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2-27
本书首次将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整理出来,披露了天才科学家的一切旅行趣事,比如:漂亮的女性时时令他心情愉悦;中国人的悲惨处境令他心怀怜悯;每到一地都受到媒体围堵;大浪滔天时他却在计算船的加速度……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从历史深处走来,全方位地展示了爱因斯坦的内心世界——在很多方面,原来天才亦凡人。本书由《杨振宁传》的作者杨建邺教授担纲翻译,作为一名资深“爱粉”,他严抠细节,做到了内容准确,文笔流畅优美。
1919年的日食观测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预言,让爱因斯坦的影响力遍布科学界,成为妇孺皆知的科学偶像。此后的十几年里,他一直“在路上”,其足迹遍布欧、亚、美、非四大洲十几个国家,直至他1933年定居美国。在旅行过程中,爱因斯坦沿途记下了不少日记。在香港和上海,他看到了中国底层人民的艰辛生活。在耶路撒冷,他目睹了犹太复国主义正付诸行动。在美国,他与好莱坞明星结为好友。日记里有他探索统一场论的次次挫折,也有音乐带给他的无上安慰,还有他对人物、书籍、政治、航海乃至精神分析等的品评与思考。
本书作者艾辛格独具慧眼,将这些从未完整出版过的日记整理成书,带我们跟随爱因斯坦出行,鲜活地体验他旅途中的日日夜夜,真实感知这位科学巨人的内心世界。
约瑟夫?艾辛格(Josef Eisinger)博士1924年出生于维也纳,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他的研究范围很广,从核物理学到分子生物学,从医学史到音乐史。他是纽约西奈山医学院结构和化学生物学系的荣誉退休教授,在专业期刊和书籍里发表文章200篇左右,并且两次获得古根海姆学者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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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言二/5
前言/7
致谢/11
引言/13
时间表/17
第一章时代背景/1
第二章远东旅程(1922)/23
第三章回程:巴勒斯坦与西班牙(1923)/53
第四章南美洲(1925)/77
第五章纽约和帕萨迪纳(1930—1931)/101
第六章柏林和牛津(1931)/125
第七章回到帕萨迪纳(1931—1932)/143
第八章牛津、帕萨迪纳和在欧洲最后的日子(1932—1933)/159
尾声普林斯顿的隐士(1933—1955)/179
注释/187
参考文献/227
译后记/229
香港与上海(1922年)
从新加坡到下一个港口香港的航行期间,“北野丸号”遇到了强大的台风和巨浪,它们使这艘船“跳起舞来”。这是爱因斯坦在海上经历的第一次猛烈的风暴,他看见许许多多飞鱼被船激起,飞向空中。他还发现时刻保持平衡很容易让人疲倦,而且女性远比男性更容易晕船。
11月9日进入香港的港口时,他看到了整个旅途中最美丽的景色:海岸崎岖的岩石与起伏的群山排成一列,而港口就在岩石和群山之间;还有很多小岛突兀地露出海面,这美景让爱因斯坦想到“一半淹没在云里的”阿尔卑斯山的美景。
香港犹太社群的代表团前来欢迎他们夫妇,他们原计划开一个招待宴会,被爱因斯坦谢绝,改为由两位当地的犹太商人开车带他们游览香港岛。中午他们在一处奢华的美国饭店吃午饭。在用餐的时候,爱因斯坦发现导游对科学以及香港殖民地的历史,都十分清楚;导游还让爱因斯坦知道这儿可以提供很多非同寻常的世俗享乐。
美丽多彩的海岸线,还有众多狭湾似的河口和漂浮在海上的小渔村,让爱因斯坦感到赏心悦目。但是华人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却使他惊讶不已。“这些饱受苦难的男女们干的活是敲碎石头,或者抬石头,一天只赚五毛钱,那些没有善心的经济机器就这样无情惩罚他们的生殖力。”他在日记里思考:也许他们的处境可悲到他们没有觉察到自己命运的悲惨,只是旁人看起来于心不忍。他还略带期望地写道,前不久在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运动中,这些劳工组织得很不错。
下午,爱因斯坦被接到犹太人社群中心,中心在一座草木茂盛的花园里,还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壮观的全景。他们一位导游的太太和小姨子加入到群体中来。在喝茶时,爱因斯坦得知香港只有120多位犹太人,其中大多数是说阿拉伯语、来自巴格达的犹太人。他们遵循的宗教仪式甚至比“我们这些俄罗斯-欧洲的”犹太人还要古老。对这些来自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犹太人,爱因斯坦却有一种自发的亲属感和归属感。这是因为他们与他老家的犹太人非常相似。由此爱因斯坦得出一个推论:在过去1500年间(原文如此)犹太人的血统保持得十分“纯洁”。
饮茶之后,大家乘缆车来到香港人所谓的山顶,在那儿可以一览无遗地俯瞰整个香港的港口。从海中凸现出来许多小岛,使爱因斯坦联想起隐蔽在云雾里的阿尔卑斯山峰。他们乘坐的缆车在1888年就开始营运。爱因斯坦注意到缆车里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座位是隔开来的。
第二天早上(11月11日),爱因斯坦夫妇参观了大陆这边的华人区,参观后爱因斯坦更加相信他对华人的印象:他们非常勤奋,但是肮脏、消沉,连小孩子都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他沉思着,如果所有其他“种族”的人屈服于中国人,那真是令人羞耻啊!男女长相都很相似,也让爱因斯坦感到惊讶。他心里还想,中国女人有什么样致命的诱惑力使男人甘心养育这么多的孩子!这天晚上,有三个葡萄牙高中教师来拜会爱因斯坦,他们在谈话中抱怨说,要想让华人掌握逻辑思维根本不可能,特别是他们根本就不具有数学才能。
离开香港的时候,爱因斯坦对英国治理香港十分钦佩,认为他们的贡献一是让殖民地处处植物丰盛繁茂,二是在香港设立一所大学,让那些选择西式生活的华人就读。警察完全是由从印度招来的“黑人”担任,英国人的统治很有办法,他们用非常务实的容忍策略化解那些民族主义者的反对。爱因斯坦叹息:这与欧洲大陆政策完全不一样!
11月13日早晨,“北野丸号”驶入长江口,抵达上海。一些人上船欢迎爱因斯坦夫妇来到上海:德国领事普菲斯特(Pfister)先生与他的妻子作为主人接待他们;物理学家稻垣守克(M.Inagaki)夫妇则是他们到日本前最后一程很投缘的导游和旅伴。在上海欢迎爱因斯坦的不再是犹太人社群,而是德国人社群。
例行的记者会上接受日本和美国记者惯常的提问后,爱因斯坦夫妇被带进一家中国餐厅。用餐期间,恰好有一支送葬的队伍经过,队伍里色彩斑斓而且欢乐声不停,这种中国的习俗让爱因斯坦震惊,在他看来简直有一些野蛮。这顿饭的过程非常繁琐,而且好像没有止境,大家不断用筷子在同一菜盘子里夹菜,让爱因斯坦整个下午都觉得胃里翻江倒海似的不舒服,一直忍受到回到普菲斯特的家才算解脱。
整个下午爱因斯坦夫妇都在中国人居住的区域散步,这儿留给爱因斯坦的印象与香港差不多。狭窄的巷子里挤满了来来去去的人,还有很不清洁的人力车。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各种恶臭,街道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开放式的作坊。中国人群里总是有人大声讲话,但是从来没有听到这些“温和、迟钝、老是受到忽略的人在勤苦劳累挣扎求生时”彼此争吵。爱因斯坦一行人还去了一家剧院,剧院每一层楼都有一个丑角表演,让听众高兴地哈哈大笑。在街上到处都是垃圾,但是人群中也不乏欢乐的面孔,甚至那些像马一样工作的苦力也没有显示出痛苦的样子。他们这群欧洲人的出现让中国人张口结舌地傻看着他们,埃尔莎更是他们最惊讶的人。埃尔莎总是拿着一个长柄眼镜眯眼打量他们——她的近视很厉害,但是据说她太爱慕虚荣而不肯戴眼镜。
晚上,稻垣夫妇开车接爱因斯坦夫妇穿过黑暗中迷宫般的街道,来到富有的画家和书法家王一亭家里。*爱因斯坦夫妇受邀请到这位画家家里晚餐。在他家又高又冷清的墙后,有花园和池塘,而且明亮的灯光使得院子里的风景像画一样。在像过节日一样明亮的走廊里,挂着主人自己的画作,以及其他珍藏的艺术品。座上还有上海大学校长**、几位教师和其他一些上海名人。晚餐上不断有客套和恭维的致辞,爱因斯坦自己也随俗作了客套的致辞。繁复讲究的佳肴让爱因斯坦简直贪婪得像饿虎扑食一样,这种过程是欧洲人无法想象的。之后他又在日本俱乐部出席了一场接待会,会场的气氛就十分轻松自在,这才合乎他的口味。
第二天一早,爱因斯坦夫妇出门参观中国人的一个村子,还有一处佛教庙宇。他们的出现又一次引起路人的围观,之后他们急忙赶回船上。下午三点,“北野丸号”离开上海,向东穿过黄海向日本驶去。它蒸汽腾腾地穿过濑户内海众多迷宫般的绿色小岛后,在11月17日下午抵达神户。
注释:
*王震(1867—1938),字一亭,号白龙山人、梅花馆主、海云楼主等,法名觉器。祖籍浙江吴兴(今湖州市),生于上海周浦。清末民国时期上海著名书画家、实业家、杰出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与宗教界名士。——译者
**时任上海大学校长为于右任(1879—1964)。这次晚餐的详情可参见《爱因斯坦在中国》,胡大年著,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译者
……
经常有人问我:怎么会想到整理爱因斯坦的旅行日记,又是什么原因激发我用旅途见闻的形式,把这些日记重现在读者的面前。与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长久以来我就对爱因斯坦十分着迷。但是我之所以最终能够创作出这本书,那是因为我与爱因斯坦有着一种十分微弱的私人联系。
事情得从几年前说起,那一年安多尔?卡里乌斯(An dor Carius)先生给我打来一个电话。他是一位学者、艺术家,当时我们并不认识,此后我们才成为朋友。安多尔那时正在研究孟加拉文化与音乐,他对爱因斯坦与孟加拉知名艺术家、哲学家、诗人和作曲家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之间两段正式的对话很感兴趣。这两段对话发生在1930年的柏林,当时欧洲学术界正对东方艺术与文化很有兴趣,并常常把泰戈尔和爱因斯坦分别视为东西方文化出类拔萃的代表。在他们的对话中,他们对东西方的艺术、科学、音乐和宗教的观念做了一些比较,但是最后没有发现什么共识。1
安多尔在研究中发现,爱因斯坦和泰戈尔之间的会面,是布鲁诺?门德尔(Bruno Mendel)博士安排的,其中一次会面地点是位于万湖的豪宅,布鲁诺?门德尔与妻子赫莎(Hertha)、他们的三个孩子,以及丧偶的赫莎母亲托妮?门德尔(Toni Mendel)太太都住在这儿。2当爱因斯坦从1914年到1933年居住在柏林的时候,门德尔一家人一直都与爱因斯坦和埃尔莎保持交往,托妮?门德尔更是爱因斯坦的亲密好友,常常往来。无论是政治还是音乐,她与爱因斯坦有很多共同的爱好;他们有时也会乘爱因斯坦的豪华帆船“海豚号”到河上漫游。布鲁诺?门德尔的政治嗅觉非常灵敏,很早就发觉了希特勒带来的威胁,因此纳粹上台后不久,他很快就带着家人离开了德国。他在法国和荷兰工作了不长的时间,发觉整个欧洲都不安全,就带着全家横渡大西洋,来到多伦多定居。在这儿他从事医学研究工作。
安多尔跟踪了门德尔一家此后的迁徙,虽然布鲁诺和赫莎已经去世,但是他仍然找到了他们的两位在世的子女,露丝(Ruth)和格拉尔德(Gerald),而且得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在多伦多的家接纳了两位从奥地利逃到多伦多的学生。这两位逃难的学生被当局拘押在拘留营里,由于门德尔夫妇的担保才被释放出来。这两位学生中的一位是我的朋友科恩(Walter Kohn,1923—2016,199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另一个就是我。
1939年4月,希特勒并吞奥地利一年后,我从奥地利逃到英国,那时我才刚过15岁。法国沦陷之后,英国人害怕德国人不久将入侵英国,因此丘吉尔下令把所有住在海岸附近的“敌侨”都拘禁起来。我那时在布赖顿一家饭店洗碗,马上被逮捕并拘禁,科恩与我一样被拘禁。我和科恩曾在维也纳同一所高中读书,那时在马恩岛的拘留营重逢。此后我们被船运往位于加拿大的各个拘留营,其中拘留时间最长的是在新不伦瑞克省的大森林深处,在那里我们干伐木的活。被拘留的人多半是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他们在拘留营里组建了一个学校。学校的规模虽小,却号称拥有一流的师资,他们招收了十几个学生———其中就包括科恩和我,打算让我们参加麦吉尔大学的入学考试。我们在拘留期间参加了这个考试。不久,加拿大政府确认这些被拘留的平民对加拿大根本没有敌意,就批准释放没有敌意的学生,但是要有加拿大人担保才行。
当我还在新不伦瑞克拘留营的时候,就收到了多伦多的赫莎?门德尔夫人寄来的信,说他们夫妇愿意为科恩和我做担保,并邀请我们在获释以后与他们家人住在一起。他们之所以选择为我们担保,是因为从此前一位拘留者那儿得知,我们在拘留营里曾经表演过一种八孔直笛二重奏。门德尔一家人喜欢音乐,他们多少有些相信喜欢音乐的人一定不会很坏。
多次延误之后,我终于获得了自由,并且与门德尔一家人住在他们多伦多可爱的家里。他们房子里的家具大都从柏林以前的家里运来,各处都显示他们对艺术和音乐的热爱。当时对希特勒的作战并不顺利,这使得一切事物都笼罩在一层阴影里,但是我真的感到不可能找到更温暖的家和国度了。我以门德尔家中成员的身份度过了愉快的一年半时间。之后,我加入了加拿大军队。
门德尔家里最年长的奶奶我们都称她为“托妮奶奶”,她的家在多伦多附近的奥克维尔,里面堆满了从柏林带来的书和艺术品。她对政治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兴趣,继续与住在普林斯顿的老朋友爱因斯坦保持着通信联系。不幸的是,托妮奶奶死后,这些爱因斯坦写给她的信件几乎全都销毁了,但在保留下来的一封信(写于1948年)中可以看到,爱因斯坦悲叹当时令人沮丧的政治形势。在另一封写于1954年的信里,他感谢托妮赞扬他公开谴责麦卡锡听证会,并回忆起多年以前的魏玛共和国年代,他们一起进行的政治活动和反战斗争。3
战后我完成了学业,并最终在美国安顿下来。我曾经试图与门德尔家保持联系,但是不久我们就天各一方。布鲁诺和赫莎回到他们热爱的荷兰,住在比瑟姆附近一条运河边的小房子里。我和妻子只要有机会访问欧洲,就一定会去拜访他们。我还记得在20世纪60年代时,有一次我们与赫莎坐在她的花园里,享受着宁静的田园乐趣,同时又哀叹冷战时期令人气馁的政治氛围。爱因斯坦和门德尔一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如此期许的开明时代,至今仍未实现。
距我住在门德尔家那段时间的70年后,我接到了安多尔的电话,他希望从我这儿得到对门德尔家往事的回忆,而且他还使我得知普林斯顿大学拥有丰富的爱因斯坦文献资料,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爱因斯坦旅行时记下的日记。它们在我眼前呈现的不仅仅是这位不同寻常的日记作者,还包括写日记时那个动荡的时代。它们也带回了有关托妮奶奶的一些回忆。例如爱因斯坦乘坐在去纽约的船上时,感谢托妮奶奶送给他在路上吃的甘草蜜饯。这些事谁会知道?
约瑟夫?艾辛格
纽约
2011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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