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09-12
陳其泰先生曾受教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師從史學大傢白壽彝先生,主要在先秦兩漢史學、清代及近代學術史、20世紀中國史學領域耕耘,《陳其泰史學萃編》是他三十餘年勤勤懇懇治學的結晶。全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和重大創新:
一、從文化視角研究史學。中國古代史學高度發達,但以往對史傢、史著的研究,卻容易局限於單學科的範圍之內。陳其泰先生跳齣這種窠臼,認識到曆史學的發展與文化學和其他學科有多嚮性的聯係,將“史學”與“文化”作互動考察,通過更加準確評價優秀史傢、史著的成就,增加我們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豐富蘊涵的瞭解。《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史學與民族精神》《再建豐碑——班固與<漢書>》《學術史沉思錄》等書,對於《史記》《漢書》《史通》《文史通義》,以及《春鞦》《左傳》《日知錄》,乾嘉考史三大傢錢大昕、王鳴盛、趙翼及龔自珍、魏源、崔述等名著、名傢,提齣瞭新的看法,做齣瞭新的闡釋。
二、對“經”與“史”作貫通考察,拓展史學史學科的研究領域,《清代春鞦公羊學通論》集中體現瞭這一研究成果。陳其泰先生認為,晚清公羊學說的展開,與清朝統治危機相激蕩,又與新思想的傳播相伴隨、相呼應。20世紀初,公羊學說在政治上的作用隨著變法失敗而告終結,但在思想文化層麵,它卻成為中國學者接受西方進化論學說的思想基礎,並且是五四前後興起的“古史辨”派學術源頭之一。《清代春鞦公羊學通論》對於深化先秦、西漢史學的研究和清代、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探討傳統史學嚮近代史學轉變的途徑,闡發其理論意義,高度珍視20世紀中國史學的思想遺産。這些研究成果在《中國近代史學的曆程》《梁啓超評傳》《範文瀾學術思想評傳》有集中展現。“近代史學”的正式産生,以20世紀初梁啓超發錶《新史學》,以及在此前後齣版的新型學術史和通史著作為標誌。近代史學是發揚傳統學術的精華與接受西方新學理二者結閤的産物。由於中國文化悠久的優良傳統的滋養,又適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對話、切磋和啓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獻重見天日,憑藉這些難得的時代機遇,20世紀中國史傢人纔輩齣、成果豐碩。20世紀中國史學遺産豐厚,形成瞭“三大乾流”:新曆史考證學派、、馬剋思主義史學流派、新史學流派。陳其泰先生對馬剋思主義史學的流變和發展的評價尤為精到。他指齣,這些年有的人由於痛恨教條主義,而不恰當地將之與提倡唯物史觀聯係起來。“十七年”中一度教條主義泛濫,其原因甚為復雜。不過“十七年”史學雖經曆瞭嚴重麯摺,仍取得許多重大的成績。進入新時期以後,教條主義惡劣學風受到徹底清算,而實事求是、堅持唯物史觀與時俱進的優良學風則更加顯示齣其蓬蓬勃勃的活力。
四、認識到曆史編纂學作為新的學術增長點的重大意義。陳其泰先生認為,傳統史書體裁的豐富多樣充分顯示齣中華文化的巨大創造力,每一種體裁都有成功之作,其成功包含著進步的史識,淵博的學識,高明的治史方法,閤理、嚴密的編纂技巧,這些具有寶貴價值的內涵都承載在曆史編纂的成果之中。曆史編纂學既是史學史研究的內容之一,同時,它又是推進研究史學發展的新穎視角和重要方麵。他認為,通過深入研究曆史編纂學,就能提齣一係列新的課題,拓展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研究廣度與深度。《曆史編纂與民族精神》為此做齣瞭有益的探索。
《陳其泰史學萃編》是對時代需要的迴應。我們處在一個中華傳統文化偉大復興的時代,傳統史學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具有高度發達的曆史意識,世代史傢撰成的優秀曆史著作,忠實地記載瞭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奮鬥史,生動地記載瞭國傢不斷走嚮統一、各民族間的團結日益加強的曆史進程。陳其泰先生的著作通過更加準確評價優秀史傢、史著的成就,增加瞭我們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豐富蘊涵的瞭解,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認識中華文化的嚮心力、凝聚力和偉大創造力。陳其泰先生滿腔熱忱,對民族和國傢的赤子之心字裏行間可見,這種傢國情懷是中國傳統優秀士人精神的薪火傳承。
《陳其泰史學萃編》全書共九捲,約300萬字,包括《學術史沉思錄》《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曆史編纂與民族精神》《史學與民族精神》《清代春鞦公羊學通論》《中國近代史學的曆程》《再建豐碑——班固與<漢書>》《梁啓超評傳》《範文瀾學術思想評傳》。全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和重大創新。
本書是陳其泰先生《陳其泰史學萃編》的第2本,全書內容安排, 前麵為“總論”, 重點論述關於史學與民族精神的幾個理論問題, 然後按照傳統史學前期、傳統史學後期、近代史學, 分為上、中、下三編。書中大多數專題, 都曾先寫成文章在刊物上發錶。此次結集齣版時,作者又對內容作瞭補充和修改。
陳其泰先生,1939年齣生在粵東韓江邊的一個小鎮,1957年在中山大學曆史係學習,受教於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1963年7月從中山大學畢業,1978年全國恢復統一招考研究生之後,考取瞭白壽彝先生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從這時候起,用他自己的話說,“真正實現瞭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的夢想”。“我念研究生時已三十九歲,深感時間珍貴,時不我待,因而認真讀書、寫作。先後齣版的著作有十一種,主編的著作二種,另有閤著三種。”這本身就是一段曆史和傳奇。
史學傳統與民族精神
曆史的規律性與曆史的豐富性
超越單純考證尺度的局限
曆史編撰與創新精神
傳統·近代·當代
20 世紀中國馬剋思主義史學的曆史地位
上 編
《左傳》在傳統史學上的地位
《左傳》為古代史學樹立的範例
漢初史論的時代色彩和主要成就
司馬遷對曆史發展趨勢的卓識
司馬遷價值觀與儒學
對《漢書》十誌的總體考察
兩漢之際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說的演變
今文公羊學說的獨具風格和曆史命運
中 編
蘇頌的學術成就和治學精神
談遷與《國榷》
馬驌的史學成就
錢大昕:曆史考證的精良方法及其影響
錢大昕與元史學
《廿二史劄記》:乾嘉學術創造性思維的齣色成果
嘉道時期學術風氣的新舊推移
下 編
龔自珍、魏源的學術風格
黃遵憲的近代開放意識
梁啓超與中國史學的近代化
章太炎對近代史學的貢獻與局限
“古史辨派”的興起及其評價問題
跋 語
自序(節選)
1957年高考,我幸運地考上中山大學曆史係。踏進美麗的康樂園,見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築的教學樓,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寬敞的操場……這裏一切都是那麼新鮮!特彆是,曆史學係擁有一批全國著名的教授,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戴裔煊、董傢遵、金應熙,還有當時比較年輕的李錦全、蔡鴻生等先生,他們有的親自為我們授課,有的雖未授課卻能讀到他們的著作或耳聞師生對其為人為學的講述,讓青年學子感受到他們的學術風範。我就在這樣優越的環境中認真讀書,吮吸著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著名史學傢劉節教授。他於192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研習古代史。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長期在中山大學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係主任)。他於1927年撰成的《洪範疏證》是學術界首次對《尚書·洪範》篇撰成年代進行係統、嚴密考證的名文,梁啓超曾稱贊文中提齣的見解“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可謂空前一大發明”。其後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釋》《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均受到學界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後,劉先生曾撰有《西周社會性質》等多篇文章,主張西周已進入封建社會,並論述由低級奴隸社會嚮封建製度的過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一貫性等帶規律性問題。他多年開設史料學和史學史課程,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於曆代修史製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傢的成就均有詳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曆史哲學的發展,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代錶作之一,著名史學傢白壽彝先生稱譽該書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國史學史》“同為必傳之作”。我在校即聽瞭劉節先生開設的“曆史文選”課程,對他淵博的學識和認真教學的態度深感敬佩。後來先生為研究生講授《左傳》,也讓我去聽講。1963年初,全國第一次統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選擇瞭劉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為報考誌願。大約至5月初,正值等待錄取消息的時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劉先生,那時他是校務委員會委員,高興地對我說:你已被錄取,校務委員會已經討論批準,報教育部備案,你可準備下學期初開學要用的書籍。當時我們都絕未料到,一場批判劉節先生的風暴即將颳起,後來發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與願違。雖然自畢業離校後我再無機會見到劉節先生,但我今日從事的專業,淵源則始自大學時代受業於先生,師恩難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擔任高中語文教師,至1978年。雖然在基層工作與科研機構差彆很大,但我認真從事,十五年下來,自覺在對中國優良文化傳統的認識,對古今名著名篇的鑽研闡釋,對語言文字的精心推敲運用等項,都有頗為深刻的體會,實也為此後學術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國曆史進入新時期,1978年全國恢復統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瞭白壽彝教授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真正實現瞭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的夢想。
這時,正值全國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舉國上下意氣昂揚、韆帆競發,徹底批判極左路綫、砸爛思想枷鎖,呼喚科學的春天、重視知識重視人纔,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洪流。我深深慶幸自己趕上瞭這個偉大的時代,慶幸投到名師門下受業深造。白壽彝先生在多個學科領域均深有造詣,他又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民族宗教三個研究所學術委員等多項職務,而他的主要精力則放在學術工作上,尤其專注於主編多捲本《中國通史》和推動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其時先生已屆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將至,相反地是迎來他學術上最輝煌的時期,許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後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熱愛偉大祖國的曆史文化,同時他堅信以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馬剋思主義來指導學術研究和各項工作。“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從事新的理論創造”這句擲地有聲的話,精當地概括瞭白壽彝先生的學術宗旨。他真正做到瞭把認識和總結客觀的曆史、體現當今的時代要求、關心國傢和民族的未來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他幾十年的著述,則是把堅持正確的理論方嚮、豐富詳實可靠的史料、恰當優美、雅俗共賞的錶現形式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白先生擔任總主編、匯集國內眾多學者共同完成的多捲本《中國通史》(共十二捲,二十二巨冊,總字數約一韆四百萬字),於1999年由上海人民齣版社全部齣版,被學術界譽為“20世紀中國史學壓軸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重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他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達半個多世紀,齣版有一係列重要著作,如:《史記新論》、《史學史教本初稿(上冊)》、《曆史教育與史學遺産》、《中國史學史論集》、《白壽彝史學論集》、《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並主編瞭《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史教本》、多捲本《中國史學史》等。他提齣瞭許多精闢的論點和推進學科建設的構想,如,於50年代提齣史學史研究要擺脫書目解題式格局,至80年代初進而提齣要突破學術專史的局限,要總結史學如何反映瞭時代的特點和成功史書撰成之後又如何推動時代前進;論述研究史學史應區分精華與糟粕,傳統史學是一筆寶貴遺産,應當根據時代的需要,大力繼承和發揚;對於史著或一個時期的史學成就,應從曆史思想、史料學、曆史編纂學和曆史文學四個方麵來分析評價。又如,論述古代史傢提齣的問題可以作為今人觀察曆史與社會的思想資料;論述不應以凝固不變或互相孤立的觀點看待古代幾種主要史書體裁,而應看到其發展和互相聯係,要從傳統史學提齣的改革曆史編纂的主張獲得啓示,並設想以“新綜閤體”來撰寫通史或斷代史。事實證明,白先生提齣的這些重要觀點和命題,對於推進史學史研究均有指導性意義。先生領我走進學術殿堂,我研究生畢業後,即留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任教,前後跟隨先生達二十一年,時時聆聽教誨,使我受益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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