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描述
白修得以诚挚的态度、激扬的文字、丰富的事实、深入的剖析，描述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
2、传奇驻华记者，用新闻连接东西方两大国度，用报道记录中国抗战史诗。白修德对中国的友情，将被历史永远铭记。
1939年白修德辗转来到中国。在中国期间，白修德接触到了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军高层的几乎所有人物，并因其左派立场而颇受共产党欢迎，在延安被誉为“抗日之友”。他访问延安后写成《中国的惊雷》出版，对于世界人民了解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抗战期间国统区的河南大饥荒惨剧中，正是因为白修德的奔走呼吁，才使河南灾民得到国民政府的关注和国际友人的救援。在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中，由国际影星亚德里安·布劳迪塑造的白修德形象，感人至深，即据于此。
3、白修德在作为记者的职业生涯里，见证并记录了20世纪中国、美国、欧洲各国重要时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和思考。
他对当时世界的政治形势和历史趋势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积累并保存的一手资料为20世纪世界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4、洞悉政治势态、追寻历史真相，个体与历史的交融、互动，波澜壮阔，汇集成书。
亲历“二战”美国受降仪式；反共高潮中见证马歇尔计划的扶持下欧洲的经济复兴和政治博弈；五十年代中期回到美国后跟踪报道四次总统选举，写出《美国总统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其中1960年跟踪记录约翰·肯尼迪参选直至获胜的报道使他获得了1962年普利策奖。白修德称自己为一个“讲故事的人”，他和他所讲的故事，都是20世纪波澜壮阔历史长卷中精彩而动人的篇章。
5、《追寻历史》是美国高校新闻专业学生的重要参考书。
从波士顿街头的卖报儿童，到哈佛大学的青年学子，再到世界知名的新闻记者，白修德一生的艰辛和坚守、阅历和成就，他敏锐的新闻视角，深沉的历史感、正义感，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对于今天立志从事新闻工作的人们依然具有鼓舞和启发意义。中国的抗日战争、战后欧洲的经济复兴和政治博弈、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总统竞选和肯尼迪家族的悲剧——美国传奇记者白修德的回忆录不仅记录了自己跌宕起伏的一生，还将20世纪重要时段、事件、人物，以及自己身在其中的感受和思考如实书写。作为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美国驻华传奇记者、费正清入室弟子，白修德对世界政治形势和历史趋势具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白修德积累并保存的一手资料更为20世纪世界史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本。
大半个20世纪、大半个世界，白修德的经历和文字，泛着独特而有魅力的光彩。个体与历史，在他作为一个记者的追寻和探索中，合而为一，遂成传奇。序 讲故事的人 i
第一部分 波士顿：1915—1938
第一章 回忆练习 3
第二部分 亚洲：1938—1945
观察者 65
第二章 中国：战争与反抗 74
第三章 驻亚记者：事件与名人 118
第四章 史迪威：在垂死的坐骑之上 154
第五章 延安：革命之源 213
第六章 制胜的政治：亚洲 253
第三部分 欧洲：1948—1953
转型中的记者 293
第七章 马歇尔计划：新世界的春天 314
第八章 政治赢家：欧洲 365
第四部分 美国：1954—1963
回家的人 427
第九章 50 年代：暴风雨前夕 450
外界人士 510
第十章 约翰·肯尼迪：打开大门 532
第十一章 卡米洛王朝 575
尾声 对外拓展 611
致谢 624
白修德（1915—1986），本名西奥多·H.怀特（Theodore Harold White），美国记者。1915年生于波士顿，童年坎坷，以卖报为生；后入哈佛大学读书，师从汉学家费正清，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文化；毕业后任《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新闻报道，写出《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回国后连续进行了四届美国总统选举的报道，写出《美国总统的诞生》（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其中1960年跟踪记录约翰·肯尼迪参选直至获胜的报道使他获得了1962年普利策奖。1986年因癌症逝世于纽约。
将杰出的头脑、艺术家的才干和巨大的好奇心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完美的健康，对人类真诚的关爱……（白修德）革新了政治报道的艺术。——小威廉·法兰克·巴克利（作家、政治评论家）
白修德是一个改革美国新闻的人，同时也是某种程度上改变美国政治的人。
——罗伯特·凯萨（评论家）观察者
时至今日，想起当初那个羽翼刚刚丰满就离开波士顿的哈佛毕业生，讲故事的人自己都忍不住要发笑。他就像要举起望远镜看东西，却因拿反了方向，什么都看不清一样。如今回忆起来，讲故事的人所见到的自己，就是一个戴着眼镜的愣头儿青，拿着一个手提箱，带着一台二手打字机，就打算去环游世界，还准备在环游世界后回到美国当个历史学教授——典型的年轻观察者。
这个年轻的观察者多年前就养成了记笔记和写日记的习惯，这个强迫症似的习惯还将继续保持下去；从波士顿到中国，他一头扎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边走，一边快速记录着自己的所见所闻，而回顾他当时的日记也成了重构这段旅程的唯一方式。
观察者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中长大的：犹太传统，和促使他踏上旅途的新英格兰高校传统。
在他1938 年动身离开波士顿时，犹太传统还是他的第一条件反射。在此之前，他从未在自己知情的情况下，吃过龙虾、蛤蜊、猪肉、火腿等明显不符合犹太教饮食清规的食物。在与自己导师共进早餐时，他会悄悄将培根挪到蛋边上，藏到烤面包下。在宗教上，他是极端拘谨的犹太教徒，恪守着古老的社会传统。无论是他，还是在哈佛的其他犹太朋友，毕业前都未与女性有过性关系。在古老的犹太教传统中，婚前性行为是严令禁止的；亲吻已是婚前的最大尺度，超过即是犯戒。
他也是个波士顿人。波士顿就业指导中心 贝克法官基金会（ JudgeBaker Foundation）曾对他母亲说过，她儿子聪慧伶俐，天资聪颖，未来最适合做电气工程师。自那时起，源自波士顿的善意就开始动摇他祖传血脉的根基。因为波士顿的善意，他得到了伯勒斯报童助学金，得到了哈佛的各种奖学金，并最终得到了谢尔顿旅行奖学金。如果创立这些机构的人，以及立遗嘱给予这些遗赠物的人，本就想要吸引有前途的年轻人为这个国家服务的话，观察者就是他们最成功的作品，经过他们的培养，观察者最终选择了有别于自己祖辈的道路。
在这段马不停蹄的旅途中，他的日记内容短短几周就发生了重大改变。起初，他的日记记录的都是个人琐事，内容基本只围绕这三个主题。首先是钱——客车车费、出租车消费、服务员小费、因酒店账单引发的争执。然后是性——他对性产生了丰富的幻想，一路上不断遇到陌生的人，进一步激发了他的性幻想。最后是政治——一页又一页，这位业余的政治记者试图将在哈佛历史课上所学的东西套用到自己旅途的所见中。但在1938 年秋至1939 年冬期间所观察到的一切，当时的他并不理解，一切是他后来才想明白的。
他游历欧洲期间的日记都非常简短，对加深理解几乎毫无帮助。他亲眼所见的欧洲与他在报纸、教科书中读到的一模一样。刚刚发生的慕尼黑危机已火速终结，但1938 年10 月的伦敦仍在派发防毒面具，海德公园内还残留着新挖的防空战壕。巴黎美得一如布林顿教授描绘的那般；离开巴黎后，他去了自己祖先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巴勒斯坦。
当时，在那片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的土地上，生活着大概45 万犹太人。在那里，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关系紧张，剑拔弩张。他的哈佛友人 伊曼纽尔·拉贝斯（ Emmanuel Labes）是阿乌卡社团的一员，拉贝斯曾经是哈佛管弦乐队里才华横溢的年轻小提琴手，比他早一年来到巴勒斯坦。那一年的所见震惊了拉贝斯，令他做出了一生的抉择。他在一处定居点住了下来，以种植柑橘为生，丰收时节，他会将柑橘装箱，用马车运走；农活让他小提琴家的双手结满了厚茧，田地里的工作耗尽了他的精力，也让他瘦成了皮包骨头。但拉贝斯真正想要的是建立一个以色列，并正为此学习着使用枪支。
生活在巴勒斯坦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处于过度劳累和过度紧张的状态中，他们挥舞工具，在布满嶙峋乱石的干燥土地上劈砍，开辟能够耕种的田地。他们吃的是去壳谷粒和粗磨面包，学的是蔬菜水果的种植方法，但所有人都秉持着同一个信念，是这个信念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随时可以为了这个信念而战。第一批抵达者率先占据了基布兹外围的山顶，经验告诉他们，必须先占据高地，正如哈里斯上校在指导自己预备役军官训练营学员时所教的那样。有一天，年轻的政治观察者到乡间散步，走了4英里远，在返回定居点的路上，他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愤怒；当地人因他的出现而焦虑，这是他们向他发出的警告。他们可能误以为他是阿拉伯人，手无寸铁的犹太人如果一个人上街，一旦遇到阿拉伯人，是会被对方杀掉的。对于这个仇恨的旋涡，英国人选择漠然旁观，英国在这里驻扎了16000 人的卫戍部队，其中，虽然排犹的是极少数，但亲阿拉伯的是绝大多数。阿拉伯人的滥杀令他们烦恼，但让他们更烦恼的还是聚居在他们帝国这个沉寂角落的不安定因子——犹太人。一位年轻的英国官员直接对这位哈佛观察者说道：“你们这些犹太人就是该死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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