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数字说话 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 下载 mobi epub pdf 电子书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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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政治传播、舆论、民主理论、美国政治历史等领域的必读书。
　　可读性强，理论叙述与历史叙事相结合。
　　有助于了解美国历史和政治。

内容简介

　　《用数字说话：民意调查如何塑造美国政治》涉及两个主题：一是民主与理性的关系。二是民意调查的数据具有工具的和象征的两个功能。本书既有对民意调查的技术、历史方面的探讨，还有对它背后所隐含的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辨。

作者简介

　　苏珊·赫布斯特（Susan Herbst），美国知名政治学家，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校长，是该校1881年建校以来首位女性校长。
　　译者张健，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目录

导语/00
第一章 定量与理性
第二章 数字与符号政治
第三章 舆论表达与统计方法
第四章 党派政治与模拟调查的符号运用（1856—1936）
第五章 国会议员、记者与意见评估（1930—1950）
第六章 当代公众舆论研究
第七章 群众估算与公众舆论
第八章 意见量化与民主
参考文献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民调与大众传媒

本书不少篇幅讨论记者所进行的民调以及调查研究，因而对当代民调业的讨论也从新闻组织开始。正如詹姆斯·布赖斯在《美国联邦》中所指出的，记者有助于塑造公众舆论，但他们也会尽其所能来尝试评估大众情绪。记者们一直对评估公众舆论感兴趣，这是因为在一个民主政体里，公众舆论很重要——公众舆论就是新闻。对公众舆论的严密评估可以帮助编辑考量公众想要听到或读到什么，并因此而形塑新闻内容。另外，人们喜欢阅读或者听到关于公众舆论的新闻，意见调查也使得大规模的社会比较成为可能。

记者早就发现他人所提供的民调数据非常有用。在19世纪，他们报道由志同道合的党派读者所寄送给他们的民调。到了20世纪，新闻组织经常订阅民调服务，并且持续地刊登或者播报由他人收集的关于公众情绪的数字。然而，在最近的几十年，一些新闻组织建立起它们自己的内部民调机构。两位新闻学教授——戴维·韦弗（David Weaver）与麦克斯·麦库姆斯（Max McCombs）提出：记者最早开始对社会科学方法感兴趣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在社会科学下设置了首个新闻学培训项目后，很多大学创办了新闻学的研究生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者接受社会科学的学术训练。据研究者迈克尔·瑞恩（Michael Ryan）的调查，到70年代晚期，77个新闻学硕士项目中，61%的项目规定了一门量化研究方法的课程。

菲利普·迈耶（Philip Meyer），以前是记者，现在教授新闻学，他普及了“精确新闻学”这个术语，用于描述记者、编辑如何能够运用社会科学技巧的方法。他于1973年出版了《精确新闻学》（Precision Journalism），这本书影响深远，在新闻学院中拥有广泛的读者。在书中，他认为记者应该充分利用社会科学的发展，量化工具在报道新闻中非常有用：

社会科学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帮助我们……社会科学在许多领域的发现提供了一种对传统智慧的持续审核。仅仅密切关注和查明社会科学家们正在做什么，我们可以为自己省去不少麻烦，省去不确定性和错失的良机。更为重要也更为直接的实用价值在于，我们可以去追随他们这样的榜样，同时丢掉哲学家的扶手椅，放弃这样的观念，即某些事实与常识就能使任何问题迎刃而解，把黏性的、高性能的研究技巧变成我们手中的技巧。


像新闻学课程一样，新闻机构以调查研究和民意调查的形式，持续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日报、电视新闻节目涵盖了形形色色的有关民调与调查研究的报道。1980年，戴维·帕尔兹（David Paletz）与一个研究团队进行了一次内容分析，目的是探究媒体如何使用民调。他们发现，在3个非选举年期间，《纽约时报》刊载了380个民调；在同样的时间里，NBC和CBS的夜间新闻节目也一直在报道大量的民调——数量分别是83和40。迈克尔·特劳戈特（Michael Traugott）与罗伯特·鲁希（Robrta Rusch）研究媒介中民调的扩张，他们分析了由《纽约时报》在1980年、1984年、1988年总统大选年中报道的大量民意调查，发现在每次竞选期间被报道的民调的绝对数量都增加了；引用民调一般是报道文章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强调竞选策略和“赛马”。

尽管美国每年所进行的政治民调的数量没有明确报告，但是媒体要负责生产和推广许多数据。一些全国媒体联合起来进行民调（比如，《纽约时报》/CBS新闻民调或者是ABC新闻/《华盛顿邮报》民调），还有很多民调是由地方新闻机构来完成的。艾伯特·坎特里尔（Albert Cantril）认为，尽管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民调数量不断增加，但1988年的大选期间民调似乎“无处不在”。许多媒介渠道都用到了一本名叫《热线》（Hotline）的出版物——选战的每日报告，是一本州和地方民调的汇编。实际上，州和地方民调一般被全国性新闻机构所忽视；1988年之所以获得关注，也是因为这份《热线》。但全国性新闻机构对《热线》的依赖是有问题的，因为《热线》省略了许多方法上的数据，而这些数据恰恰能够帮助消费者评估民调的可靠性。

媒体中数量庞大的民调塑造了美国当代新闻业的特征。尽管我会在结论章节中探讨民调与量化对民主交流的影响，但在此应该指出的是，有很多记者担心民调在媒介中所占据的主导地位。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菲利普·迈耶报告说，许多依赖民调的新闻机构，让他感到“不安”。有时候，记者、编辑因为他们可能在大选中造成公众舆论的“乐队花车效应”而感到内疚，尝试减少这些感觉到的民调影响。报纸以及电视新闻广播在报道民调结果时采用这样的方法，即他们“试图隐瞒”数据的精确性：

比方说，当《纽约时报》去年11月报道盖洛普公司最终的民调结果时，它删去了盖洛普机构的基本预测——布什会在两党投票中获得56%的选票而获胜，只是报道了能够显示“尚未决定（如何投票）”的那部分不太精确的数字。《今日美国报》采用了高登·布莱克（Gordon Black）的直接预测，在头版用一张图表显示55%的人支持布什，但没有在与图表一起的报道中提及预测结果，而是强调选民中的“倾向者”与“尚未决定者”。这三家网络化的民意调查都没有尝试给出“尚未决定”的选民的发布情况。


比尔·科瓦奇（Bill Kovach）是《纽约时报》在华盛顿分部的编辑。他认为，民调对记者来说很有用处，但在很多方面上也是有问题的。民调造成了“赛马”式的报道，这过早地在选战中将候选人从竞争中排除出去。此外，许多媒体机构在它们内部的民调活动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经常会无视其他民调人员的结果。这可能是危险的，因为那些其他的民调结果可能会与报纸自己的民调结果不同。科瓦奇想知道，是否媒体与他们的民调一起为公共辩论创造了议题：“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危险？”他问道，“其他的观点、议题以及办法都被排挤出去了，然后采用了一个不完整的议程？”事实上，大量来自记者与其他人士对媒体运用数据的批评声音，集中于媒体如何报道数据上。传播复杂的调查结果的困难、记者们缺乏恰当的量化方法培训、没有批评性地报道民调数据，所有这些都受到相当大的关注。10记者可能有时候会符号性地使用民调数据，像19世纪那样，但是当代民调报道中真正的问题在于对数据的错误解读。在结论一章笔者会按照民主理论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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