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5
如约翰·托兰在自序中所说:“我的希望是,通过本书再现历史,既要让时间的流逝保证对往事的追忆相对平静,又要让那些历史的调味品,“离题之事和遗留问题”,不致全然消失。”《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从微观与宏观上展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这里有三巨头谋划着战后的世界格局,也有普通的士兵、战俘、农民挣扎着寻找未来的出路。托兰力图将线性的历史切割成很多单独的画面,把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中的人物与事件拼接在一起。这种全景镜头式的手法引导读者不急于就某些局部的问题做出武断的判断,而是能够在一个宏观的层面上去理解历史,并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历史人物所做出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历史事件背后的前因后果。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表现方式,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不断转变视角,不断地打破固有的偏见。
《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约翰·托兰的代表作,被公认为20世纪伟大的历史纪实作品之一。本书将读者真正地带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一百天的欧洲战场。雅尔塔会议、雷马根的突破、德累斯顿大轰炸、希特勒在地下堡垒中最后的日子不再只是抽象的历史名词,而是一幅幅惊心动魄的历史画卷。托兰曾经对二十一个国家的见证人进行了数百次的访谈,还查阅了数千份第一手资料;事后报告、参谋部的日志、大量绝密信件和私人文献。他用自己的生花妙笔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欧洲战场的最后一百天:不仅展现了美英苏三国之间波诡云谲的政治博弈以及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构想,第三帝国大厦将崩之际,纳粹政权内部的挣扎,还讲述了身处关键历史时刻的普通人的命运。正如托兰自己所说:“也许,在人类的历史上,再没有另外的一百天,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战场上的最后一百天更为举足轻重,更为影响深远。”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1912年出生于威斯康辛州,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主要作品有《阿登之役:恐惧中的勇气》《希特勒传——从乞丐到元首》《从珍珠港事件到中途岛之战的180天》《最后一百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约翰·托兰自传:我眼中动荡的20世纪》
托兰认为,好的历史著作就是“活的历史”。他的写作信条是“不应当以自己的观点来讲述,而是像一出戏那样,让实际上发生过的事情重演,这才是所谓活的历史。”托兰的作品摒弃了传统史学著作的生涩与枯燥,代之以丰富的细节描写和对话,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最后100天:希特勒第三帝国覆亡记》是约翰·托兰的代表作之一,也被认为是20世纪伟大的历史纪实作品之一。为了写这本书,托兰和他的日本籍妻子寿子驾车穿越铁幕,去了当时还很少有西方人涉足的东欧各国。
1�ザ�线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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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7日清晨,距柏林东南仅一百空英里远的萨岗,斯特拉格·卢夫特第三战俘营(空军战俘营)里,上万名盟军囚徒中弥漫着一股克制的兴奋。尽管寒气彻骨,鹅毛大雪连绵不停,战俘们仍挤在营房外,议论着刚刚得知的最新消息:俄国人已攻至距萨岗东边不足二十英里之处,并且仍在继续进军。��
两周之前,红军发动了一次重大进攻,这消息第一次通过焦虑不安的看守们传进了战俘营。战俘们群情高涨,然而,不久,几名暴徒——即看守们——暗示说,柏林已传来命令,要使战俘营成为一座要塞,一座固守到底的孤堡。几天之后,另一谣言不胫而走,德国人将以战俘为人质,一旦俄国人试图占据此地,便立即枪决他们。更恐怖的传闻紧随其后:德国人打算把淋浴室改建成毒气室,直接灭绝战俘。��
战俘们的士气迅速低落,令人甚为担忧,于是,萨岗战俘营中的盟军高级军官,美军准将阿瑟·瓦纳曼,不得不对战俘营的五个营区发布命令,要求立即停止一切谣传,加速做好可能向西部急行军的准备。��
一名战俘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营房看上去就像妇女慈善缝纫小组在举办集会。”男人们盘腿坐在床铺上,有的从大衣下摆裁下手套的形状,有的在设计风雪帽和护面罩,还有的在用裤子改制行军背包。几个雄心勃勃的人甚至在用零散的废木料和床板打造雪橇。��
但是,什么都阻止不了谣言的蔓延。1月26日,瓦纳曼在战俘营最大的一间礼堂里召开了会议。他阔步迈上讲台,宣布自己刚刚通过秘密无线电偷听到了BBC的新闻,得知俄国人距此仅余二十二英里。战俘们欢呼不已,他举手示意安静,然后继续说道,他们很可能将全体行军横跨德国。“我们能够得以幸存的最佳机会在于,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准备好面对可能到来的一切。上帝是我们唯一的希望,我们必须对他抱有信心。”��
1月27日上午,萨岗的战俘们已经整装待发。撤退时需要的装备大包小包地堆放在各营房的门前;其他一些用品则摆放在床铺上,随时可以迅速打包。雪越积越高,大家怀着一种奇异的平静感警惕地等待着。很多人一直在透过高高的铁丝网向外眺望。在他们的视野里,只有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松树,树枝上压满了厚厚的雪。而松树前边,则是一片茫茫未知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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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曾经占据了几乎全部欧洲和北非的领土。他的军队深入俄国境内,比神圣罗马帝国当年所控制的疆域更为广袤。如今,在将近五年半的战争之后,他的辽阔帝国已被压缩至德国的边界之内了。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四国联军,已沿着从荷兰至瑞士的德国西部边界做好部署,准备发起最后的进攻。而从温暖的亚得里亚海,蜿蜒至冰封的波罗的海,这条曲折的东部战线,也有数个蚁穴正处于崩溃的边缘。苏联红军解放了南斯拉夫的一半,匈牙利的大部分,以及捷克斯洛伐克东部的三分之一,至此,这一军事史上最伟大的进攻已经持续了十五天。��
1月12日,近三百万俄国军队——相当于“诺曼底登陆日”军队人数的十二倍还多——在大规模的火炮,以及似乎川流不息的“斯大林”式坦克和T��34坦克的支援下,对从波罗的海到波兰中部长达四百英里的战线上的七十五万装备落后的德军发动了突袭。在最北部,伊万·丹尼洛维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在苏联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群),向波罗的海附近的东普鲁士古城柯尼斯堡迅速推进。在他左侧,年轻精悍的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率领着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向但泽进军,正在接近坦能堡。那里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取得最辉煌胜利的战场。罗科索夫斯基的左侧,是红军将领中声名最盛的G.K.朱可夫元帅。他麾下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在三日内便攻下了华沙,此刻正在包围波兹南。他的终极目标是柏林。最后,这一伟大进攻的最南翼,是伊万·科涅夫元帅统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此刻逼近萨岗战俘营的,正是他的一支先锋部队。��
格奥尔格·汉斯·莱因哈特大将(相当于美国的四星上将)的北方集团军群是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与罗科索夫斯基共同的主要目标。两周之内,他的部队便已陷入困境。其中一支,即第四集团军,已经开始全线撤退。该军的司令,弗雷德里希·霍斯巴赫将军,不顾希特勒的严令禁止,自作主张,开始向西运动。罗科索夫斯基已深入该军腹部约二百英里。霍斯巴赫明白,如果不且战且退,他的部队将会全军覆灭。更重要的是,他觉得,为那些赶着马车或徒步西去避难的五十万东普鲁士人民开辟一条逃生走廊,是自己的责任。��
他的顶头上司莱因哈特对此表示认可。然而,在得知东普鲁士大部分地区在几乎毫无挣扎——甚至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便被放弃时,陆军总参谋长、东部战线总司令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雷霆大发。古德里安出生在东普鲁士的维斯瓦河畔,从小便认定俄国是自己最为势不两立的敌人。他是个地道的普鲁士人,早已下定决心,要将他的国家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解救出来。尽管如此,当希特勒召其到帝国总理府,指责霍斯巴赫和莱因哈特叛国之时,他还是坚决地替两人辩解。��
“他们应该被送上军事法庭,”元首说,“他们应该立即被解职,还有他们的幕僚。”��
“我愿意拿我的右臂替莱因哈特将军担保。”古德里安答道,至于霍斯巴赫,他接着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看成是一个叛徒。��
希特勒对古德里安的说辞毫不理会。他当即免了莱因哈特的职,取而代之的这位则非同寻常。不久之前,这个人对自己陷入围困的部队说:“当形势变得绝望,你们不知所措之时,就以拳击胸,大喊:‘我是一名国社党党员,我能移山倒海。’”这就是洛塔尔·伦杜利克大将。他是奥地利人,是一位天才的军事历史学家。他举止潇洒,喜爱舒适的生活。他聪明敏锐,对希特勒应付自如。而对于他的部队来说,幸运的是,他还很称职。��
此前,洛塔尔·伦杜利克右方的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刚刚被希特勒剥夺了指挥权。当时古德里安同样对此事强烈反对,尤其是因为继任者是费迪南德·舍尔纳大将,希特勒的爱将之一。��
舍尔纳是个身强力壮、乐观开朗的巴伐利亚人。他正需要这些品质来收拾刚刚接手的残局。他的左翼已被朱可夫摧毁,右翼也在科涅夫的进攻下动荡不已。他开始巡视前线和后方,更换了指挥官,改组了后勤系统,普遍震动了他所视察过的所有机构。在后方,他把文职人员从桌子后面赶出来,发给他们武器,这让人们对他怨恨不已。而在前线,士兵和年轻军官们从未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过一位集团军群司令,因此,他赢得了下属的极大尊敬。他威胁道,如有逃兵,就地枪决;他答应,将最好的粮食和服装运到前线;他逢人便像朋友一样,轻拍对方的肩膀,这使那些旧式军官非常反感;他辱骂那些在他看来活该挨骂的将军,却把饼干和糖果发给士兵吃。��
对于希特勒来说,舍尔纳就是拿破仑的内伊元帅。在1月27日之前,舍尔纳已经通过他极度非常规的方式,将中央集团军群拼凑成了一条摇摇欲坠的战线。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一条战线,它一度顶住了俄国人势如潮涌的可怕进攻。当然,他没能堵住朱可夫在他和伦杜利克之间打开的危险缺口。朱可夫,是德国人最害怕的俄国人。��
这是古德里安最为担忧的问题。他对希特勒说,要阻止朱可夫的装甲部队那势不可当的进攻,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立即组建一支应急集团军群,去堵住舍尔纳和伦杜利克之间的缺口。古德里安希望,这支队伍可以由陆军元帅马克西米利安·冯·魏克斯指挥,他是一位杰出骁勇的长官。希特勒同意组建这样一支新集团军群,但他认为,魏克斯已经筋疲力尽。“我怀疑他是否还能够执行这样一个任务。”他说,并且提议把这项任务交给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德国拥有至高权力的第二人。��
古德里安甚为愤怒,他抗议道,希姆莱毫无军事经验。希特勒反驳说,党卫军全国领袖是一位伟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单凭他的名字就能激励士兵们誓死战斗。古德里安决心避免“在不幸的东部战线干出这样的蠢事”,继续直率地坚持自己的反对意见。他的固执激怒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同僚们总是嘲弄凯特尔,按他名字的德文谐音给他起了一个意为“奴才”的绰号。��
希特勒的态度同样强硬。他说,希姆莱作为预备军司令,是唯一有能力在一夜之间组建一支大型部队的人选。言外之意,希姆莱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他仍然可以绝对信任的人之一。��
对元首提出的任何倡议,希姆莱都表现出一种盲目的热情,此时,他又以同样的热情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宣称自己要把俄国人堵截在维斯瓦河。与之相应地,这支新部队被命名为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希姆莱乘坐专列前往东部战线。在距柏林五十英里处,他渡过了奥得河,然后继续前进,停在了但泽南边的一个地方,这里距维斯瓦河仅有咫尺之遥。要堵截朱可夫,他只有寥寥几个参谋和一张过时的态势图。除了几支分散的部队外,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纯属纸上谈兵。几个新建师抵达后,希姆莱接受了错误的建议,开始架设一道从维斯瓦河到奥得河的东西防线。这道防线只能为北面的波美拉尼亚提供保护。换句话说,希姆莱严严实实地挡住了侧门,却让正门四敞大开。��
朱可夫可没打算被转移视线。他直接绕过希姆莱的侧面防线,继续西进,一路上,只遭到了一些零散敌军的骚扰。1月27日,他的先头部队距柏林仅剩一百英里。前面,就是奥得河。这是抵达帝国总理府之前,必须跨越的最后一道重要的天然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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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岗以东那些战俘营中的战俘已经开始向西撤退。此刻,他们正与难民队伍一同在漫天大雪中艰难跋涉。一支美国人的队伍一星期之前便上路了。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阿登战役中被俘的。自那之后,在持续不断的营与营之间的转移中,平均每人的体重都减轻了三十磅,因此非常容易成为肺炎和痢疾的猎物。在离开维斯瓦河附近的舒宾战俘营时,全队共有一千四百人,而到了1月27日,则仅余九百五十人。��
天气非常寒冷,以至于詹姆斯·洛基特中校的围巾刚刚被风从耳边掀开一角,裸露出来的皮肤立刻像被烧伤一样脱落了。这天傍晚,战俘们被带到一个农庄,在四面透风的谷仓和猪圈里歇下了脚。病得无法继续步行的一百一十八人被送上了一列货车,其他人则生起了一堆堆的小火,烘烤着他们的鞋袜。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全都情绪高涨,下定决心要一路步行抵达目的地——无论那将是哪里。��
晚饭是热乎乎的大麦土豆粥,稀得可以照见人影。临睡之前,男人们幻想中的不是女人,而是食物。很多人都想起了一个前广告撰稿人拉里·费伦中尉所写的诗。他将这首诗献给自己的妻子,“世上最可爱的女孩——她丝毫都不会喜欢这首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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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囚徒般梦想,��
回味着已逝的人生;��
摊鸡蛋,油酥松饼,��
洋葱汤,法式焗龙虾;��
烤牛肉,排骨,炸里脊,��
火鸡胸,鸡腿,或鸡翅;��
香肠,枫蜜,荞麦蛋糕,��
烤鸡,炒鸡肉,或奶油浓汤。��
我日复一日地渴望着圆面包或者面包卷,��
热乎乎的玉米面包,饼干和费城玉米肉饼,��
奶油芦笋或者酸辣芦笋,��
深盘烘制的肉馅饼,或者越橘馅饼,苹果馅饼。��
我渴望着浸着黄油的炖奶油牡蛎,��
并且偶尔,亲爱的,我渴望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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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万德国百姓逃离他们在波兰的农场,赶着大车,与战俘们沿着同一路线并肩前进。孩子、老人和病号骑马或者坐牛车,身强体壮的则在一旁步行,他们头上套着装土豆的麻袋,眼睛的位置开了洞。农场的大型货车、轻便的双轮马车,甚至还有雪橇——凡是有轮子和冰刀,可以走动的东西全在这里。只有少数的车子有篷,其他乘客们都在潮湿的稻草上挤作一团,或者钻在湿透的鸭绒被里,徒劳地试图抵御这刺骨的寒风与纷飞的大雪。��
漫长的队伍在越来越高的雪堆中缓慢前行。大多数时候,是那些年轻的农场奴工推进了队伍的行程。他们中有法国人、波兰人,还有乌克兰人。和他们的主人一样,此时他们也急于远离身后的俄国人。不仅如此,过去主人们对他们大多数人都不错,所以,如今他们决心要将“他们的”家人带往安全之处。��
不过,与再往东二百五十英里那些正试图逃离东普鲁士的人相比,这些逃亡者算是幸运的了。当地纳粹党领袖埃里希·科赫宣称,东普鲁士永远不会落入俄国人之手,严禁向西转移。但是,在切尔尼亚霍夫斯基闯过了边界之后,几个勇敢的地方长官便开始公然反对科赫,命令自己的百姓出逃。百姓们即刻动身,此时,他们衣衫褴褛,食不果腹,正在齐膝深的大雪中艰难地前进着。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将来势汹汹的红军抛在身后。��
奥斯威辛集中营看上去清白无辜,甚至还有几分吸引人。几排整齐坚固的砖房,街道两侧种着绿树,前门上方挂着一条大字标语:“劳动使人自由。”这里曾经关押了二十多万战俘,但是当红军到来时,只剩下五千人了,而且他们虚弱得甚至无法鼓掌欢呼。其他的幸存者早已被逼步行或乘船去了西部的其他集中营,以防他们被解救。在过去的一周里,党卫军焚烧了几个库房的鞋子、衣服和头发,目的是掩藏大屠杀的痕迹。1941年夏天,希姆莱对奥斯威辛的指挥官鲁道夫·赫斯说:“元首下令,要彻底解决犹太人的问题,而我们党卫军,要执行这一命令。”奥斯威辛是最大的死亡营,因为它远离公众的视线,又有极其发达的公路、铁路网。��
赫斯是一名非常认真严谨的党卫军成员,在占地四十平方公里的奥斯威辛集中营里,他亲自监督了三个中央集中营和三十九个卫星集中营尽可能多地行刑。他想为部下做出优秀的表率,并且“免遭‘己所不欲,却施于人’的指责”。因此,从犹太人的车队抵达铁路调车线,到焚烧他们的尸体,赫斯一直身处第一线,高效地进行工作。在路上,党卫军就选出了大约两千名男人、妇女和儿童,并告诉他们要去淋浴室,然后把赤身裸体的他们赶进了毒气室。有些人猜出了真相,犹豫却步,于是便被棒打狗咬。��
抹去一切屠杀痕迹的努力持续到了1月27日清晨。那天,所有毒气室和五座焚尸炉全部被炸毁。然而,尽管如此,也无法消除过去四年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的可怕证据。虽然大火焚烧,炸药轰炸,但红军仍然发现了几吨重的牙刷、眼镜、鞋子和假肢,以及埋着数十万人的大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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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书很厚很厚字数好的,要看好看时间
评分很厚的一本大部头,刚到货就拿起来看,喜欢作者的文笔风格和独特的视角
评分很棒的一本书!
评分约翰.托兰,写的二战纪实小说,很好 !很值得购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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