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2024-11-25
随着1757年乾隆关闭了康熙于1684年和1685年3月成立的闽、粤、江、浙四个海关中的三个,广州便成了南方独有的海上通商口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长久以来,广州成为人们眼中独有的开放口岸,成为了大清帝国对外开放的代名词。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在中国和俄国之间,有一条“万里茶道”,这两个当时世界上大的国家共同经营着一个黄金口岸——恰克图。这个口岸是由一对横跨中俄两国的“姊妹城”组成。作为对俄贸易的前沿,恰克图口岸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使长城沿线的所有关口都无一例外地嵌入到了国际贸易的齿轮中,形成了有清一代活跃的“漠南经济圈”。
1757年,当广州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宝座的时候,万里之遥的恰克图口岸已经整整开埠30年了。广州与恰克图这两个一南一北、一海一陆左右着大清帝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口岸,二者之间不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恰克图还是一个比广州开放等级更高的口岸。恰克图贸易,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应该在世界贸易的史册上留下令人难忘的一笔。毕竟,那个由生活在两个大洲腹地几十个民族共同参与的国际贸易口岸,是历史老人留给中蒙俄三国和中亚诸国共同的遗产和财富,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杜迎贞,海关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山东宁津人。
1997年12月参军入伍,2002年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学院。2007年12月转业,现就职于呼和浩特海关。
150余万字各类纪实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海关文学》等。荣获第三届“军旗.军嫂”征文三等奖,海关总署“金钥匙文学奖”。
自序
引子
1683年,康熙大帝的“南北战争”,奠定了大清帝国的对外开放格局;闽、粤、江、浙四个海关机构的设立是 “中国有海关之始”,恰克图口岸则为“中国有商埠之始”。
第一章 风云际会
从交兵到交易,中俄两国走过了漫长的历程,而两国对贸易模式的探索之路则更加漫长;恰克图口岸是如何形成,并最终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合法贸易口岸的,恰克图贸易的历史功绩和地位又如何,这些都值得后世关注。
中俄贸易“第一城”/“京师互市贸易”登上了历史舞台/萨瓦东来/自贸区横空出世/延伸阅读:古代陆路贸易的几个要素
第二章 惊人同一
大清帝国为管理恰克图贸易设置了“两套班子”;三个“报关地”可以到恰克图进行贸易;恰克图口岸实行“市场准入制”;大清帝国推行人性化的通关做法。
“关长”的来历/来自天朝的改革福利/“吉祥”大臣遭遇了麻烦事儿/延伸阅读:“建”出来的自贸区
第三章 万里茶道
恰克图口岸稳定的体制机制,使长途贩运贸易成为可能;茶叶是“万里茶道”上的主角,虽然这一过程非常漫长;茶叶将恰克图这个一体化的区域经济,带入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戈壁草原、驿站、寺庙构成了商道上独特的人文景观;商道上的生存逻辑。
戈壁草原的奇观/一路茶香的背后/驿站的诉说/“庙商”奇葩/延伸阅读:“道”与商品的“联姻”
第四章 壁垒消弭
恰克图口岸贸易的壁垒如同一面镜子,折射出两个王朝价值取向的差异;大清帝国用茶叶和大黄制裁俄国;俄国初级工业品的“入市”,使口岸第一次出现失衡;贸易壁垒的消弭实现了恰克图贸易的最大自由化。
闭关,复关/大黄,大棒/农业,工业/流通品,禁限品/延伸阅读:“阵痛”过后的深度融合
第五章 波诡云谲
三十年的漠北连环走私案震惊了乾隆皇帝;西伯利亚总督嘎嘎林“贴着海关发财”;库伦(乌兰巴托)成为俄国私商走私贸易的“避风港”;发生在恰克图贸易中的绕关走私和通关走私故事。
关口浪尖/风雨大库伦/绕关走私——惊心动魄的“暗房子”/通关走私——由“没奈何”引出的话题/延伸阅读:大清“缉私警”
第六章 如胶似漆
制约国际贸易的语言、宗教和文化;多民族和气生财、和谐共融;“国子监俄罗斯学”与“内阁俄罗斯学”;“买卖城方言”与恰克图语言学校;“俄罗斯馆”是商馆、学馆、喇嘛馆,还是俄国的“领事馆”。
“外国语学院”面面观/从关公与上帝做“邻居”说开去/亚洲腹地铺开“清明上河图”/女大帝的“中国情调”/恰克图不输浪漫都/延伸阅读:文化——国际贸易的润滑剂
第七章 帝都往事
京师互市贸易是游离于崇文门税关之外的对外贸易;京师互市贸易共存续了69年,与恰克图贸易共存了34年;京师互市贸易出现了海关“邮局办”的雏形。
人傻,钱多,快来/俄国商队的北京见闻录/贸易中心再次选择了边关/延伸阅读:一个另类的“国宾馆”
第八章 长城内外
对蒙贸易是对俄贸易的基础和前提;1644年清军入关当年便开凿出的“大境门”,是大清帝国的“开放之门”;1691年多伦会盟,“旅蒙商”制度正式形成;1696年康熙御驾亲征噶尔丹,蒙汉贸易全面放开;杀虎口是晋商的出关地;恰克图“纲举”,长城内外“目张”。
草原腹地大口岸/雄关以“门”扬天下/气吞八荒归化关/虎关“转型”/延伸阅读:阿勒坦汗的心愿
第九章 殊途同归
18世纪50年代末期,大清帝国正式开启了“南粤北恰”新时代;毛皮与茶叶,是广州和恰克图贸易的商品大宗;“十三行”与“六大帮”的体制模式,折射出大清帝国南北“开放”等级的差异。
南粤北恰/彼以皮(呢)来,我以茶往/南有“十三行”,北有“六大帮”/延伸阅读:被侵略战争“拽”入近代的中国
第十章 在水一方
不平等条约使大清帝国开放了大海、大河、大江;俄商怀揣“护身符”来到了华商“后院”;俄商汉口—上海—天津—恰克图贸易路线的形成,使恰克图贸易的实质由“自贸”转型为“自运”。
江汉关讲述的对俄贸易传奇/津海关的退与让/江海新关正式开启半殖民地海关时代/延伸阅读:帝国的邻居
第十一章 乾坤逆转
1868年,华商假道恰克图口岸首次走出国门,并将商号开遍了俄国;华商与俄商展开的是一场“长矛对火枪”的贸易战。
一个短暂的春天/悲壮的史诗/“清政府”沦为形容词/延伸阅读:“俄茶倒灌”敲响的警钟
尾声
自序:我在边关邂逅了你
军旅十年到海关十年,时光便如列车之于枕木。人生如此,历史亦复如是。
一
2008年8月的一天,穿过呼和浩特市几条熟悉的街巷,我躲避着随时都有可能窜到身上的烟花爆竹,去新单位报到——我国体育代表团每一块金牌的诞生,都如同触动了鞭炮炸响和烟火“嗤嗤”上天的发令枪,空气中尚未散尽的硝石味儿也随之愈发炽烈了起来。
在此之前我是名军人,在部队度过了整整十年。
仔细算算还真是蛮有意思的,从1997年正式参加工作,我一直都工作和生活在那条“万里茶道”的几个重要节点上。军校求学的湖南自不必说,那里不仅是“两湖茶”的主产区,同时还是“万里茶道”的一个重要源头。分配到战斗部队时,先后在张家口和呼和浩特(旧称归化)任职。前者是“万里茶道”上的“东口”,而后者则是以“西口”的形象,被载入历史史册的。
而随即而来的在对蒙古国最大陆路口岸——二连浩特口岸的工作经历,使我有意识地把自己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串联了起来。而本书创作的初衷,正是那条由北京到莫斯科的国际大动脉所引出的“万里茶道”。
这是一条横跨欧亚两个大洲,运行里程长达7692公里的钢铁大动脉。在这条很长很长的铁路线背后,必然隐藏着某些鲜为人知的精彩故事,这是长久以来从事新闻宣传工作的敏感性告诉我的。
顺着这条线路,我很快便知道了在茫茫戈壁草原之间,曾经有一条从事蒙汉贸易和中俄贸易的古商道穿过。在专家学者那里,这条商道被冠以了很多名字,比如“茶叶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等,据说有13种之多。2013年的时候,这条古商道被统一命名为“万里茶道”。
有国际贸易的地方,就必然存在着贸易的管理机关——一个已经具备了今天自由贸易区性质的古代口岸,就这样进入了我的笔端。
循着历史的脉络,一幅尚且清晰的历史图画,被初步勾勒了出来。
二
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原因众多。这也正是我愿意与您分享的,就和在得到一件新商品时,你有必要先扫一眼它的说明书一样。
要说排在首位的,就当属长久以来的“唯粤海关一口通商”论了。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样,随着1757年乾隆皇帝关闭了康熙大帝于1684年和1685年3月成立的闽、粤、江、浙四个海关中的三个,广州便成了南方唯一的海上通商口岸。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订。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长久以来,广州成为人们眼中唯一的开放口岸,成为了大清帝国对外开放的代名词。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
著名学者蔡鸿生在他的著作《俄罗斯馆纪事》(增订本)中说:“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那条在18、19世纪连接中俄两大帝国的‘茶叶之路’,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如果说,海运茶因与通商口岸的开放有关而引人注目,那么,‘商队茶’则由于内陆转贩而被忽略了。”
是的。就在“万里茶道”的尽头(这是针对我国来说的,在俄国则是起点),在彼时大清帝国“海棠叶”版图中那条最清晰脉络的顶端,便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国家共同经营的黄金口岸恰克图。这个口岸是由一对“姊妹城”组成的,大清一方的被称作买卖城、前营子、南恰克图,或者是“纳卖城”。
作为对俄贸易的最前沿,恰克图口岸就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使长城沿线的所有关口都无一例外地嵌入到了国际贸易的齿轮中,形成了有清一代最活跃的“漠南经济圈”。
1757年,当广州当仁不让地坐上了“唯一”宝座的时候,万里之遥的恰克图口岸已经整整开埠30年了。
这个口岸很显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即使个别学者研究的笔触在此偶有停留,也仅仅是以“进行了小规模的互市贸易”而一笔带过了。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广州与恰克图这两个一南一北、一海一陆左右着大清帝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口岸,二者之间不仅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恰克图还是一个比广州开放等级更高的口岸。
当我将这个古代口岸命名为“自贸区”不久,忐忑和不安便冲淡了“命题”时的窃喜,这与有一次我在一架异常颠簸的航班上内心的忐忑和不安并无二致——这一“立论”是否武断和偏激?虽说那个古代口岸已经符合了今天自由贸易区的诸多特征。况且,“自由贸易区”这一称谓,正式出现于1973年。
全书故事的深入推进使我坚定了初衷——当年那个常年开放且运行了两个世纪的口岸,绝非一般的“互市区”那么简单。举例来说,随着两国贸易壁垒的消弭,恰克图口岸出现了市场的深度融合,并由此呈现出了贸易的最大自由化;比如当茶叶成为这个口岸最具代表性的商品之后,这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市场便自觉融入了全球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再比如,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互通、恰克图模式与同期的北京贸易和广州制度的对比,以及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这个口岸所体现出来的顽强生命力等等,无不体现着自由贸易区的本质属性。
就如同当年跋涉在“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脚下的这条道路日后被称作“丝绸之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正式提出了这个称谓,并得到了各国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同一样,当时奔波在这条商路上的人们,同样也不会知道这条道路日后被冠以“万里茶道”之名。本书中这样的例证并不乏见,比如,大清帝国管理恰克图贸易的官员,无论是主政一方的库伦办事大臣还是理藩院驻恰克图司官,他们虽然没有“关长”这个称呼,但行使的的确是关长的职能。如果把这个视角放大,彼时大清帝国设在全国各地的管关官员称“监督”,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受聘”管理中国海关的洋人则被称为“税务司”。
所以,不能因为这个口岸300年来没有被“冠名”便漠视了其内在的特征和属性。这很好理解。
三
毋庸置疑,本书要带给读者的另一个信息,便是“海关”在这个口岸运转过程中的实际作为。正是由于海关的作为,在今天诸多海关领域,比如海关统计、商品归类、市场准入制度、朋票制度,以至于知识产权、缉私队伍等等,其历史也被大大提前了。
就拿海关统计来说吧,作为恰克图口岸市场准入条件的“部票”,其另一个突出功能,就是对进出口商品进行统计——大清政府根据每年(甚至是一个时期内)所发放部票的数量,便能轻松统计出进出口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尤其是在1768年,通过大臣瑚图灵阿的改革,还赋予了这种统计以统计分析的职能。
这比今天海关统计被公认起源于咸丰九年,即1859年,提前了一个多世纪。
肯定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由于这个口岸是清俄两国“齐抓共管”,人们自然便联想到“俄罗斯占主导”,或者说这是大清帝国“沾了俄国的光”。全书的讲述将会证明这种认识是肤浅和存谬的。
在很多学者的笔下,一旦涉及两国贸易,便一头扎进对爱新觉罗王朝“闭关锁国”永无止境的讨伐中无法自拔,而对罗曼诺夫王朝的“善贾”则极尽渲染和恭维,似乎把两个王朝贸易态度的“对比度”拉得越大,就越能“怒其不争”,就越“深刻”。
漠视了历史真实的讲述无疑是没有骨气甚至尊严的。本书当然不是为大清帝国进行“翻案”。要说的是,在通篇讲述的这起“个案”中,不仅丝毫没有看到大清帝国的闭关锁国,相反,这个把农业经济推到了顶峰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恰恰在当时帝国的北疆,建立了一个旨在公平,最大限度地达到了贸易自由化的口岸。这恐怕不是单纯的统治阶级多元化属性所能解释清楚的。
我们不可以用一句简单的“闭关锁国”来概括我们的讲述对象,就如同作者在讲述的过程中,采用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视角来谋划全书的故事一样。
通俗了讲,真实再现这段久已尘封的历史,应当将其放到当时的国际大形势背景下,放到彼时中国对外贸易格局的坐标中去审视和把握。
四
到少有人涉及的学术领域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脉动,是快感伴着辛酸的一次远征。
选择这样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课题,很显然,对于一个常年跋涉在海关业务监管一线的关员来说,无疑是吃力的,但我又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激情满怀。
好在一份份珍贵档案的出现,使我捕捉到了遗落在沧海桑田中的某些信息,并努力搜寻着那些残缺甚至是尘封、消逝的历史碎片,还原出那一个个带着温度的历史场景。
有关两国贸易的研究,囿于资料档案和诸多现实因素的掣肘,那个活跃于世界贸易舞台长达两个世纪的口岸,逐渐销匿在西伯利亚寒冷而静谧的原野上。毫不夸张地说,即使在学术领域,这也是一块荒芜的沉寂之地。
从我国和俄罗斯当前对史料的把握来看,亦无可避免地存在着“各自为战”和“各自为据”的状况,两国史料的无缝对接就显得尤为重要。令人欣喜的是,据我所知,已经有相关专家学者开始为此奔走疾呼,通过两国学会协议平台及民间交流,尤其是“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绝佳契机,实现两国甚至是多方的资料互换共享。比如对本书创作帮助甚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陈开科研究员。陈博士毕业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两国关系的研究,目前正在编写一个成套系的、最全面的两国关系著作。我在此祝他成功。
恰克图贸易,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应该在世界贸易的史册上留下令人难忘的一笔。毕竟,那个由生活在两个大洲腹地几十个民族共同参与的国际贸易口岸,是历史老人留给中蒙俄三国和中亚诸国共同的遗产和财富,在今天“一带一路”战略中,有着极端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本书创作同样是建立在翔实的档案史料之上的,没有档案史料为支撑的创作,无疑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关于阅读和参考书目本人不敢掠美,除部分在正文中有所体现外,在文后均进行了重点标注。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的创作,得到了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米镇波先生的大力支持。作为在两国贸易研究领域极有建树的严谨学者,颐养天年的米教授不仅为本书创作提供了很多难得的档案资料,而且利用微信这一平台,动辄几百字一条的文字信息或60秒一条的语音信息源源而来,对我这个非学术领域的弟子提供了最无私的帮助,使我在一个个创作难关面前醍醐灌顶,有了更加清晰和明确的思路。
还要感谢著名作家邓九刚先生。2014年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我与邓先生相识。而在此之前,我已经认真拜读了他的《茶叶之路》和《复活的茶叶之路》两本史学著作。也正是在那一年的10月28日,在经过几年的准备之后,本书正式起笔。
作者甚至不是专业的作家,更非学者,文中讹误之处或将难以避免,虽然我对全书哪怕是一个细小的问题,都进行了严格的考证和推敲。
顺便提及的是,在日常的海关监管工作之余,历经两年多时间,本书通篇的讲述基本达到了我的预期。本书的创作,既是我在边关工作8年的写照,同时更是开启我另一种存在模式的宣言——正是有了本书的问世,才有了随即而来的我志在对中国海关厚重历史的文学追踪和解读。
本书独特的结构和行文方式,是为了打破传统的、明显带有理论说教痕迹的纪实文学窠臼。
“如何把纪实文学写得更精彩?”我对此进行了努力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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