直到埋葬了我们的心脏。没有心脏,人也照样能活。对吧,伯爵夫人?”
“至理名言,弗拉基米尔? 伊万诺维奇。您喜欢话语,您是个诗人。也许人能这样活着,可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女伯爵站起身。“弗拉基米尔,为了对付今宵给我两片安眠药行吗?晚安,佐默先生。多好听的名字啊,我们小时候也学过一点儿德语。祝你们做好梦!”
莫伊科夫陪这位娇柔的女士向楼梯走去。我瞧了瞧那个小瓶,他从那里拿出两片药给了女伯爵,是安眠药。“也给我两片。”他回来后我说。“她为什么总是两片两片地向你要呢?她不能在床头柜中存上一整瓶吗?”我问。
“她不敢,她怕哪天夜里会把那些药片全吞下去。”
“尽管有那些回忆,还会这么干?”
“不是因为回忆,她害怕的是贫困。她能活多久就愿意活多久,但她怕突然想不开,所以格外小心。我向她保证过,她若是求我,我就给她弄一大瓶。可她还有些时日好活呢。”
“你会这么做吗?”
他用那双看不见眼睑的眼睛盯着我:“你不会吗?”然后他慢慢张开一只大手,手心里有一枚老式的小戒指,上面镶着红宝石。“她得卖掉它。宝石虽然不大,可你仔细瞧瞧。”
“我不懂行。”
“这是闪星宝石,很罕见。”
我又看了那戒指一眼,它那宝石的红很清澈,如果对着灯光转动,就能看到一个六角形闪光小星星。“我希望自己能买下它。”我突然说。
莫伊科夫笑了。“买它干什么?”
“不干什么,”我回复道,“因为它不是人造的,它纯洁,不受贿赂。不像你想的那样,我是为玛丽亚? 菲奥拉买。再说她也不缺首饰,祖母绿宝石、王后王冠上的指甲盖大的钻石。各位王后如今都在何处?”我引用道。“这是你说过的吧?伯爵夫人管你叫诗人。你当过诗人吗?”
莫伊科夫摇了摇头。“各行各业,如今安在?最初二十年,俄国人总是吹嘘他们往日的辉煌,很多都是吹大牛皮,而且一年比一年凶。后来牛皮吹得越来越小,最后干脆忘了吹了。你这个流亡者资历还太浅,身上还满是干这行的疮疖;你还高喊着要复仇,把这看作是正义,而不是自私和无边际的自负。我们的复仇呐喊!我还能忆起它们,可如今它们在何处?风依旧在吹拂,却不知我们的呐喊。只有青草在不断生长。”
“你们没有机会复仇。”我说。
“机会还是有过一些的,你这个颤抖的学生还处在世界公民的最初阶段呢。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你不会无缘无故从楼上跑下来吧?”
“跟伯爵夫人一样,也要两片安眠药。”
“不要一瓶?”
?? “不,”我说,“暂不需要,在美国不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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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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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二战期间的一场置身美国的经历,美国梦至于主人公,不仅仅是安身立命,而是一种对生存的渴望,对命运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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