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的源流（修訂版）下載 mobi epub pdf 電子書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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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萬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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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於2024-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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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介紹

齣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ISBN：9787108060754

版次：1

商品編碼：12341719

品牌：三聯書店

包裝：平裝

開本：32開

齣版時間：2018-03-01

用紙：膠版紙

頁數：223

字數：175000

圖書描述

編輯推薦

本書為著名齣版人陳萬雄先生的主要作品，此次在原版的基礎上進行瞭修訂，並增補瞭四篇文章。本書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史實與史料進行瞭細緻的梳理，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淵源進行追溯，提齣其在革新思想上與辛亥革命運動具有一脈相承的條理，他們的主體和主導力量正是新興的近代知識分子，這批近代知識分子具有革命傢和啓濛者的雙重角色。

內容簡介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曆史作用和意義的重要，不應太側重於衡量當時知識分子所提齣革新方案的成效性，而應正視他們能無所迴避、勇於揭露要中國擺脫厄運、走嚮現代化所必須麵對的全盤問題。隻有到此地步，中國人對自己的睏境纔算有徹底的認識。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是近代中國*一代“近代知識分子”的代錶，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代“近代主義者”。深重的民族危機的曆史環境與適逢其會的曆史僅見的教育背景，賦予這一代“近代主義者”強烈的曆史性格。從這些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摺射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豐富的內容。

作者簡介

陳萬雄，1948年生於廣東省東莞市。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曆史係畢業，隨後入中文大學研究所，獲碩士學位。1997年赴日本國立廣島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後又獲香港大學博士學位。2007年獲香港科技大學頒授榮譽大學院士。曾任聯閤齣版集團副董事長兼總裁、商務印書館（香港）董事總經理兼總編輯、商務印書館電子商貿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長兼行政總裁。2003年榮膺第十五屆“香港印製大奬”之傑齣成就大奬。2004年獲香港特彆行政區政府委任為太平紳士。主要著作有《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香港中文大學齣版社，1979年)、《曆史與文化的穿梭》(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2000年)。

精彩書摘

一直以來，學術界都視五四新文化運動為劃時代的一個曆史時期，而過分忽略其與前此的辛亥革命運動的關聯。有論及的，也隻注重清朝的推翻，民國建立後幾年的政局和社會思想之對新文化運動所發生的正麵和負麵的影響。

從各方麵史跡披露，五四新文化運動尤其在前期，與辛亥革命有著超齣一般曆史前後時期的特殊內在聯係。兩個時期內在聯係的密切程度，如要將之分彆做獨自的曆史考析，會影響曆史理解的完整，過去的研究則明顯有此種傾嚮。根據以上各章初步的考釋，昭示瞭無論從人物譜係還是文化思想層麵，辛亥革命與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有著內在的聯係，其中的發展有一脈相承的條理。

首先，研究顯示，以《新青年》雜誌和北京大學為中心以至安徽結集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其原先乃屬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在某種意義上，實際是辛亥革命運動的繼續和發展。

其次，研究也顯示，在清末民初有著一股代錶革命派的文化革新思潮和活動。其聲光雖因辛亥革命運動尤其後期主體革命力量的側重軍事和政治兩方麵而有所掩抑，但卻非如過往所認定的那麼沉寂。以往對辛亥革命的研究，太側重政治和軍事方麵，對文化教育少有措意；太側重幾個代錶性的革命團體，忽略瞭全國範圍性的零散的基層活動。謂辛亥革命運動中文化思想活動沒有聲光，部分原因未嘗不是來自研究的偏頗和不完整。

清末民初代錶革命黨激進派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動，堪可注意的有三方麵。

一、清末民初代錶瞭革命黨激進派的文化革新思想和活動，除政治思想主張以革命代替改良外，確在內容上也有彆於維新改良派，涇渭相當分明，而且纔真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直接源流。

二、清末民初較傾重文化教育革新的革命知識分子，不少正是十年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

三、五四前期新文化運動所倡導的思想觀念，基本上在清末民初已被提齣，雖周匝縴悉有所不如，兩者卻有不能否認的一脈相承的關係。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不僅原屬辛亥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而且與辛亥革命的革命知識分子基本上為同一世代。進一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的代錶，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代“近代主義者”。深重的民族危機的曆史環境與適逢其會的曆史僅見的教育背景，賦予這一代“近代主義者”強烈的曆史性格。從這些曆史性格去分析，可以摺射齣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豐富的內容。

我們為什麼說，新文化運動倡導者是中國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以下試做點簡單的分析。首先從年齡上去考察。這批新文化運動倡導者之中，以吳稚暉（1865年）、蔡元培（1868年）、楊昌濟（1871年）、吳虞（1872年）幾人較長，與戊戌維新一輩知識分子約略同期。其他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的主力如陳獨秀（1879年）、李辛白（1879年）、馬君武（1881年）、魯迅（1881年）、瀋尹默（1883年）、蘇曼殊（1884年）、高一涵（1885年）、周作人（1885年）、錢玄同（1887年）、易白沙（1886年）、陳大齊（1886年）、王星拱（1888年）、高語罕（1888年）、劉叔雅（1889年）、李大釗（1889年）、劉半農（1891年）、鬍適（1891年）等都是19世紀80年代前後齣生的一代。這代人的教育背景應是中國曆史上僅見的——傳統與近代新式教育參半，新舊學問兼備，中外思想的影響集於一身。前此的階段，當然有這樣的人物如嚴復等，但限於個彆人物，不如這是一代人的現象。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無疑是這一代知識分子的佼佼者。他們雖年齡有差，傢庭背景有異，總的來說，他們大都有“書香門第”的傢庭背景，年少受到嚴格和良好的教育。粗略地說，他們在約20歲前，大都受過典型和嚴格的傳統教育，蔡元培、陳獨秀等人更擁傳統科舉功名。他們邃於國學，有所專精，甚至不乏某方麵國學上的著名學者。另一方麵，他們也適逢其會，處於1900年前後，沿襲明清下來六百年的科舉和傳統教育的日漸廢棄，新式學堂和近代教育日益勃興的時期。他們也是率先進讀新式學堂的一代，在接受傳統學問的同時，也比較係統地學習外語和西學。近代中國留學潮也開始於1900年以後，他們也是其中的先行者，有親履異國的機會，不少受過完整的近代大學或更高學位的教育。由於這樣的曆史條件和機會，他們是曆史上罕有的新舊學問、中外知識相對均衡集於一身的一代知識分子。這是他們能倡導一個曆史上未曾有過的以啓濛為目的的文化革命運動的有利條件。他們對中西文化比較更易産生敏感和文化心理的衝突。我們時常贊羨民國前後一輩人物在思想和學術上創獲之大，這種教育曆程未始不是其原因。

李澤厚在《二十世紀中國文藝一瞥》一文中指齣“經由庚子之後大批留日學生的湧現，中國傳統的士大夫知識層在開始嚮近代行進和轉化，不僅在思想上、認識上，而且也開始在情感上和心態上”。並認為這是第一代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這是很有識見的論述。這裏要補充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正是這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李澤厚繼而指齣：“這批第一代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已經在政治上、思想上接受瞭西方的自由、民主和個人主義，但他們的心態並不是西方近現代的個體主義，而仍然是自屈原開始的中國傳統的承續。在中國這一代具有近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身上所體現的，倒正是士大夫傳統光芒的最後耀照。”這種理智的近代式心態意識屬傳統的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特性，與這代人的教育背景和心路曆程有韆絲萬縷的關係。甚至，林毓生認為五四知識分子的“整體性或全盤式的反傳統思想”乃“來自傳統的，認為思想為根本的整體觀思想模式”，似乎同樣可以從中國曆史上罕見教育曆程下成長的第一代近代主義者的特殊經驗得到解釋，不一定求之於虛遠的哲學觀念和理論。筆者曾論述過陳獨秀思想和心態的特徵，指齣陳氏“好自我的內省和具有濃厚的道德意識”，而且“這種重自省和具有強烈的道德感的心態”，慣以道德性去衡量問題，是受早年傳統教育的影響。這種思想特徵和價值取嚮，其實普遍見之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者。這一群知識分子基本是強烈的道德主義者，不管迴顧他們個人的行止，或翻開《新青年》雜誌，從文字到生活行為都清楚可見。這種關注倫理道德、憂國憂民的思想和情緒與曆史上所錶彰的士大夫並無不同，隻是道德內容有瞭改變。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內容其實是一個“倫理道德”的重整運動。這種種取嚮皆反映瞭第一代近代主義者的傳統與近代、中國傳統思想與西方價值觀念糾纏於一身的特性。

這裏要特彆指齣的是，由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力量提倡瞭光芒奪目的文化思想運動，以及各倡導者在思想和學術上的成就，容易使人産生錯覺，他們都是“純粹的近代知識分子”，並謂“新文化運動的自我意識並非政治，而是文化”，而隻承認“其中便明確包含著或暗中潛埋著政治的因素和要素”而已。固然，這一輩人都具較強烈的文化意識，對教育和社會文化特彆眷注。辛亥革命的失敗，更促使瞭這輩近代主義者傾嚮於從文化思想改造中國的取嚮，但他們絕非純粹的知識分子，而是革命知識分子。相對於孫中山、宋教仁、黃興等一輩革命傢和政治傢，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雖然有更濃厚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的形格，思想上更傾重於文化價值的取嚮，但是，除鬍適等個彆人外，他們都是政治革命的積極參與者，離開瞭他們這種實踐的政治活動的經曆，純然以思想傢和學者去看待他們，難得正確的曆史理解。他們大都與清末民國間的政治有韆絲萬縷的關係，學者、革命者和教育者等身份集於一身，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倡導力量的共性，也是第一代近代知識分子的特點。他們不是後繼的啓濛者要去補前此辛亥革命的救亡者的不足，而是他們自始則承擔著救亡和啓濛的雙重重任。革命與啓濛並舉是這一代革命知識分子強烈的價值取嚮，並符閤中國所麵臨的國勢淩夷、文明落後的雙重睏局。這種取嚮與往後革命知識分子的政治取嚮相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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