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2024-11-23
★國學大師梁啓超傾力創作!晚清第1權臣,近代史具爭議的人物
★李鴻章的局限仍是今日國人的局限!看他如何突破內政、外交的睏局
★建功立業者總有其獨特的人生沉浮進退、得失成敗之道
★為官從政、為人處世必讀傳記經典
梁啓超說:“四十年來,中國大事,幾無一不與李鴻章有關係。”從一個人可以看到一個民族的四十年,這樣的人物無論如何都應該被重視和銘記。
《李鴻章傳》從李鴻章的早年落拓,寫到他鎮壓太平天國,創辦洋務運動使其聲望達到頂點,再到甲午戰爭撞碎其強國夢,迅速由盛而衰,ZUI後隻能周鏇於列強的外交舞颱直至死去的悲壯一生。
甲午年洋務運動的破産,讓人感到“以一人而敵一國”的無望與悲慟,梁啓超也由此發齣“吾敬李鴻章之纔,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的感嘆。
梁啓超把李鴻章與曾國藩、張之洞、俾斯麥、加富爾、伊藤博文等人做瞭比較,指齣李鴻章是懷著忍辱負重、死而後已之心為清政府“修修補補”的,隻不過他缺少長遠的政治眼光,不懂得為後世立百年計。
李鴻章不懂得現代民主政治的特點和國民的地位、國民在現代國際競爭中的作用、政府與民眾的關係,因此在國際競爭中處處落於下風。處處受製。總之他的失敗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敗,是晚清政府不瞭解世界大勢,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結局。
梁啓超,字卓如,號任公,彆號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少年得誌,12歲中秀纔,15歲中舉人。1890年起師從康有為。1895年在北京與康有為發動“公車上書”,參加強學會。鏇為上海《時務報》主筆。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1898年參加“百日維新”,同年變法失敗,逃亡日本,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1913年歸國,齣任共和黨黨魁,不久又組織進步黨,並任北洋政府司法總長。晚年在清華大學講學。
一生著述宏富,涵蓋政治、經濟、哲學、法學、曆史、新聞、語言、宗教等領域。其著作編為《飲冰室閤集》。
他是西方學術、思想和文化的傳播者,是民智的啓濛者。在清末民初這個動蕩不安、急劇變革的時代,能將輿論、政治、學問三者集於一身並能登峰造極者,唯梁一人而已。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處於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已有長足的進步,政治體製改革卻步履維艱,且不得不麵對國際金融危機的睏局。在新一輪的曆史大螺鏇中。沒有瞭亡國滅種的緊迫感,也仍未建成一個理想完善的公民社會,一百多年前梁啓超“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傢而在國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齣現之前,永遠不會過時。
——章立凡
李鴻章其實不知道國傢事務,不知道國傢是什麼,不知道國傢與政府是怎樣的關係,不知道政府與人民的權限,不知道當大臣應盡的職責。他對西方富強的原因其實是不知道的,以為我國的政治、教化、文明、物産、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趕不上的不過是槍炮、輪船、鐵路、機器罷瞭。我們就學這些,洋務運動就完成瞭。這就是現在舉國異口同聲的論調,而李鴻章實際上是他們三十年前的前輩他們東施效顰、邯鄲學步,隻不過讓他們的醜陋更加暴露齣來,終究不會成功是必然的。
李鴻章這麼忠誠,有這麼敏銳的洞察力,他又長時間擔任重要職務,掌握大權,但成就卻僅僅到瞭今天這個水平,這是為什麼呢?這是因為他隻知道有軍事,卻不知道還有民政;知道有外交。卻不知道還有內政;知道有朝廷,卻不知道還有國民。每天責備他人看不清時局,而他自己對時局就沒有弄明白;每天責備他人搞派係,舊習氣難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係、舊習氣跟那些人比起來,也不過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區彆。他不知道今天的國際競爭,不靠國傢而靠國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國能夠消除派係、消除舊習氣,通過新政而富強的,那種改革的動力都是來自下麵而不是上麵。
——梁啓超
重讀《李鴻章》
李鴻章傳(白話文)
序 例
diyi章 緒論
第二章 李鴻章所處的曆史位置
第三章 李鴻章未發達以前及當時中國的形勢
第四章 軍事傢李鴻章(上)
第五章 軍事傢李鴻章(下)
第六章 洋務運動時期的李鴻章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戰爭時期的李鴻章
第八章 外交傢李鴻章(上)
第九章 外交傢李鴻章(下)
第十章 賦閑時期的李鴻章
第十一章 李鴻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結論
天下隻有平庸之人既不會挨罵,也不會得到贊譽。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罵一個人,那麼他就可以稱得上是超乎尋常的奸雄;如果全天下的人都在贊美一個人,那麼他則可以稱得上是超乎尋常的豪傑。但是說這些話的人差不多都是些平常人,有見識、有纔乾的幾乎一個也找不到,那麼讓平常人評論超乎尋常的人,難道是一件可信的事?所以,譽滿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媚俗趨時的僞君子;謗滿天下的人未必不是偉人。俗話說“蓋棺論定”,我卻發現有些人死瞭幾十年、幾百年,還沒有一個確定的評價。說好的還在說好,說壞的還在說壞,讓後世論者無所適從。
比如說,有的人被韆萬人贊揚,但詆毀他的人也不下韆萬個;誇他的人把他捧到jizhi,罵他的人卻把他貶到jizhi;他今日所受到的詆毀恰好可以抵消從前得到的贊譽,他所得到的贊譽也恰好補償瞭從前所受到的詆毀。像這樣的一個人,該怎麼評價呢?答案是他是個非凡的人。這個人是非常的奸雄還是非常的豪傑先不說,單是他所處的位置與層次,就不是普通庸人的眼光所能達到的,也不是普通庸人所能隨口鬍說的。隻有理解我這話的意思的人,纔可以看我的這本《李鴻章》。
我敬重李鴻章的纔乾,我惋惜李鴻章的見識之不足,我同情李鴻章的遭遇。李鴻章環遊歐洲之時,在德國見到瞭其前首相俾斯麥,問他說:“如果一個做大臣的人想要給國傢盡力辦事,但朝廷上所有人的意見都與他不閤,閤起來拉他的後腿,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想按自己的想法辦事,該怎麼辦呢?”俾斯麥迴答說:“ZUI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有他的支持就能獨攬大權,那還有什麼事辦不瞭?”李鴻章說:“比如現在有一個大臣,他的君主無論誰的話都聽,君主身邊那些大臣侍從經常狐假虎威,藉君主的名義乾涉大事。要是這樣,這個大臣該怎麼辦呢?”俾斯麥想瞭很久纔說:“一個當大臣的,假如用真心操勞國事,估計沒有不被君主體諒的,唯獨在婦人女子手底下辦事,就不好說瞭。”(這些話是從西方報紙翻譯過來的,普通華文報刊如《星軺日記》,所登載的內容,因為有所忌諱而不敢全譯。)李鴻章聽瞭這話沉默不語。唉!每次我看到這段對話,就知道李鴻章心裏的氣憤和憂愁、牢騷與煩悶不是尋常旁觀者所能理解的。我之所以批評他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我之所以理解他也是齣於這個原因。
自從李鴻章揚名於世界,五大洲各國各界幾乎隻知道有李鴻章,而不知道有中國。簡單地說,這是因為李鴻章已經成為中國duyiwuer的名人代錶。這些人以外國人的身份評論中國的事,是沒法兒瞭解真相的,原因固不待言,但李鴻章卻稱得上是中國近四十年曆史上diyi流的關鍵人物。凡是讀過中國近代史的人都不可避免地看到李鴻章的名字,而讀《李鴻章傳》的人也必須要拿著本《中國近代史》做參考,這已經成為共識瞭。這樣說來,我寫的這本書換個名字叫作“同光以來大事記”也是可以的。
不但如此,凡是一個國傢的當今社會現象一定與這個國傢此前的曆史有聯係,所以此前曆史是當代社會現象齣現的原因,而當代社會現象是曆史發展的結果。鴻章和今日中國的關係既然如此之深,那麼想要評論李鴻章,一定要用準確的眼光觀察中國幾韆年來政權變化更迭的大趨勢、民族滅亡與興盛的規律,以及現在中國外交的內幕秘聞。隻有這樣,纔能瞭解李鴻章在中國曆史上的獨特地位。孟子曾說過“知人論世”,社會大事固然不容易說明白,難道人就是那麼好瞭解的嗎?今天,中國從事時事評論的人往往把平定太平天國、平定撚軍叛作為李鴻章的功勞,把數次議和談判作為李鴻章的罪過,但在我看來,這樣的功罪評價都是很不恰當的。從前,俾斯麥曾經對李鴻章說過:“我們歐洲人把抵禦外侮當作功勞,而為瞭一傢的利益殘殺同胞,我們不認為這是榮耀。”而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叛亂、平定撚軍叛亂的業績是兄弟相殘,如果哥哥打弟弟也能被當成功勞,那麼天下的兄弟都會因此而不安。如果我們的國人常因為國恥而憤怒,痛恨和議,而因此將怨恨全部轉移到李鴻章身上,事齣雖然有因,但不妨換位思考一下,在一八九五年二三月份、一九○○年八九月份,假如把批評的人放在李鴻章的位置上,那麼他的行為、決定、處理方法當真能比李鴻章強嗎?這些人之所以對李鴻章橫加指責,是因為他們都是一群隻會指手畫腳、笑人罵人的隻圖口舌痛快的旁觀者而已。因此,我對李鴻章的功過評論是和這些說法大不一樣的。現在李鴻章已經死瞭。外國人在評價他的時候,都認為他是中國diyi人。有一種說法是:“李鴻章之死,勢必會令中國今後的局勢發生大的變化。”李鴻章到底能不能稱得上是中國diyi人,我說不好,但是現在那些超過五十歲的人,三四品以上的官沒有一個可以望其項背,這個我敢保證是一定的。李鴻章的死會不會影響中國全局,我也說不好,但現在這個政府失去瞭李鴻章,就如同老虎失去瞭倀,瞎子失去瞭說唱的本領,前景堪憂,麻煩越來越多,這也是我敢斷言的。我倒真心希望外國人的說法不是真的,要是真是那樣的話,我們這樣大的一個中國居然要靠李鴻章一個人來支撐,中國還有救嗎?
西方有句哲言叫“時勢造英雄,英雄也造時勢”。像李鴻章這樣一個人,我不能說他不是英雄。即便如此,他也隻是時勢所造就的英雄,而不是造就時勢的英雄。時勢所造就的英雄都是尋常英雄。天下這麼大,曆史這麼久,什麼社會沒有時勢?所以翻一下二十四史,像李鴻章這樣的英雄,簡直可以說是車載鬥量。但是,能造就時勢的英雄韆年也找不齣一個,這就是中國曆史陳陳相因缺乏新意而不能産生光耀世界、震撼人心的大事件的原因。我在寫這本書時,這種感覺始終存在心中。曆史學傢在評論霍光的時候常常感嘆他不學無術。在我看來,李鴻章之所以不能成為世界級彆的偉大英雄,也是因為這四個字。李鴻章不清楚民眾的實質,不通曉世界發展趨勢,不懂得政治的本源,在十九世紀這個競爭進化的時代,還嘗試著小修小補的改良,貪圖一時偏安,不想著擴充國民實力,把中國建設成為威名遠播的富強國傢,卻僅僅學習西方的皮毛,取水忘記尋找源頭,便安於現狀,更靠著一點兒小聰明想要和世界上的著名大政治傢相抗衡,齣讓大的利益,卻去爭奪一些蠅頭小利。如果不是鞠躬盡瘁,怎麼能解決問題呢?孟子曾說:“在尊長麵前不知避諱地大吃猛喝,卻還講求不要用牙齒咬斷乾肉,這就叫作不知道什麼是ZUI重要的事情。”這話說得很有道理。李鴻章在晚年所遭遇的樁樁失敗都是因為這個原因。盡管這樣,也不必過分苛責李鴻章吧。那李鴻章畢竟不是個能造時勢的英雄。一個生在社會裏的凡人,一定會被這個社會數韆年所形成的傳統思想和習俗羈絆、睏擾而不能自拔。李鴻章沒有齣生在歐洲而齣生在中國,沒有齣生在今天這個時代而生於幾十年之前,無論是他同時代的人還是他的前人,沒有一個造時勢的英雄可以引導他、幫助他,而同時代、同環境的人物已經是那個樣子,停留在那個水平上,自然不能把責任都歸在李鴻章頭上,而且李鴻章的遭遇也和他的誌嚮不能完全實行有關吧?所以我說:“敬重李鴻章的纔乾,惋惜李鴻章的見識之不足,同情李鴻章的遭遇。”但是以後有人能沿襲李鴻章的舊路而成就大事的嗎?那時時勢已經變瞭,他之所以成為英雄的原因也變瞭,韆萬彆把我替李鴻章脫責的理由拿來寬恕自己。
……
重讀《李鴻章》
章立凡
無論生前身後,李鴻章都是個極富爭議的人物。中學年代,曆史老師口中的“大漢奸、賣國賊李鴻章”至今言猶在耳。二十多年前讀到梁啓超撰寫的《李鴻章》,正值國傢改革開放之初,頓覺耳目一新,感到此傳對洋務運動及李鴻章其人有著不同以往的全新視角。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重讀此傳,更彆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一、維新派眼中之洋務派
一九○一年(清光緒二十七年),《辛醜條約》簽訂後兩月,心力交瘁的李鴻章溘然辭世;近兩個月後,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啓超完成瞭這部傳記。是年二十八歲的梁氏以通緝在案的維新派流亡領袖身份,為七十八歲的在朝洋務派領袖作傳,其間大有深意焉。維新運動是洋務運動的繼續,兩者有著血脈上的傳承關係,如果將洋務運動視為經濟改革,則維新運動當然是政治改革。兩者的失敗皆有其曆之必然性。作者自稱“吾敬李鴻章之纔,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與流亡臣子的孤憤溢於言錶,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這一年,梁啓超先後創辦瞭《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除撰寫李鴻章的傳記外,他還為老師康有為寫瞭《南海康先生傳》,並開始自號“飲冰子”。以“飲冰”自勵,為洋務派和維新派的兩位先進作傳,可視為對一八六○年“自強運動”至庚子之變四十年間曆史的冷靜反思。梁啓超視李鴻章為中國近四十年diyi流的關鍵人物,因此也稱自己的這部著作為同治、光緒以來的大事記。洋務派冀望利用西方先進的技術維護專製統治,改革以不觸動封建專製製度為限,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技治主義”思維。對此,梁啓超問道:“李鴻章真的知道洋務嗎?為什麼他國通過洋務富強瞭,而我國大辦洋務之後卻衰落瞭呢?”在曆數李鴻章所辦洋務各案後,他道齣瞭自己的答案:“李鴻章實不知國務之人也。不知國傢之為何物,不知國傢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當盡之責任。”李鴻章以為中國的政治、教化、文明、物産、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不如人的無非槍炮、輪船、鐵路、機器罷瞭,隻需學會這些,就萬事大吉瞭。其實這是東施效顰、邯鄲學步而已,他沒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強的原因。但梁啓超也指齣,通過李氏奏摺中對現狀的深切憂慮,可知其見識也確有過人之處:李鴻章深知中國處於“三韆餘年一大變局”,因循現狀是無法苟且偷生的,希望找到安內製外的長久良方;如不變法維新,那麼戰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門戶之見則積習難除,終將一事無成;偌大一個中國,越來越缺乏人纔,將永無自強自立之日。李氏的曆史局限性在於“不知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傢而在國民”;也不知西方國傢能夠化除門戶之見,通過新的憲政走嚮富強,其改革動力來自下麵而不是上麵。他批評李鴻章“不學無術”,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響力推動曆史潮流,嘆息李氏“為時勢所造之英雄,非造時勢之英雄也”。
梁啓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倡導“造育新民”,以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為己任,這一任務曆時百年仍未完成。曆史常有輪迴,當此“大國崛起”雄心萬丈之際,民族主義甚囂塵上,那種“以為吾中國之政教文物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不知國傢之為何物,不知國傢與政府有若何之關係,不知政府與人民有若何之權限,不知大臣(時髦的說法已變成瞭‘公僕’)當盡之責任”者,仍大有人在。不學必然無術,身處晚清變局百年後的“學習型社會”,社會轉型仍未完成,學習的方嚮和方法依然不明。
二、弱國外交之辨
李鴻章謗滿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師覆滅,繼之以外交連連失敗,以“賣國賊”之罪名釘在曆史恥辱柱上,為時已逾百年。而梁啓超記述之逸聞中談及李氏與洋人交涉,態度尤為輕侮,視其為市儈之徒。認為洋人既然逐利而來,我也要把握算盤,與之計較爭利。這倒很像阿Q的“精神勝利法”,可為中國人的“國民性”做一注腳。對於李氏之外交風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傢”的贊譽,但梁啓超持相反評價,稱之為“小狡獪之外交傢”。他認為外交手段狡獪,並不代錶外交傢品德惡劣;在國傢間的生存競爭中,外交傢隻能唯利是圖。李鴻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國雖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級的外交傢中並不齣色,李鴻章的慣用手法是“專以聯某國製某國為主”,而所謂聯閤,又不靠平時交往維係,不過臨時挑唆而已。這種外交思想不外乎《戰國策》伎倆的翻版。梁啓超的判斷可謂切中要害,李鴻章式的中國外交無非承襲兩韆年前的縱橫傢故智,既昧於世界大勢,又無長遠堅定之立場,唯偏重於技巧末事,一味藉力使力,徒以縱橫捭闔為能事。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敗的教訓,認為天下不存在徒靠彆人就能生存的道理,西方的外交傢同是殷勤地與彆國聯盟,但都有自己的自立之道,做到製衡他人而不受製於人。而中國外交動稱聯閤某某國傢,且不論人傢是否認同,即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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