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首都人口調控:京津冀協同發展下雙轉移模式研究/青年博士文庫》是首部將産業帶動人口“雙轉移”作為解決首都人口相關“大城市病”問題和推進非首都功能疏解之先導的學術專著。書中特彆以雄安新區為樣本對“雙轉移”框架模式進行瞭應用分析。
在當前語境下,《首都人口調控:京津冀協同發展下雙轉移模式研究/青年博士文庫》的研究具有較為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可為相關研究者和一綫實踐者提供戰略性和前瞻性的參考價值。
《首都人口調控:京津冀協同發展下雙轉移模式研究/青年博士文庫》的研究發現和政策思路,不僅有助於破解首都北京發展長期積纍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優化提升首都核心功能,探索中國特色“大城市病”解決的路徑;亦或有利於探索京津冀區域有效應對資源環境壓力和區域發展不平衡矛盾日益突齣等挑戰,加快轉變區域經濟發展方式、培育新的增長動力和增長極,優化區域發展格局的路徑;亦有助於探索未來完善京津冀區域城市群發展形態,優化生産力布局和空間結構,打造具有較強競爭力的世界城市群的發展模式。
作者簡介
王瑜,青年學者。媒體人。北京大學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碩士。中國殘聯特邀青聯委員。現就職於工人日報社。
長期報道和研究人口調控、區域協同發展、健康老齡化、媒介與文化、殘疾預防與康復,人工智能、媒體融閤等課題。近年來對京津冀協同發展下首都人口調控問題有較為深入研究和專業見樹。主編多部著作,在中文核心期刊發錶多篇專業論文,在中央級媒體發錶作品上百萬字。
多次獲國傢和省部級專業奬項。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及問題提齣
1.2 研究目的與研究意義
1.3 章節安排
第二章 文獻綜述
2.1 國內研究文獻分析
2.2 國外研究文獻迴顧
2.3 文獻分析小結
第三章 理論框架和研究設計
3.1 主要概念界定
3.2 研究框架和內容
3.3 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第四章 北京人口問題與調控製度——“雙轉移”價值分析
4.1 北京人口發展的主要特點和“大城市病”問題分析
4.2 北京人口調控政策體係特徵、演變與利弊分析
4.3 北京人口調控政策的製度均衡(衝突)分析
4.4 非首都功能疏解與優先推動産業帶動人口“雙轉移”的必要性
4.5 小結
第五章 京津冀區域産業發展與人口狀況——“雙轉移”基礎條件分析
5.1 京津冀産業發展與轉移條件分析
5.2 京津冀人口發展與遷移特徵分析
5.3 小結
第六章 京津冀産業帶動人口“雙轉移”作用機製與障礙分析
6.1 “雙轉移”現狀和主要障礙分析
6.2 “雙轉移”規律和作用機理分析
6.3 “雙轉移”動力機製與影響因素分析
6.4 非首都功能疏解導嚮下“雙轉移”亟待解決核心問題
6.5 小結
第七章 京津冀産業帶動人口“雙轉移”情景模擬分析
7.1 三地城市功能定位和産業人口承載力分析
7.2 北京産業帶動人口遷齣模擬預測分析
7.3 天津河北承接北京遷齣産業模擬分析
7.4 産業帶動人口“雙轉移”承接模擬分析
7.5 小結
第八章 雄安新區標本意義——“雙轉移”應用分析
8.1 新區設立背景和發展概況
8.2 新區基本定位與核心功能
8.3 新區設立的意義與價值
8.4 産業帶動人口“雙轉移”應用分析
8.5 小結
第九章 結論與討論
9.1 主要結論與討論
9.2 政策建議
9.3 研究的創新與局限
參考文獻
附錄A 京津冀人口總體規模預測方法和數據說明
附錄B 京津冀協同發展大事記
後記
精彩書摘
《首都人口調控:京津冀協同發展下雙轉移模式研究/青年博士文庫》:
(1)初期側重限製與控製。上世紀80年代初,北京市開始逐漸感受到流動人口迅速增長帶來的問題。一方麵經濟體製改革促使農村勞動生産率提高,大量剩餘勞動力齣現在農村;另一方麵,國傢放鬆農民進入城鎮的戶籍嚴控政策。於是,來京流動人口大幅增長,為城市管理和運行帶來諸多挑戰,引發一些城市管理者和學者擔憂。不少研究者從政策和製度管理視角人手探討解決流動人口問題,建議嚴格控製流動人口數量和規模。據北京市政府不完全統計,1983年全市平均每天暫住和流動人口約50萬至60萬人,比1965年增加近四倍,比1977年增加近兩倍。北京市政府曾於1985年組織有關部門對市區流動人口進行瞭詳細調查,調查標準時間為1985年4月20日零時至24時。結果發現,在調查時點內進齣和停宿於市區,但不具有市區常住戶口的外來人口為87萬人。隨著北京城市經濟發展、對外開放政策落地,流動人口構成發生顯著變化:其時來京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居首位,共32.6萬人,占流動人口總量近一半。其中,從事建築的有13.8萬人,相當於北京當時建築工總量的四分之一。有研究者根據上述調查結果,提齣對流動人口實施以“限製”和“控製”理念為主導的政策建議,包括建立暫住證和提高居留工作經濟成本等強製手段以嚴控流動人口。杜午祿(1986)認為,應嚴控來京從事經濟活動的機構和人口,建議建立必要的“暫住人口管理製度”和收取“城市設施維護費”:“在京居住三天以上應申報登記;凡較長時期在京從事經濟活動的除按工商部門規定徵收有關稅款外,還要交納一定的城市設施維護費,用以改善和增加服務設施。”這種嚴格限製流動人口的思維一度延續到市場經濟體製建立後。這一時期,有研究者建議從立法角度加強流動人口法律控製,通過完善收費政策和加大處罰力度等舉措限製流動人口進京。王舉等(1993)建議加強立法工作,補充、修改、完善對流動人口管理的法規體係;改變現行規定處罰無力狀況,對違法從事經濟活動者進行嚴懲;加快製定針對流動人口的收費管理和有償服務政策。還有研究者傾嚮從行政管理思維齣發,要求嚴控外來人口,輕視對外來人口基本權益和訴求的考慮。甚至有人提齣除瞭實行證照管理之外,還應對外來務工經商人員實行嚴格的“指標控製”的政策建議。
(2)中期側重管理,輔以必要服務。上世紀90年代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確立後不久,北京市計委、市統計局聯閤市公安局、市計生委進行瞭一次全市範圍流動人口調查。這次調查以1994年11月10日為標準時間。結果顯示,外來人口已升至329.5萬人。彼時流動人口增長態勢被學界和業界不約而同地認為“形勢非常嚴峻”,政策和研究中“嚴控”總量的思想開始顯著,也有部分對流動人口基本權益維護的建議。1995年7月,國傢層麵召開瞭全國流動人口管理工作會議,提齣加強流動人口管理的五大工作重點。隨後,北京市政府認為,當時北京流動人口規模過於龐大,“已超過首都容納限度”,提齣“控製總量、優化結構、加強管理、積極服務”16字方針,開始加大對外地來京人員的管理力度,建立外來人口管理辦公室,並相繼齣颱11項嚴格管控製度政策,從勞動用工、工商管理、房屋管理和計劃生育等各方麵強化對外地流動人口管理和規模控製。這些政策取得瞭短期效果。有統計顯示,1997年與1994年相比,北京流動人口總量下降13.2%,在京居住的外來人口數量下降15.7%。此間,不少研究者將視角放在落實16字方針和嚴格管控流動人口政策研究方麵.並適當強調保障“已穩定”就業的流動人口基本權益。有研究者建議加快流動人口立法,對流動人口調控實施依法管理。北京市計委課題組(1995)根據上述流動人口調查結果研究提齣“加快立法,依法調控”的指導思想,建議“逐步建立外來勞動力動態調控機製,製定和完善一整套政策法規”;並注意保護外來人口的正當權益。研究者還建議加快製定和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和政策規劃,把外來人口納入經濟社會和城市建設規劃,以方便實施“差彆化”政策。這些政策建議的主體思路是提高外來人口在京的生活就業成本,嚴控所謂低端人纔流人,統一收取“外來人員管理服務費”,優先保證本市戶籍勞動力就業等。這種以管控為主的學界理念一定程度在實踐層麵助推瞭一些政策對流動人口逐漸形成深層“製度”歧視,並延續至今。直到新世紀以後,仍有研究者強調流動人口管理體係不到位,雖也提及管理與服務並重,但管控思維仍是基礎。這一時期裏,一些政策研究視角仍延續嚴控流動人口規模為基點,側重行政管理和強製手段,欠缺服務意識。北京市人大常委會閤理調控城市人口規模專題調研組(2011)曾重點研究並提倡有效控製流動人口過快增長的“順義模式”。
……
前言/序言
隨著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快速發展,作為新首都圈主體、環渤海地區和北方腹地經濟發展的龍頭,京津冀地區業已成為繼長三角、珠三角之後新的重要發展引擎。這一區域涵蓋全國政治、文化、科技、國際交往的核心區域,具有獨特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區位優勢,區域的綠色協同可持續發展事關國傢發展全局,已成為重大國傢戰略。然而,北京作為京津冀首都圈與城市群協同發展的核心及特大城市代錶,在城市化快速發展的同時,因人口集聚引發交通擁堵、住房緊張、環境汙染、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滯後等一係列城市病的問題日益加劇,亟待通過著眼於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非首都功能有序疏解戰略下的科學人口調控,來促進本地及區域人口與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以及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為此,2014年2月26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傢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主持召開座談會,專題聽取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麵嚮未來打造新的首都經濟圈、推進區域發展體製機製創新的需要,是探索完善城市群布局和形態、為優化開發區域發展提供示範和樣闆的需要,是探索生態文明建設有效路徑、促進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相協調的需要,是實現京津冀優勢互補、促進環渤海經濟區發展、帶動北方腹地發展的需要,是一個重大國傢戰略,要堅持優勢互補、互利共贏、紮實推進,加快走齣一條科學持續的協同發展路子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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