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政党论》系统追溯了政党的起源,世界各国政党政治的特点,提出了关于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政党间比较、借鉴的一系列重大课题,论证了开展世界政党比较研究对于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建设的巨大潜在价值,而且从这一角度出发,初步系统地探讨了政党比较学科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框架,对深化政党研究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研究,配合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推进对中国特色的政党政治建设,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王长江,1956年生,河北海兴县人。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世界政党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2002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获“中国十大教育英才”称号。兼职北京市委顾问,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中山大学等客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主持开创了我国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出版专著、合(编)著50余部,发表论文数百篇。
目录
序
绪论
一、研究政党的意义
二、政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三、政党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四、政党研究的方法
第一部分政党本论
第一章 政党的起源和发展
一、政党的起源
二、政党的发展
三、政党的沿革
第二章 政党的本质和功能
一、政党的定义
二、政党的功能
三、当代世界政党的类型
第三章 政党的组织结构
一、构成政党的要素
二、政党的组织原则
三、政党的组织系统和领导体制
第四章 政党的意识形态
一、意识形态对于政党的意义
二、政党意识形态的类型
三、政党意识形态的特性
四、政党意识形态的变革
第五章 政党的自身建设
一、党员招募、党内教育和培训
二、政党形象塑造
三、政党的党内民主
四、政党经费的筹集和管理
第二部分政党体制
第六章 政党体制及其成因
一、政党体制释义
二、政党体制的成因
三、政党体制简评
第七章 政党体制的类型
一、关于政党体制分类的各种观点
二、萨尔托里的政党体制分类法
三、政党体制的类型
第八章 西方政党体制
一、西方政党体制的形成
二、西方政党体制的理论基础
三、西方政党体制的几种模式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一、中国当代政党体制的形成
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特点
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第三部分政治体制中的政党
第十章 政党与国家权力
一、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基本关系
二、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形成
三、政党与公共决策
四、政党执政的控制机制
第十一章 政党与公民社会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公民社会的形成
二、政党与阶级
三、政党与利益集团
四、政党与民间组织
五、政党与社会整合
第十二章 政党与媒体
一、政治流通中的政党与媒体
二、媒体发展对政党政治的影响
三、政党与媒体的共处和互动
第十三章 国际政治中的政党
一、政党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
二、各国政党的相互关系
三、政党的国际组织
第十四章 政党政治的发展趋势
一、政党政治面临的新挑战
二、政党现代化
三、政党的消亡
精彩书摘
《政党论》:
有了要素,政党存在就有了基本条件。把这些要素按照特定的政治目、标和要求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政党。至于怎样组合这些要素,不同的政党会因政党在社会中地位、作用及其对它们的理解的不同,以及对政党期望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思路。这些思路体现在政党组织发展过程中,就是组织原则。
说到组织原则,人们总是习惯于用最简单明了的词语加以概括。于是,我们便听到了类似“民主制”、“集中制”、“集权制”、“民主集中制”,等等这样一些概念。其实,这些概念,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经常是含糊不清的。例如,讲到“民主集中制”,我们很自然地认为,它是从列宁以来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这毫无疑问是对的。但是,在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中,我们却经常会读出这样的内容,似乎只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是最全面的,既讲民主,又讲集中,而其他政党则要么只讲民主不讲集中,要么专制而不民主。这种解释,乃井蛙之见,实在缺乏科学态度。又如,讲到“集中制”,我们往往把它和“民主制”相对应。其实,这两个概念分属于不同的角度和范畴。再如,一说“集权制”,我们马上觉得这不是一个好词,甚至把它和“极权”混淆在一起,这又显得很可笑。在英文里面,“集中制”和“集权制”都是“centralism”一个词。“极权”(totalism)则已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概念。
所以,看来,在讨论政党的组织原则之前,很有必要先把概念本身弄清楚。首先,必须弄清楚上述概念的对应关系。“民主制”对应的不是“集中制”或“集权制”,而是不民主,是“专制制”、“专断制”(或“家长制”,这个概念能最准确地反映中国人的理解),是一个多数做主还是少数做主的问题。“集中制”或“集权制”对应的也不是“民主制”,而是“非集权制”或“分权制”,关注的重点在权力的流向,权力向何处倾斜。其次,既然不存在对应关系,那么,上述概念之间也并不必然矛盾,有时相互之间是融合的。民主不意味着权力不能集中。或许正相反,人们希望反映民意的授权更有效有力些。分权也不等于民主。如果分权使政党的地方官僚机构强大,可能恰恰削弱了民主。
在这个前提下,再来对政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分析,就相对清晰一些了。民主,集中,分权,等等现象,在任何政党内部都是同时存在的。一个真正的政党,不可能只讲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否定其他方面。因此,判断一个政党的所谓组织原则,不是看它采纳了什么、否定了什么,而是如何处理几者之间的关系。通俗讲来,就是在实施这些原则的同时,对孰主孰次、孰优先孰避让有不同的倾向。所以可以说,政党的组织原则,实质上是当上述各项原则之间发生矛盾、需要作出取舍时,政党所表明的思路和取向。只有立在这一点上,“民主制”、“集权制”、“分权制”的概括才是有意义的。
即使如此,在不同的政治生态和语境下,同一个概念所表达的内涵也仍然可能完全不同。在联邦制和单一制国家,“分权”在含义上存在很大差别。在一党制和多党制下,“民主”所表达的内容也显然不同。马克思主义政党谈集中和保守党谈集权,恐怕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可见,考察一个政党的组织原则,从概念和文字出发是绝对不可能正确把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实际出发,对现实进行概括和归纳。
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目前各国政党实行的比较成形的组织原则,大概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种:
1.非集权制。在一些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国家体制实行非集权制。相应地,政党也把非集权制作为本党的组织原则。人们往往容易把非集权( non-centralization)和分权(decentralization)混淆起来。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权的前提是,中央政府掌握着权力。为了有效使用这些权力,中央把其中一些权力分配给地方。因此,分权本质上是中央赐予地方或上级赐予下级权力的行为。非集权的前提则是,地方的权力直接来自民众,而非来自中央。相反,中央的权力或者和地方一样直接来自民众,或者由地方把一些权力委托给中央来行使。美国和德国都实行非中央集权制。
这种非集权制也成了不少政党遵循的组织原则。例如美国两党,都是典型的按非集权制原则进行组织的政党。两党都有自上而下的全国委员会、州委员会、县(市)委员会、区委员会和选举委员会的等级机构设置,但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没有隶属关系,并无比地方委员会更大的权力。地方委员会的权力来自本地党组织和党员,而不是来自全国委员会。
……
前言/序言
写一本专论政党的书的想法,大约萌生在20年前。
1985年7月,我从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毕业。那时的硕士,还稀缺得很。所以,找工作的事,似乎根本不用发愁。而且实际上,我的导师张汉清先生、曹长盛先生都已然为我做了周到的安排:去中联部,那里缺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光听这响亮的名字,就会使人羡慕得不得了,更何况我当时来自青海,曾在那里的穷乡僻壤当过知青!一步登天,该知足了。
忽一日,系办公室要我去接待一个用人单位,理由是,尽管定向已明确,但作为不留校的毕业生,了解一下来访单位,为自己增加一个选择机会,仍是件好事。我欣然答应,和中央党校的两位老师见了面。不成想,这竟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那时的中央党校,没有什么名气。在我们这些不了解它的人看来,中央党校就是一个没什么事可干的快退下来的老干部们休养的地方。而且,或许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办“五七干校”造成的后遗症所致,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有一种犯了错误的人才会去中央党校学习的误识。很显然,和中组部、中宣部、中联部这些名字相比,对大多数人来讲,中央党校是缺乏吸引力的。
来人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研究党的建设,光研究中国党自己不行,还需要研究其他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为代表的执政的共产党。当时,我们党已经恢复了与各执政的共产党的关系,在这些党内,开始出现改革的呼声。波兰党已经经历了由“团结工会”引起的危机,苏共则是戈尔巴乔夫初掌权柄。和这种国际背景相联系,研究者想把国外执政的共产党也纳入自己的视野,是很自然的事情。尽管如此,这一构想还是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在想,是啊,世界上存在那么多政党,而且不光是共产党,它们也要生存和发展,为什么不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从政党活动普遍规律的制高点,反过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这个念头一旦出现,便在我脑海里久久萦绕,挥之不去,最终确定了我走政党政治和政党比较研究之路的决心。
大约过了三四年,稍微进入了一点研究者的角色,对政党问题的看法也随之日益清晰起来。我坚信,政党活动是有普遍规律的。完全可以以这种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来构建一套研究政党的理论体系。世界上已经有不少人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50-70年代,在政治学研究中,政党研究甚至成了一个热点,还出现过一个不小的高潮。但是,国外、海外学者搞政党研究的最大问题,是他们往往把眼界局限于西方类型的党。在他们眼里,只有西方类型的政党才是本来意义的政党,苏共、中共这样的政党均属特例,甚至不能算做是政党。诚然,后来也有不少学者有意跳出这个框框,客观上却始终难以摆脱把西方政党作为坐标的窠臼。因此,虽然作为研究成果,已经出现了不少论政党的专著,有些专著迄今为止仍堪称经典,这些著作概括的却只是西方政党的活动规律,而不是所有政党的普遍性的活动规律。毫无疑问,只有不带偏见地、把各种类型的政党都放在一起进行研究,才能对政党活动及其规律有全面系统的把握。应当有一部这样的书,这部书就叫《政党论》。
遗憾的是,尽管从此之后我的研究对象始终没有离开过政党,也尽管我的研究成果中已有不少内容属于政党理论的范畴,2002年出版的《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2004年出版的《政党现代化论》等专著甚至和我的设想已经非常接近,这部书还是拖到了今天。其中固然有各种客观的原因,但最主要的还在自身。
说到这里,必须感谢人民出版社的王世勇编辑和我的学生徐锋博士。他们的请求和鼓励,使我重又拾起这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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