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重建：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嵌入 [The Fiss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Order:The Bi-embedding Between Enterp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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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除了农民进城务工之外，对农村变化产生深刻影响的另一力量是乡村民营企业的兴起。乡村民营企业在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其“理性计算”、“追求利益”和“充分竞争”等现代气质也极大地冲击着蕴含着“乡土关系”、“固守土地”以及“人情伦理”等内涵的乡村秩序。但乡村民营企业能兼顾“市场生存”和“乡土生存”的共同挑战，在实践中与乡土日常生活、乡村权力结构和乡土社会转型进行深度的“双向嵌入”，实现乡村秩序的重建。

作者简介

周延东，山东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讲师，首都社会安全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乡村秩序、社区安全治理、社会治安研究方法等；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北京郑杭生社会发展基金等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本书的前身——笔者博士论文曾荣获“2015年余天休社会学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

目录

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背景：企业社会学的兴起
二　研究议题：乡村企业运行与乡村秩序重建
三　田野概况与研究方法
四　理论基础：殊途同归的两种“嵌入性”理论
五　研究视角：过程-行为-结构
第二章　光谱中的企业与社会——“双向嵌入”的提出
一　 企业与社会互动的四维理论梳理
二　嵌入性研究的探索历程
三　双向嵌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种类型
四　双向嵌入与交易秩序
第三章　企业生产与乡村日常生活
一　自生互融：石镇企业的基本状况与发展模式
二　企业生产与乡村生活的“冲突”和“纠缠”
三　“双向嵌入”的生产生活策略
四　小结：生活习惯、乡土网络与道德风俗
第四章　企业发展与乡村权力结构
一　中国政商互动的历史变迁
二　权力博弈与竞争失序
三　“融合”与“分离”：从失序走向有序的企业与政治
四　小结：实力共识、认同共识与机制共识
第五章　企业转型与乡村社会变迁
一　理性利益博弈中的转型困境
二　过程－行为－结构：有序转型的实践逻辑
三　小结：探索构建乡村转型秩序模式
第六章　乡村秩序的重建：总结、讨论与反思
一　乡土性与现代性：乡村社会秩序的重建
二　乡村社会的现代化需要何种规则？
三　反思与展望
参考文献
后　记

精彩书摘

　　《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重建：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嵌入》：
　　本章在论述过程中与其他章节有所不同，采用相对独立的切入点——乡村民营企业的实践过程。“过程一行为一结构”研究视角是《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重建：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嵌入》一再强调注重“事件过程”、“主体行为”和“组织结构”三者结合的论述原则。然而，在本章论述过程中，笔者并没有从国家政策和政府机构层面予以论述并强调其作用，但这并不表示政府权力层面不重要，而这恰恰是时刻左右事件发展进程的基础性机制和因素，如地方政府规定的“候选人的直系亲属、配偶、亲兄弟姐妹不能同时在村委会任职”对于乡村权力格局的影响；再如，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总则第五条明确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然而，乡镇政府在指导村委会选举的过程中，想方设法使“意中人”当选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这都是从政治结构层面剖析乡村选举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学术界对此也做了大量研究（许晓明、王仕国，2003；何包钢、王春光，2007），并提出了诸多意见和建议，如健全落实村组织选举法规、完善选举制度以及从厘清政务、村务和财务关系的层面构建新的村级组织运行机制等。对于这些从法律、制度和机制层面构建良好的乡村政治秩序所做出的诸多努力，笔者极为认同，并深感敬佩。然而，在乡村政治选举的具体实践中，这些建议似乎并不十分理想，尤其是在与乡村民营企业这一复杂系统的融合与互动中，单靠政治层面的“法律一制度一机制”，无法真正实现良性有序的乡村政治权力竞争状态。因此，《乡村秩序的裂变与重建：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嵌入》尝试将注意力转向乡村民营企业这一参与主体，希望在其实践过程中剖析与乡村政治权力的“双向嵌入”机制，进而推动乡土社会的整体良性有序运行。首先，我们需要系统地梳理我国乡村权力与乡村经济融合互动的历史变迁过程。
　　一 中国政商互动的历史变迁
　　在我国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分析企业和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在深入挖掘和剖析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探讨和研究。毕竟，任何社会问题都是一个“有根”的问题，只有了解其传统，才能更为有效地把握问题现状，着手问题未来。在学术界，常常将传统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是以正式文本形式呈现的，而小传统是以非正式口传形式呈现的；大传统具有广泛普适性，而小传统具有地方区域性；大传统代表着社会大众共享的价值观念体系，而小传统代表着部分人群所认同的亚文化知识体系（郑杭生，2008）。在本研究中，为了便于梳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经济主体和政治权力的相互关系，我们借鉴法律社会学中对于“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分类方式：大传统是指我国古代所形成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小传统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形成的一套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郭星华、王平，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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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
　　如果要问：中国近40年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答案肯定是五花八门的：交通便利、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国防力量增强、国际地位提升……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果由我来回答，我会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农村的变化！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成工业大国，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从不到10%发展到超过60%，这一变化是全面而深刻的。变化首先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的农业生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发生的两件事情，对农村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农民进城务工，二是乡村企业的勃兴。
　　以前，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只能在土地上劳作，自作主张进城寻找工作机会的被当作“盲流”（盲目流动的人口）。因为，谁进城工作，进来多少，都要按照国家制订的计划有序地进行。不按计划的就是“盲流”，尽管他们一点儿也不盲目，因为他们进城的目的很明确：寻找更好的生活机会。早期的农民进城务工，目的比较单一：在城里挣钱，回乡村盖房子娶媳妇，很少有人会想到留在城里生活下去。因为，在他们看来：“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李白，《蜀道难》）但新生代农民工（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与父辈不同，他们自学校毕业起就没有从事过农业劳动，进城务工是他们唯一的工作经历，由于没有相应的农业劳动技术，他们回不去，也不想回去。故乡成了他乡，他乡成了暂住地。除了随着春运潮短暂的回乡之外，他们就像无根的浮萍，在此城与彼城之间漂泊，他们明明在城市里从事非农业劳动，却因为是农村的户籍而被冠以“农民工”的称呼。而“386199部队”(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了乡村的人口主体。“留守儿童”“村庄空心化”等就是专门用来描述这一问题的学术概念。
　　乡村企业的兴起，应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但其真正的勃兴却是80年代之后，90年代末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由集体所有的集体乡镇企业占主体转型为个体所有的民营企业占主体，并因此而涌现了一个新的群体——农民企业家。这个称呼也是很有中国特色的，明明是从事非农业劳动、管理工厂与企业的人，与其他企业家、管理者并无二致，却要在“企业家”加上“农民”的前缀，原因无非就是他们的户籍是农业户口，与“农民工”的称呼是一样的。不仅称呼上有中国特色，乡村企业的运作更有中国特色。一方面，作为企业，乡村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要遵守市场规律，受市场规则的调节与制约；另一方面，乡村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者与雇用的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与其他企业只是简单的契约关系不同，要复杂得多，可能是亲戚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也可能是兼而有之。如何在市场运作与乡村关系之间取得某种平衡？村委会、乡政府在乡村企业的运作过程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规模、资金、技术、信息都无优势可言的乡村企业，如何在市场的夹缝中生存？
　　如果说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可谓是如过江之鲫、蔚为壮观，我本人也是这支庞大队伍中的一员；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关于乡村企业上述问题的研究，就少之又少了。城市农民工是一个离乡又离土的群体，乡村企业的劳动者和管理者则是一个离土不离乡的特殊群体（在乡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人群，或者说是兼顾非农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人群）。如果说二者都是研究中国农村变化的有效切入点，那么前者只是被动地接受城市文明、被动地融入城市，后者则更能反映城市文明与乡村文化之间、市场规则与乡村规则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周延东博士的这部著作就是研究后者的一部力作。
　　周延东博士的家乡就是石材之乡，他从小就耳濡目染乡村企业的运作与发展。另外，他的父亲就是当地一位知名的“乡村企业家”。这使得他研究这一领域具有旁人所不具备的先天条件，也就使他能更深刻地理解和分析乡村秩序重建与乡村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他看到过乡村企业的运作过程，他观察过乡村企业的人事管理，他感受过浓浓的乡情与企业管理的无缝对接。毫无疑问，有了这些独有的先天优势，加上他扎实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根底，再加上他细致入微的观察与分析，一定会使本书的学术含金量增色不少。在翔实的田野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在对历史的回溯与对现实的考察基础上，他提出了“双向嵌入”这样极具新意的观点，为我们理解乡村企业的运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读者一定能从中感受到作者思想的锐利与深刻。
　　中国乡村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人与土地的关系在变，国家已经正式提出要实现三权分离，即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相分离；人与人的关系在变，亲情在淡化，邻里关系在淡化，功利的取舍成为人们行动的归依；乡村秩序在变化，随着“送法下乡”（苏力语）的持续进行，维系乡村秩序的将由法律取代民俗习惯、伦理道德。有人说，中国的乡村不再是费孝通先生所描绘过的“乡土中国”，而是所谓的“新乡土社会”。那么，中国的乡村将往何处去？周延东博士的研究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还需要更多的人来思考，来研究。
　　作为周延东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导师，当得知以他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增删而成的本书即将付梓时，内心十分高兴。本书的出版，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努力，其中也包含了我在指导他写作过程中的辛劳，所以很爽快地接受了他让我写序的邀请，并写下了一些我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点儿思考。
　　是为序。
　　郭星华
　　2017年3月25日于三园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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