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2
★ 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
★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和全局视角,将中华民族独有的谋略智慧精彩呈现。
★ 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 以史为鉴,在历史的镜前,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智慧。
★ 魏晋南北朝这一中国历史上一大动荡时期的“韬略”,表现的更多的不是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而是各政权为壮大自己、消灭对手所实施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策略、计谋、政策与手段,是当时人们为重建安定社会进行的谋划与行动。
“韬略平天下”丛书按照年代,共分为8册,再现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中国历经的千年风云巨变以及蕴含其间的智慧和谋略。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倾注全力,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魏晋南北朝韬略》是“韬略平天下”系列丛书中的魏晋南北朝卷。魏晋南北朝数代,虽然是一个大乱世,但依然结出了精彩的智谋之花,政治家、军事家的文韬武略以及读书人明哲保身的智慧俯拾皆是。其中,三国战争堪称魏晋韬略的精彩开篇。后来的魏晋隐士讲究韬晦之术,北方民族也开始了强有力的奋起。本书站在“大历史”的全景高度,回望这一时代杰出人物的雄韬伟略。
何德章,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曾长期任教于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现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荣誉副会长。出版有《中国魏晋南北政治史》《中国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卷》《魏晋南北朝史丛稿》等学术著作。
杨洪权,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职于烟台师范学院历史系,现为广州日报社主任记者,著有《神秘的预言——中国古代谶言研究》。
柳春新(1965-2016),武汉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任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岭南师范学院法政学院。有《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等学术论著存世。
挟天子以令诸侯
建安元年(196),曹操将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许县,把许县作为都城,曹操自任大将军,不久转任司空。从此,汉献帝处在曹操的掌握之中,曹操也由普通割据者一跃而成为汉朝辅政大臣,取得了对其他割据者的政治优势。“挟天子以令诸侯”是曹操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那么,这个谋略是怎样实现的呢?
汉献帝是凉州军阀董卓拥立的,当关东联军起兵讨伐董卓以后,董卓把汉献帝从都城洛阳挟持到了长安。董卓被杀后,他的部将李傕、郭汜等又控制了汉献帝。在曹操到洛阳迎接汉献帝之前,汉献帝已由凉州军阀手中转入“白波贼”杨奉、韩暹等的控制之下。所谓“白波贼”,是活跃在并州地区的几股黄巾军余部,他们活动的根据地是白波谷。“白波贼”中,杨奉兵马最强,作战勇敢,具有很强的军事实力。
汉朝立国四百年,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根深蒂固的。在普遍混乱的形势下,汉朝皇帝无疑是一面“统一”的旗帜。当时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了汉献帝的特殊作用,比如,王朗曾建议徐州牧陶谦“求诸侯莫如勤王”,(《三国志》卷十三)沮授曾建议冀州牧袁绍“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三国志》卷六注引《献帝传》)相比之下,凉州军阀、“白波贼”更以实际行动走在了控制汉献帝的前头。
曹操出生在官宦家庭,他的祖父曹腾年少入宫,历侍顺、冲、质、桓四帝,官至中常侍、大长秋,封费亭侯。曹操的父亲曹嵩袭爵费亭侯,历任司隶校尉、大司农、大鸿胪等高官,又因贿赂宦官及向官府输钱一亿万而位至太尉,跻身东汉政权的最高统治层。曹操凭借祖、父的显赫权势,二十岁就被荐举为孝廉,顺利地步入仕途。曹操的家世是与皇帝、宫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曹操很早就对汉献帝的价值有深刻的认识,“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三国志》卷十九注引《魏略》)
曹操任兖州牧时,谋臣毛玠建议他“宜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操采纳了毛玠的建议,派遣使者到长安上书,借机联络丁冲、钟繇、杨奉等人,要他们寻机杀掉挟持汉献帝的李傕。丁冲等人虽然没能杀掉李傕,但杨奉本来是李傕的部将,杨奉叛离李傕后,凉州军阀势力削弱,汉献帝得以逃脱凉州军阀的掌握,投身杨奉军营中。
建安元年(196),汉献帝在“白波贼”杨奉、韩暹等的挟持下回到洛阳。曹操的旧友丁冲也在汉献帝身边。他来信敦促曹操早定大计,谋臣荀彧也为曹操陈说天下大义、形势缓急。奉迎天子的议案,再一次被提了出来。但是,当时曹操刚刚在许昌一带站稳脚跟,杨奉等人兵马很强,曹操要从都城洛阳将汉献帝“迎”至自己切实控制的许昌,并非名正言顺。如何才能巧妙地将汉献帝夺到手中呢?这是摆在曹操面前的现实问题。
曹操采取了利用、欺骗杨奉的策略。在整个事件中,谋臣董昭起了关键作用。曹操到洛阳朝见汉献帝之前,董昭正在洛阳。他看到杨奉、韩暹等人互相疑忌不和,杨奉兵马最强但却缺少党援,就代曹操写信给杨奉。信中先把杨奉吹捧了一番,随后提出两人联手对敌的建议,并以粮食为诱饵,来打动杨奉。杨奉果然喜悦,他上表给汉献帝,奏请以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爵费亭侯。董昭的活动为曹操利用杨奉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曹操到达洛阳后,向董昭询问计策。董昭认为洛阳形势复杂,曹操不宜留在都城辅政,只能把汉献帝迁移到曹操控制下的许县。董昭还献计:可以利用杨奉对曹操的信任,进一步稳住杨奉,然后称说都城缺少粮食,要汉献帝移驾到靠近许县的鲁阳,以便就近供给粮食。考虑到杨奉勇而无谋,这条缓兵计足以达到将汉献帝挟持到许县的目的。曹操依计行事,杨奉果然上当。待到杨奉醒悟,领兵追赶汉献帝和曹操时,已经望尘莫及。
曹操将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许县,实现了“挟天子”的关键步骤。接下来,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汉献帝,以便达到“令诸侯”的目的呢?在这方面,曹操同样显示了非凡的政治才能。
首先,曹操借汉献帝的名义,根据各割据集团对许都政权的不同态度,采取打击和拉拢相结合的两面手法,使局势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时,袁绍占领了黄河以北青、幽、冀、并四州的广大土地,兵多势大,对许都政权构成了威胁。曹操借用汉献帝的名义,下诏书谴责袁绍,迫使袁绍上书表面上屈服于曹操控制的朝廷。孙策、孙权兄弟正在江东发展,曹操企图利用他们牵制荆州刘表、淮南袁术,奏请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孙策死后,又表奏孙权为讨虏将军,领会稽太守。
建安四年至五年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陈兵对峙。在曹、袁决战的关键时刻,汉献帝的作用表现得特别突出。袁绍打算出兵攻打许都时,谋臣沮授认为曹操控制着汉献帝,对曹操用兵有违大义。因为汉献帝在曹操的掌握之中,荆州刘表虽然与袁绍结盟,但始终没有出兵相助,南阳军阀张绣则归顺了曹操。臧霸、孙观等青州军阀也站到了曹操一边,在关键时刻出击袁绍的侧翼,马腾、韩遂等关中军阀采取了中立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为官渡之战曹操以弱胜强创造了条件。
其次,当时的各割据政权都网罗了一批名士,这些名士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是构成各割据政权的支柱。曹操以朝廷的名义,从各割据政权中大量征辟名士,直接削弱了各割据政权的统治基础,相应地扩大了许都政权的影响,促进了许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吕布在徐州,派遣名士陈登出使许都,曹操乘机拜陈登为广陵太守,并为陈登的父亲陈珪增加禄秩。陈登父子在吕布和袁术之间巧施离间计,为曹操将吕布、袁术各个击破创造了条件。刘表在荆州,派遣名士韩嵩出使许都,曹操表奏韩嵩为侍中、零陵太守。韩嵩回到荆州后,“盛称朝廷、曹操之德”(《后汉书》卷七十四),在刘表集团中引起不小震动。袁谭派遣名士辛毗向曹操求和,辛毗反而对曹操陈说袁尚、袁谭兄弟不和的内情,要曹操发兵击讨,从而加速了袁氏兄弟的灭亡。许许多多的名士甘愿为曹操效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曹操掌握着汉献帝。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东汉末年政局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也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政治战略。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个别军阀集团首领对汉献帝的巨大价值认识不足,坐失“挟天子”的良机,如袁绍;另有某些军阀集团,虽然曾经将汉献帝控制在手中,却不善于利用,达不到“令诸侯”的目的,如凉州军阀、“白波贼”。唯独曹操,既成功地取得了“挟天子”的地位,又成功地进行了“令诸侯”的实践。
崇文书局准备重印《魏晋南北朝韬略》,责成作者适当修改,并新配图表,重新制版,以便这本通俗小书能够更加亲近读者。今诸事妥当,付印在即,应编辑李利霞女士之嘱,写几句话,置于篇首,以为前言。
记得是1996年秋,受长江文艺出版社方面约请,以“韬略”为主题,撷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内容,单独成册,与其他断代同一主题的作品,汇为一部。接受这项工作不久,我获得出国访学一年的机会,势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编写任务,于是邀请我当时工作单位武汉大学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的两位博士研究生杨洪权、柳春新共同撰写。根据各自的研读与熟悉情况,商定由柳春新撰写魏晋部分;杨洪权撰写十六国南朝部分;北朝部分的内容,则由我完成。杨、柳二位年龄略大于我,当时分别师从朱雷、黄惠贤教授,学业颇为精进,不过其时我已任教数年,并为柳春新讲授过一学期博士课程,故与二人的关系亦师亦友。因此,按出版社的要求,审定此书纲目、提出编写内容、确定行文风格,主要由我负责。临出国时,我撰写了自己所承担的部分稿子,但全部稿子尚未完成。在当时通信不畅的情况下,不可能遥控审定余下稿件,于是放弃由我主编的想法,决定三位作者共同署名,同担文责,以此督促他们二位认真从事。一年后我回国时,此书已然出版,杨、柳二君实是此书功臣。
此次修订重印,正好有机会审读全部稿子。由于柳春新君不幸英年早逝,杨洪权君任报社记者,未能专志于史学,修订工作只好由我全权负责。修订的主要内容是:删除合并了个别条目、删削了一些繁冗的文字、改正了一些不准确的史实、酌情统一了文风、处理了个别条目内容上相互矛盾的地方。即将印行的这一新版,与原书相比较,有了新的面貌。
本书以“韬略”为名,整个选题最初想来是为了迎合当时的社会风尚。今天仍有机会重印,说明本书以及丛书中其他各书,仍有其社会价值。就本书反映的魏晋南北朝这一中国历史上一大动荡时期来说,“韬略”表现的更多的不是官场上的钩心斗角,而是各政权为壮大自己、消灭对手所实施的政治、军事、经济乃至文化方面的策略、计谋、政策与手段,是当时人们为重建安定社会进行的谋划与行动。中国历史摆脱长达三四个世纪的动荡,为隋唐时期的强盛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谋”的结果。本书基本上涵盖了魏晋南北朝历史过程中主要政权的政治、军事举措,内容上也不是简单地抄袭成说,一些条目甚至是作者在自己专篇学术论文基础上进行的通俗化叙述。读者诸君不妨将此书当成一部通俗简明的魏晋南北朝史来阅读。
最后,借此小书重印的机会,请允许我对曾经一起商量学问、为完成此书贡献颇多的柳春新君,表达深切的怀念之情。
何德章
2017年11月
于天津师范大学学者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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