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哲学研究者,文化研究者,相关专业师生 以文化研究为视角,本书首先论述了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对“文化”概念的援用以重现威廉斯当时所处的理论语境;然后从理论上阐明威廉斯对“文化”政治的论述和对革命观念的重构;接着分别从大众传播和文学研究入手,力图说明这种政治相关性如何在威廉斯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得以表达;最后总结了威廉斯文化研究的理论特质和现实意义。
内容简介
文化研究已是学界“显学”,然而在时下的讨论中,它更多是被当作一块新开辟的学术领域,而忽略在兴起之时它所肩负的历史和政治使命。雷蒙?威廉斯是文化研究*为重要的开拓者之一,本书力图通过再现他所处的历史、社会和理论语境,并由此走进他本人的“问题意识”,重新召唤威廉斯的“幽灵”以揭示文化研究在形成时所体现出的政治相关性,从而为其今后的发展提供启示。
在威廉斯的文化保守主义前辈那里,文化更多是被挪用以抗击“现代性”的侵蚀;而在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文化不过是物质世界的机械反映。因此恢复文化的实践品格和弘扬其新的政治干预能力,是文化研究初期必须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为此,威廉斯提出“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的观念以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立场,同时通过补充和发展“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以说明文化的能动性和实践性。对文化政治相关性的重新认识,使得威廉斯意识到过去的革命观念过于局限于政治和经济维度,而忽略了文化维度,因此在“长期的革命”这一政治筹划中,“文化革命”应同民主革命和工业革命拥有同等的位置。由此,当利维斯等将“文化失范”归咎于大众文化的崛起,威廉斯却将这些都视为“文化革命”进程中令人称道的成就。在文学批评实践中,威廉斯还通过揭秘“乡村别墅诗”和“悲剧”等文学形式所蕴含的意识形态,试图恢复历史和现实社会中被遮蔽的“被压迫者”的声音。这种种形式的“文化民主化”,在他看来,是“新左派”所寄希望的“文化革命”的“希望的资源”。
作者简介
何卫华,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与美国杜克大学联合培养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在2014年8月至2015年1月期间,应邀担任德国不莱梅雅各布大学(Jacobs University Bremen)客座教授,同时兼任该校“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剑桥批评传统、文化研究和流散文学。发表论(译)文50余篇,译著多部。
目录
第1章 导论:“流亡者”的政治与雷蒙 威廉斯
一 选题背景和意义
二 威廉斯:威尔士的“流亡者”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二)国内研究现状
四 研究思路和论证框架
第2章 文化的用途: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新左派”
一 “文化与社会”:“现代性”与文化保守主义
(一)“现代性”的焦虑与反思
(二)激流中的抉择:退守还是前进
二 保守主义与文化:以“利维斯主义”为例
(一)时代的激变与精神的迷失
(二)“伟大的传统”的建构和功用
(三)差别意识与批评的相关性
三 “新左派”的缘起和“文化转向”
(一)英国左派政治的危机
(二)“撒切尔主义”与“新时期”
(三)《新左派评论》与“文化战”
第3章 “文化”的政治与革命的重构
一 威廉斯马克思批评的核心理念
(一)“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新阐释
(二)从“情感结构”到“霸权”
二 文化观的重构及其政治意蕴
(一)“作为一整套生活方式的文化”
(二)“共同文化”与共同体
三 批判与建构:“文化革命”的双向运思
(一)正在途中的“文化革命”
(二)“走向2。OO年”:理论的建构维度
第4章 政治干预的新场域:大众传播与共同体
一 传播的二律背反:操控与解放
(一)大众传播的崛起及其批判
(二)传播与共同体的建构
二 “作为文化形式的电视”与技术的利用
(一)反对技术决定论:“威廉斯一麦克卢汉之争”
(二)“意图”与电视的发明
(三)电视分析与技术的替代性使用
三 英国传播体制的图绘与重构
(一)威廉斯及其批判式传播研究范式
(二)传播体制的重构及其意义
第5章 文化批评:文本阅读与意识形态解构
一 威廉斯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
(一)“多样化的写作”与“普通的文学”
(二)“情感结构”与文学批评
二 《乡村与城市》:文学表征与“对位阅读”
(一)“惯例”与文学空间中的乡村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与乡村景观
(三)“反田园诗”与帝国时代的“乡村”
三 “被压迫者的回归”与“文化民主化”
(一)“可知共同体”与文学批评
(二)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悲剧
第6章 “理论旅行”:雷蒙 威廉斯与中国文化研究
一 意识形态重构与文化研究
(一)中国的精神突围与“现代性”
(二)文化研究的中国“旅行”
二 “希望的资源”与中国的大众文化
(一)文化社会学与大众文化
(二)大众文化与被争夺的话语场
三 中国文化研究图绘及其使命
(一)中国文化研究地形图
(二)“介人性”知识与文化研究
第7章 结语:威廉斯的“幽灵”与文化研究
一 “文化战”与威廉斯的文化研究
二 “政治失忆症”与文化研究的未来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
自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降,大众文化的勃兴及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巨大影响力是当代中国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以市场经济为依托,流行音乐、影视剧、畅销读物、广告、粉丝文化、网络游戏、恶搞文化和时下的“快男超女”等,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面对这些全新的、日益繁荣并贴近民众生活的大众文化现象,及其在社会中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影响力和渗透力,文化研究作为全新的学术领域和理论方式也应运而生,并已开始在中国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攻城略地”,场面蔚为壮观。然而,回溯中国的文化研究理论(尤其是在早期),不难发现,这些话语很大程度上是漂洋过海地从西方“进口”的舶来品。在20世纪末,随着各种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等西方思潮的翻译和引进,文化研究也开始进入中国。北京、上海和南京的一些学者“得风气之先”,他们以《文艺报》《读书》《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文艺研究》和《文艺评论》等期刊为平台,积极引介各种文化理论思想。在他们的努力下,各种令人目不暇接的新话语蜂拥而人,开始为中国学人所熟悉并成为他们重要的话语资源和理论武器。对这一理论进程,戴锦华曾这样描述,“文化研究之于中国,仍可为其勾勒出一条西方理论的旅行线路: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工人阶级文化的再度发现)一美国(作为跨学科、准学科的文化研究,多元文化论,后殖民理论及其表意实践,关于公共空间的讨论及其族裔研究、性别研究)一亚太地区的文化研究实践(中国)。”由于文化研究表现出的政治关切、参与热情和现世精神,很快就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响应,在全国引发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成为中国学界一种重要的言说方式。发展至今日,目前中国的文化研究,可谓是“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到处开花”,一时间在中国的高校中,各种关于文化研究的研究机构、期刊和学术网站层出不穷。
然而,在中国文化研究这“争先恐后”的洋为中用的繁华背后,仍然掩饰不住的是其理论上的青涩和逻辑上的混乱。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仓促引进而造成的文化研究理论在时间上的错位,大量理论的同时进入,导致中国学者在接受时无法正确地判断这些理论产生的时间性,误读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理论的强行征用,无视各种知识和理论在地理上的局限性,不顾中国文化现实的异质性、特殊性和复杂性等多方面的因素,生搬硬套而造成的水土不服。正是由于这种种原因,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使用者对理论及概念缺乏准确的把握和理解,西方的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在进入中国以后,产生了极大的错位与变形,甚至违背了文化研究的精髓与灵魂。”有了这早期的引进、消化和接受,现在重新反思文化研究有着相当的必要性。在这一背景下,重新回顾文化研究的源头,把握其形成机制、成长的历史和社会背景、研究方法、政治意蕴和思考理路等,对了解文化研究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可借鉴性,实现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本土化,并凭借其更好地把控、阐释和参与中国现实有着重要意义,《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的目的就是在这一方面做出探索性尝试,促进文化研究更好地本土化,为中国建设更为和谐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生态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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