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3
1999年,享有盛譽的CEO傑剋·韋爾奇的這部自傳甫一問世,就吸引瞭世界的目光,並以700萬美元的天價創下瞭當時美國傳記齣版收入之。如今,10年過去瞭,該書中文版的銷量也早已突破二百萬大關,成為企業傢傳記類圖書中少有的幾部必讀經典書之一。
以的標準看,這並非一部完美無缺、無懈可擊的傳記,然而卻是一部韋爾奇注入畢生心血、筆寫就的個人傳記。在《傑剋·韋爾奇自傳》這本自傳中,韋爾奇透露瞭他的青年歲月、成長曆程、管理秘訣,以及如何開創瞭一種獨特的管理模式,幫助龐大多元的商業帝國擺脫龐大體製的痼疾,走上靈活主動的道路。他用自己特有的韋氏語言,把人生體悟、職業經曆、管理經驗巧妙地結閤在一起,織就瞭一部富有智慧、獨具韻味而又發人深思的管理傳奇。
傑剋·韋爾奇,1960 年在GE公司開始職業生涯,1981年成為該公司的第八任董事長兼CEO,是該公司曆史上年輕的董事長。在任期間,GE 公司的市值從130億美元增長到超過4000億美元,高居世界。他本人被譽為“CEO”、“受尊敬的CEO”、“美國當代成功、偉大的企業傢”。
2000年感恩節後那個星期六早晨,我的大部分時間都在等待“新人”的到來。這是個暗語,指代我的繼任者,也就是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GE)未來的董事長兼CEO。
星期五晚上,董事會一緻同意傑夫·伊梅爾特(Jeff Immelt)成為我的繼任者。於是我給他打瞭個電話。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和你的傢人明天可以到佛羅裏達來度嗎?”
顯然,他已經知道發生瞭什麼事情。所以我們沒有繼續談這事,而是立即著手安排所有相關事宜,以便他能夠馬上到佛羅裏達來。
星期六早上,我急切地等候著他。耗時的CEO交接過程已經結束,我正準備開車離開,這時傑夫的車開到瞭我所在的汽車道。他看上去非常高興。我於是立即走上前,還沒等他完全從車裏齣來,就一把抱住他,對他說瞭那句雷吉·瓊斯(Reg Jones)20年前跟我說過的話:
“祝賀你,董事長先生!”
我們熱烈地擁抱在一起,那情形就仿佛我們成功地完成瞭交接工作。
此時此刻,我的思緒一下子將我帶迴瞭20年前的那:雷吉走進我在康涅狄格州費爾菲爾德的辦公室,熱烈地擁抱我,情形同現在如齣一轍。
雷吉其實很少做齣那種激烈的動作。然而當時他的臂膊那樣有力地擁抱著我,臉上浮現齣微笑。1980年12月的那,我是美利堅閤眾國快樂的人,當然也是幸運的人。如果可以讓我任意選擇理想的工作,我想就應該是這份工作瞭。因為它給瞭我寬廣得不可思議的業務經營範圍:從飛機引擎和發電機到塑料、藥品以及信貸服務等等。GE所做的和即將要做的一切,事實上已經深入到我們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
重要的是,這是一份75%與人相關、25%與其他因素相關的工作。它使我可以和這個世界上聰明、具創造力、有競爭力的一些人在一起工作,他們當中很多人都比我要聰慧得多。
我1960年加入GE時,視野還不夠開闊。作為一名剛獲得博士學位的24歲的助理工程師,我的年薪是10 500美元,當時希望自己到30歲的時候年薪可以達到30 000美元。這就是我當時的目標,當然,如果說我有目標的話。當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花費瞭大量的業餘時間。接踵而來的就是步步高升,而且似乎每一次的提升都足以開闊我的視野,以至於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開始想,也許某自己也能成為CEO。
然而,這種可能性似乎在與我背道而馳。我的很多同齡人認為我是方枘圓鑿,對於GE來說是完全不閤適的。確實,我這人性格比較急躁,對於某些人來說,還可能屬於那種齣言不遜的人。在他們眼中,我的行為舉止總是顯得與眾不同,特彆是在為商業成功而經常在附近酒吧舉行的大大小小的慶祝酒會上。
不過幸運的是,GE的很多同事都還有勇氣喜歡我,雷吉·瓊斯就是其中一位。
從錶麵上看我和雷吉的區彆之大,無論怎麼說都不過分。雷吉齣生於英國,擁有政治傢的風度,外錶整潔高貴;而我呢,一名愛爾蘭裔美國列車員的獨生子,是在波士頓以北16英裏的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長大的。雷吉非常沉穩,彬彬有禮;而我呢,粗魯、大嗓門、容易激動、帶著濃重的波士頓口音而且說話口吃。那個時候,雷吉是全美令人欽佩的企業傢,一個在華盛頓有著影響力的人物;而我呢,一個在政策方麵沒有任何經驗的職員,離開瞭GE公司,恐怕就再沒有人認識我瞭。
不過,我總是覺得自己可以和雷吉産生共鳴。他很少流露自己的情感,甚至從來沒有露齣任何蛛絲馬跡。然而,我有一種感覺,覺得他非常理解我。從某種角度來說,我和他是誌趣相投的人。我們尊重彼此的不同之處,共享著某些重要的東西。我們都喜歡分析、計算和自己做準備工作。我們都熱愛GE。他知道GE需要有所改變,而且認為我正好有這份激情和智慧去實現它。
我不知道他對我希望GE改變的想法到底瞭解多少,但是這20年來他對我的支持從來沒有動搖過。
接任雷吉職位的競爭非常殘酷,因為整個過程都被濃重的政策導嚮和個體的自我膨脹所復雜化,我自然也不例外。這是非常令人不快的。開始的時候,總共有7名來自公司不同部門的候選人,因為公開競爭雷吉的職位而備受公眾的矚目。而雷吉起初並沒有想到這件事會造成後來的分裂和高度官僚主義的局麵。
雖然這些年來我沒有齣現什麼緻命的失誤,但確實也犯過一些小錯。所以一直到雷吉在1980年12月19日終說服董事會同意我成為他的繼任者時,我能否如願以償仍不明朗。 我還記得當時一位GE同事對我說,就在任免決議宣布的當天,他到總部附近的“嗨嗬”酒吧喝酒,發現一位公司老職員正鬱悶地對著一瓶馬提尼酒沒完沒瞭地嘆息:“我隻給他兩年的時間,接著就該輪到貝爾維(Bellevue)瞭!”
然而,我卻讓這位老職員等瞭20年!
在我當董事長的這些年裏,我受到瞭媒體的廣泛關注,有好的也有壞的。但直到1998年7月初,《商業周刊》(Business Week)上的那篇關於我的長篇封麵報道所引發的洪水一般嚮我發來的郵件,纔使得我有瞭寫這本書的動機。
為什麼呢?因為就是這篇文章,使得數以萬計的陌生人給我寄來瞭許多封感人至深、富有靈感的信件,他們都在信中談到自己的職業狀況。其中有很多人說,由於組織機構的壓力,他們不得不改變自己做人的原則,忍受某些事情,服從於某些人的意誌,而所有這一切隻不過是為瞭所謂的成功。他們喜歡報道中的焦點,即我不願意改變自己意誌的行為。這篇報道暗示,我能夠使這個世界上大公司之一的行為方式接近我成長過程中的人群。
和公司的幾韆名員工們一起,我試圖在這種大公司的理念中建立起一種非正式的氛圍,而這種氛圍就跟街角的鄰裏雜貨鋪的氛圍一樣。
當然瞭,具體實施起來比想象中要復雜得多。在我的早年歲月裏,我近乎瘋狂地嚴格要求自己誠實守信,與官僚浮誇作風進行鬥爭,哪怕這樣做意味著我在GE不會獲得成功。我同時還記得自己在扮演一個不同的自我時承受的巨大壓力。我也要遵守遊戲規則。
在我得到提名當上副董事長後不久,在舊金山齣席次董事會會議時,我穿瞭一件熨得筆挺的藍色套裝,配以漿挺的白色襯衣和色澤鮮艷的紅色領帶。我這樣做是為瞭在董事會的其他成員麵前錶現得比我43歲的年齡和名聲更加成熟。我猜我當時應該是想讓自己看上去或者錶現得更像一個典型的GE副董事長。
就在會議結束後舉行的雞尾酒會上,GE的一位董事保羅·奧斯汀(Paul Austin)—他同時也是可口可樂公司的董事長,走到我麵前,摸瞭一下我的套裝,說道:“傑剋,這不是你。如果你還是你的話,你應該看上去比現在好得多。”感謝上帝,奧斯汀居然知道我是在演戲,並且還能夠這麼關心地告訴我:企圖扮演某個我永遠都不可能成為的人,對於我來說簡直就是一場災難。
縱觀在GE的41年,我經曆瞭許多起起伏伏。按照媒體的說法,就是從王子到豬玀,然後再反過來的過程。實際上,我被人們比做過好幾種東西。
早先,當我還在我們剛成立的塑料集團工作的時候,就有人說我是一個異想天開的人。而我20年前榮登CEO寶座後,華爾街上還有人問道:“哪個傑剋?”
20世紀80年代初期,當我試圖通過裁員使GE更有競爭力的時候,媒體授予我“中子傑剋”(Neutron Jack)的稱號。而當他們隨後發現我們的主要關注點在於GE的價值和文化時,他們又說,是不是“傑剋變軟瞭”。我曾經是“數一數二傑剋”( or No.2 Jack)、“服務傑剋”(Services Jack)和“化傑剋”(Global Jack),近年來,又成瞭“六西格瑪傑剋”(Six Sigma Jack)和“電子商務傑剋”(e-Business Jack)。
2000年10月的時候,我們企圖收購霍尼韋爾(Honeywell),而我又同意留下來完成這次過渡,所以有些人把我看成死皮賴臉霸著CEO職位不撒手的“老不死傑剋”。
我不是想用這些比喻來述說自己,而是想用它們來描述我們公司這些年來經曆過的一些階段。事實上,我這樣一個在馬薩諸塞州的塞勒姆由母帶大的小男孩,從來就沒有過太大的改變。
1981年,我在紐約的皮埃爾大酒店(Pierre Hotel)接受華爾街專欄分析傢的采訪。我對他說,我希望GE能夠成為“世界上富競爭力的企業”。我的目標是將一種小公司所擁有的精神注入GE這樣的大公司中去,擺脫傳統企業的保守思維,從而使得我們的公司比隻有我們五十分之一大的公司更有活力、更靈活、適應性更強。同時我還對他說,我理想中的公司能夠做到“每一位員工都有機會去嘗試所有的新鮮事物—即每一位員工都可以確信,除瞭他們自身的創造力和主動性以及個人價值標準的限製外,沒有任何阻力能夠妨礙他們前進多遠、前進多快”。
我將我的頭腦、熱情、勇氣投入到瞭這四十多年生命曆程中的每。我很慶幸自己可以成為GE的一分子。本書試圖將讀者也重新帶入到這一旅程中去,後,我相信我們已經創立瞭世界上偉大的企業,一個不斷學習、有著無限文化底蘊的企業。
讀者完全可以自己參照我1981年在皮埃爾大酒店所描述的“願景”,從而判斷我們是否實現瞭我們的目標。
這本自傳不是一部完美的商業傳奇。我的觀點是,商業更像一個世界級的大飯店,當你透過飯店廚房的門縫偷看時,那些食物看上去遠沒有裝在精美瓷器中、擺上飯桌的好。商業就是雜亂不清和混沌。在我們的廚房裏,我希望你們可以發現某些對你們實現自己的夢想有所幫助的事物。
這裏並沒有什麼真理或管理秘籍。不過在我的旅程中産生瞭一種哲學。我遵循對我行之有效的一些基本理念,誠信是其中重要的。我總是相信簡單、直接的方法。這本書同樣也試圖展示給大傢:思路打開以後,一個企業,還有我們每一個人,可以從中得到一些什麼東西。
我現在纔真正領會到“失敗乃成功之母”的含義。
任何人的憧憬和夢想都不是直綫式發展的,我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這是一個幸運兒的故事。他沒有計劃,也沒有與眾不同,雖然磕磕絆絆,卻始終是在嚮前發展。就在世界上的一個企業中,他生存下來,並且得以茁壯成長。這甚至還是一個美國小城市的故事。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根,即使在我見識瞭一個前所未聞的世界之後也是如此。
盡管如此,這本書更應該是其他人已經經曆過的故事—成韆上萬聰明、自信心強、充滿活力的員工們互相學習如何打破舊工業世界,並朝著融閤生産、服務和技術的新興理念的方嚮發展。
他們的努力和他們的成功纔是我的徵途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我非常慶幸自己能夠成為其中的一分子,而這正是源於雷吉·瓊斯20年前走進我的辦公室時給我的那個令我終生難忘的擁抱。
第二章 脫穎而齣
我想要做的就是""脫穎而齣""。如果我僅僅是迴答他的問題,那麼就很難引起注意。其實每當老闆們提齣問題時,他們在腦海中早已經有瞭自己的答案,他們隻是想得到再次的確認而已。為瞭顯示與眾不同,我想我的迴答應該比提齣的問題範圍更廣泛一些。我想給齣的不僅僅是答案,還有意料之外的新鮮觀點。
1961年,我已經以工程師的身份在GE工作瞭一年,年薪是10 500美元。這時,我的位老闆給我漲瞭1 000美元。我覺得這還不錯,直到我後來發現我們一個辦公室中的四個人薪水居然完全一樣。我認為我應該得到比""標準""加薪更多的東西。
我去和老闆談瞭談,但是討論沒有任何結果。
沮喪之際,我萌生瞭跳槽的想法。我開始瀏覽《化學周刊》(Chemical Week)雜誌和《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的""招聘信息""欄目,希望能夠早日離開這裏。我覺得自己陷入瞭一個大組織底層的""鏇渦""之中。我想齣去。不久,我找到瞭一份收入不錯的工作,這是一傢設在芝加哥的國際礦物及化學公司(International Minerals & Chemicals),離我嶽母的住所不遠。看來這是一次抽身的機會。
這次早已預先確定好的標準的工資浮動使我看到瞭這傢公司的吝嗇,這是緻使我感到憤怒、想離開的一部分原因。當初GE招聘我的時候,這傢公司給人的感覺是到處鋪滿瞭紅地毯,給人以無限的希望。他們說,我正是他們開發新型塑料産品PPO的閤適人選。
當我和卡羅琳來到馬薩諸塞州匹茲菲爾德時,我曾幻想至少還有一點可取之處-這種誘惑人的待遇條件繼續存在。我們來到GE時,口袋裏隻有一點零錢。我們開著那輛褪色的黑色大眾,跋涉950英裏從伊利諾伊來到GE。當我於1960年10月加入GE的時候,正好趕上當地的工會罷工。為瞭躲開罷工糾察綫,我在當地一個倉庫裏以""流水綫開發專傢""的名義報到上班。
馬上,我的新老闆伯特·科普蘭(Burt Coplan)宣告瞭這段蜜月期的結束。科普蘭是一個40歲齣頭、身材瘦削的開發部經理,他問我和我的妻子是否已經在城裏找到瞭寓所。當我告訴他我們現在住在當地的旅館時,他說道:""這個......你知道,我們不負責解決這種問題。""
我幾乎不敢相信。如果這不是我工作的周,也許我根本就不會放在心上,不過我不會再多說這件事。科普蘭在麵試我的時候比現在和藹可。事實上,他也是個挺不錯的人,他隻是把處處節省看成瞭自己的工作。
他的行為使得GE看上去好像正處於破産的邊緣。
我對GE所抱的幻想全部破滅瞭。我們搬齣瞭旅館。我住進瞭一傢更便宜的汽車旅館,而讓妻子到塞勒姆和我母住瞭幾個星期,直到我們找到瞭一傢公寓。後,我們搬進瞭大街一棟木質結構的二層房子,住在一層的一套小公寓裏。那棟房子的女房東對暖氣過於吝嗇,所以我們不得不經常敲牆請求房東升高自動調溫器的溫度。即使這樣,她還總是隔著紙一般薄的牆對我和卡羅琳喊道:""穿件毛衣!""為瞭給這個地方配點傢具,我的父母給瞭我們1 000美元,讓我們買瞭一個沙發和一張床。
年裏,並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麼糟糕,也有一些我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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