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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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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ISBN：9787508648576

商品编码：1425118659

品牌：中信出版（Citic Press）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5-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24

编辑推荐

托尼·朱特、余英时、何顺果、陈文茜，联袂致敬推荐。
从希特勒崛起到911恐怖袭击，和世界大潮交织纠缠一生的史学大师霍布斯鲍姆思索百年，见证苏联式共产主义、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灾难性的失败之处，以及其中的残酷、血腥、骚动、沉沦和麻木……
“年代四部曲”之后，霍布斯鲍姆晚年最重要的综论性著作，收录22篇历史研究心得和体会的重要文章，触及了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以才华横溢的书写 “赋予历史一种新的解读方式”。
温暖、激情而敏锐，《论历史》是霍布斯鲍姆留给我们的宝贵思想遗产，任何关注历史应该如何被书写、记忆和理解，以及这为何重要的读者，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内容简介

《论历史》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80高龄之时编撰的重要著作。经过50多年的学术磨炼和人生积淀，霍布斯鲍姆将对历史的思考与感悟，全部融入其中，反映了这位世界级伟人毕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怀。
在这本书中，他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历史学家的责任；讨论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价值；检视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探讨马克思与当代历史潮流的关系；讲述欧洲历史、底层历史、俄国革命和破坏文明发展的全球性野蛮主义……通过本书的论述，霍布斯鲍姆引领读者一同思考历史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以及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这些文字展现了霍布斯鲍姆对于历史书写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同时，展现了他精辟的分析、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观点。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享誉世界，的确名至实归。

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历史学家的主要宗旨，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论历史》是现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艾瑞克·霍布斯鲍姆80高龄之时编撰的重要著作。经过50多年的学术磨炼和人生积淀，霍布斯鲍姆将对历史的思考与感悟，全部融入其中，反映了这位世界级伟人毕生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怀。
在这本书中，他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以及历史学家的责任；讨论历史对当代社会的作用，历史学对其他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科）的价值；检视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探讨马克思与当代历史潮流的关系；讲述欧洲历史、底层历史、俄国革命和破坏文明发展的全球性野蛮主义……通过本书的论述，霍布斯鲍姆引领读者一同思考历史的理论、实践和发展，以及历史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这些文字展现了霍布斯鲍姆对于历史书写重要性的坚定信念，同时，展现了他精辟的分析、渊博的学识和独特的观点。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之所以享誉世界，的确名至实归。

除了记住其他人已经忘记或想要忘记的事情之外，历史学家的主要宗旨，就是尽可能从当代的纪录中后退，而以更宽广的脉络和更长远的视野去观看与理解。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InnEarth地球旅馆》的设定，本为每辑一个主题，本辑主题是“市集”。但作为《InnEarth》第一次与大家见面，互通姓名是免不了的。所以，在《InnEarth》特辑01中，“市集”之外，我们增加了“名字”主题，与你分享全球各地人们的“名字”，以及在名字背后的生活、民俗、文化。
【名字特辑】
《InnEarth》的特约记者、特约编辑进入全球6大洲28个国家，共访问了130余人，这里面有艺术家、音乐人、设计师、时尚买手，也有纹身师、咖啡店老板等，最终呈献给大家的，是57张肖像照片和其中包含的60个名字，以及这些名字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所代表的意义，和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民俗、文化、生活。
在本辑“名字”的访问过程中，我们访问了一个叫妮诺的黑皮肤女孩。她的外祖父是乌干达独立后的第一任非裔警察总长。她随母亲姓阿灵，在斯瓦西里语里是“安静”的意思，而妮诺意为“得到神庇佑的幸运的孩子”。她跟随母亲一路流亡，现在伦敦做独立音乐人，在她的名字背后，有着一段特殊的故事。名字以及名字中镶嵌的姓氏，是需要铭记的东西，这里面有太多的故事。
当然，也有些地方，人们没有固定姓氏，比如马来西亚。那就是另外一种文化了。
【市集特辑】
《InnEarth》走进了印度、尼泊尔、英国、摩洛哥、缅甸、日本（东京、京都、北海道）、法国、北欧瑞典、希腊雅典、泰国、越南、土耳其、耶路撒冷、澳洲，以及非洲的突尼斯、塞舌尔（群岛）、肯尼亚等国家和地区，记录了当地的风物、人情，为你展现全球的市集。
英国伦敦的复古市集、法国小城的圣诞市集、东京的古着市集、北海道函馆的生吃海鲜市集、耶路撒冷仍有士兵扛枪巡逻的中东古市集、北欧的海鲜拍卖市集，以及缅甸、印度、泰国等等缤纷绚烂的市集，让人眼花缭乱。
当然，除此之外，也有突尼斯、肯尼亚这些非洲国家的贫穷市集——在肯尼亚的市集中，有一种石头在售卖，我们的作者问过才知道，这竟然是当地某些买不起食物而又饥饿难耐的人用来充饥的东西……谁能知道，有多少不同的生活正在世界的每个角落发生。

作者简介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近现代史大师。权威媒体评价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更是启迪大众心智的思想巨匠”。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盛赞他是“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至拉丁美洲。除史学领域外，他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理论文章，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
霍布斯鲍姆也是叙事体史学的大家，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他一生著作甚丰，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极端的年代：1914～1991》。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英国皇室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

张进步 诗人、作家、职业出版人。2012年创立沐文文化（MooNbooks），并创建“地球旅馆”图书品牌。
程园园 作家、职业出版人。沐文文化（MooNbooks）创办人之一。

创作群：
a 阿年 画家、作家、摄影家。曾任《美术界》杂志、《中国艺术家》杂志、《东方美术》杂志、《读书人》杂志等多个刊物主编。先后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埃及、印度等40多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及采风活动。出版有文学、摄影、美术作品集多种。编辑出版文化艺术专著上百部。

c 春树 原名邹楠，女，1983年出生，2000年从高中辍学，开始自由写作，80后代表作家、诗人，也是中国最早登上美国《时代周刊》的80后代表人物。
已出版：长篇小说：《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春树四年》、《2条命》、《红孩子》、《光年之美国梦》；写真/散文集：《抬头望见北斗星》、《她叫春树》；诗集：《激情万丈》、《春树的诗》，并主编《80后诗选》（共三册）。

CHEN／陈 读大二时开始意识到有留学这件事。一年之后，开始学习法语，继而踏上法国的国土，到今年念完产品设计研究所，已经快5年了。

f 飞机的坏品位 原名杨昌溢，生活美学创意人，作家，曾出版《香蕉哲学》，首本文集便畅销五十万册，以其独特态度陈述和充满诗性的影像折射出当代年轻人的反思与共鸣。作品常以短文搭配诗歌的形式，零碎中又有其逻辑，对当代人的身份焦虑，人际关系，情欲，理想，孤独等问题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探讨。现已出版《香蕉哲学》、《薄荷日记》、《樱桃之书》等。

风同学 本名范毅仁，职业旅行家、人文旅行作家，清华美院酒店艺术课程客座讲师。喜欢一个人旅行，35 岁退休，足迹遍及5大洲50 多个国家。2005年在新浪开博，力图透过世界各地的美景与旅行感悟，展现生命的宽度与厚度，点击率近7000 万，是当前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旅行博客之一。已出版《我从遥远的地方来看你》。

h 何袜皮 诗人、作家，足迹遍布六大洲。目前在美国读人类学博士，研究地为金三角。Wapi是印第安婴孩名，意味独立的人格和好运。

j 姜九月 办过展览也出过杂志。媒体人和业余首饰匠人，热爱世间一切手艺活儿与简朴美好的生活方式。利用工作之便走过不少国家，但仍有更多国家希望未来去拜访。对大自然和美好事物始终心怀敬畏。

蒋瞰 写字的人。曾在澳洲留学，自游欧洲。目前在杭州，把玩着一家24小时书房“悦览树”。市集，对于一个陌生旅人来说，是尽快接地气的方式。也因此，将常逛的布里斯班（brisbane）拉杆箱市集移植到了杭州，曾在自家书房举办市集，喜欢看到市集里人们相互问好。

l 洛艺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在出版了三本小说后，突然决定开始一个人的世界游。11年时间，游遍七大洲111国。经历过两次战争，北非中东动荡。见证过死亡，遭遇过持枪抢劫，飞机迫降成功，车祸，却始终可以继续前行，用脚步丈量地球的经纬。迄今已出版旅行文学8本。在台湾出版《在爱的国度旅行》后，台湾媒体称：“三十年前三毛满足了我们对撒哈拉的想象。三十年后，我们等来了洛艺嘉。”

m 马仕睿 知名平面设计师，2005年成立typo_d平面设计工作室，致力于面向公众的出版物设计。沐文文化（MooNbooks）创办者之一，《InnEarth地球旅馆》的视觉制作人。

q 秦孟 英国拉夫堡大学传媒与文化分析硕士毕业。伦敦Kolmo Events & Design公司活动组织策划人。全球音乐运动Sofar Sounds中国区负责人。生活在伦敦的北京人。喜欢好故事和有魔力的人。

七月娃娃 本名罗晓娃，新闻学硕士。网络人气旅行美食摄影博客博主、自由摄影师、作家凤凰网2013年度十大生活旅游博主，携程旅行家，大粤网高级旅游体验师。足迹遍布数个大洲。出版图书：《念我旧时光——在越南的光影中旅行》等。

r 任紫玉 在路上的旅行者，旅行摄影撰稿人，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多个旅游网站的旅行达人，图文作品见于《潜水》、《最小说》等杂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旅行节目嘉宾。

s 苏不归 1982年11月生于重庆，20岁赴大不列颠学习生活6年。现居上海。坚持文学创作，以诗歌创作和诗歌翻译为主。

孙家勋 诗人、企业高管、自由投资人。长期旅居于非洲尼日利亚、肯尼亚、加纳等7个国家，并短期生活并游走于美国、荷兰、越南等国家。《葵》诗群的中坚力量，卡丘主义写作的发起人之一。

宋小虎 美国摄影学会会员，SIPA，CFP签约摄影师，留学法国，游历过欧亚非及美洲的很多国家，为《National Geographic Traveler时尚旅游》《DEEP中国科学探险》以及美国、以色列、日本、韩国等国家旅游局拍摄专题片。

v Vivian 电视媒体制作人，BBC专栏作家。现居伦敦。

y 杨民 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从事外交工作将近40年的资深外交官，2007年至2010年曾担任中国驻多哥大使。足迹遍及全球5大洲60多个国家，并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了无数的精彩瞬间。出版专著多部，近期将由沐文文化推出其有关马达加斯加的新作。

姚瑶 作家、翻译，著有《天冷就回来》、《末日之前没有想念》，译有《初恋那些事儿》《我和狗狗一起活下来》等。从事媒体工作。近两年偷得假期，去了巴厘岛、希腊、台湾等等，始终提醒自己，远方永远有风景，只执着于眼前，是因为忘了世界有多大。

z 张頔 80后北京大妞，现任某外企派驻北欧总部代表。得以幸运地将自己的三大爱好“美食、旅游、汽车”完美地结合在生活与工作中。

精彩书评

所谓人生，就注定得历经主义的残酷；所谓成长，就是目睹大革命一一背叛他的信仰。……他一路拥有那么多学术界的政治敌人，却无人能阻挡他成为史学巨擘。他的笔那么动人，他的热情那么召唤众人，而他的史家技艺与那个极端主义的岁月如此环环相扣。
——陈文茜（作家、媒体人）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最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充满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英国前首相）

任何他所涉猎的领域，霍布斯鲍姆都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的阅读量更大，具有更宽广和精确的理解。……其散文化的行文风格完全没有爱挑剔的理论癖，和某些年轻的英国同道身上那种夸张做作的理论自恋，文体干净利落、明白易懂。
——托尼·朱特（Tony Judt，著名历史学家、《战后欧洲史》作者）

霍布斯鲍姆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奴隶……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著名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迷人的历史书写……总是让人获益良多。
——《观察家》（The Observer）

《论历史》有着霍布斯鲍姆一贯的品质……权威可信，非常重要。
——《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

让霍布斯鲍姆与众不同的是，他能够透彻地理解、讲述整个现代世界转变的性质。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作为一位见证了希特勒崛起和共产主义衰落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拥有无人能及的宽广视野。这本书的敏锐洞见和坚定信念，更多的是基于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而非其理论推断。
——《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基于霍布斯鲍姆非凡的睿智，在历史学识方面，无人能出其右。……《论历史》对于我们领略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心灵的魅力非常有价值。任何关注历史应该如何被书写，以及这为何重要的读者，都应该读读这本书。
——《卫报》（The Guardian）

目录

前 言
第1章 在历史之外与在历史之中
第2章 过去感
第3章 关于当代社会，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
第4章 向前看：历史与未来
第5章 历史学进步了吗？
第6章 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
第7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一部分
第8章 历史学家与经济学家：第二部分
第9章 党派意识
第10章 马克思给了历史学家什么？
第11章 马克思与历史学
第12章 所有人都拥有历史
第13章 英国史学及年鉴：一个注解
第14章 论叙事体的复兴
第15章 雨林中的后现代主义
第16章 来自底层的历史
第17章 耐人寻味的欧洲史
第18章 现在就是历史
第19章 我们能为俄国大革命下定论了吗？
第20章 野蛮主义：使用指南
第21章 自我认同的历史还不够

特辑：名字
1你好，陌生人 ..12
2名字与名字的相遇..14
3马达加斯加：你来了你姓什么？ ..34
4姓氏的仪式..36
5我的非洲女佣：Jennifer..38
6你的名字，它会成真..42
7What’s your name? ..46
特辑：市集
1缤纷市集：到处是有滋有味的生活 ..54
印度风情市集｜尼泊尔市集｜英伦怀旧的跳蚤市场
｜斑斓的摩洛哥市集｜缅甸的水乡市集
2东京古着市集：时光的印痕 ..84
3日本的夜与朝：宵山节日市集和函馆海鲜朝市..90
4法国斯特拉斯堡：圣诞市集 ..96
5北欧瑞典海鲜市集：鱼教堂和一串名叫市集的小城 ..104
6伦敦博罗食品市集：白日梦一样的生活 ..110
7希腊雅典普拉卡市集：人人都是艺术家 ..118
8东南亚风俗市集：在异国找寻熟悉的味道 ..124
9缅甸蒲甘市集：涂满黄香楝的微笑 ..130
10土耳其大巴扎：香料共和国 ..134
11中东古市集：汉?哈里里和耶路撒冷旧城 ..138
12北非突尼斯大集：只有芬芳的心灵，才能滋养出好日子 ..148
13塞舌尔嘉年华市集：一个快乐的借口 ..156
14肯尼亚基苏木的贫穷市集：我不知道还有人这样活着..162
15我在澳洲逛市集：2 年和14 个市场 ..168
专栏：世界
1心爱之物 / Kiwi 主持 ..186
2坏品位煮粥 / 飞机的坏品位：一个人在九龙塘逛二手市集 ..187
3不一样 / 春树：时空交错三场景：巴黎?柏林?纽约 ..188
4Little Things / 程园园：偶像?草间弥生 ..190

精彩书摘

前言

历史学家向来是缺乏哲学心灵的，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不对自己所研究的主题做一番反思。就算他们可以，一般却不鼓励这种做法，因为随着历史学家的年纪渐长，伴随而来的演讲与讨论会也会渐形增多，在这些场合，听众比较能够接受的是一般性的介绍，而不是过于烦琐的实际研究内容。但是，目前的潮流却倾向于从概念或方法论上来提出历史问题。正当崇尚和平的历史学家泰然自得地在肥美的史料牧地上低头咀嚼，或反刍着其他人的出版物之时，其他领域的理论家却已经不知不觉地围了上来。有时候就连那些最不好斗的人，也会被逼着非得面对这些攻击者不可。这并不是说历史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不好斗，但至少在评价彼此的作品时还算温和。不过，学院中各个研究领域也曾经发生过几次相当激烈的学术论战。所以，当某人从事史学工作达50年之久，应该在这当中会有所反思，而如今结集成册，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虽然这些论文都很简短而且不成体系——有许多篇是因为受限于50分钟的演讲时间——但是都企图要抓住一系列连贯的问题。主要可分为三个领域。首先，我关心社会与政治两方面对于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也关心人们是如何理解世界、塑造世界的。说得详细一点儿，我要讨论历史学对于其他学科来说其价值何在，特别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而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论文可以说是替历史学打广告。其次，这些论文讨论了历史学家与其他研究过去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包括调查各种历史的趋势与潮流并予以批判评估，同时也介入当前的争论，如后现代主义与计量史学（cliometrics）。再次，这些论文显示了我的史学风格，也就是我所认为每个历史学家都该关心的中心问题，以及我所认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当然论文还会显示出那些能象征我的年代、背景以及人生经验的写作特色。读者应该会发现，每一篇论文在某种程度上都彼此相关。

关于论文的说明应该到此为止。不过，我还要补充解释一下这本书的两个主题。

首先，借用一下我朋友与同事的作品标题，也就是关于“历史的真相”。我强烈支持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历史学家所调查的乃是事实。历史学家从事研究，一定是秉持这种基本观点，无论他的研究范围有多么广阔也是一样，如此才能区别出基于事实的建构跟小说有何不同，而基于证据来陈述历史与不基于证据有何不同。

最近几十年来开始风行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尤其流行于左派），认为客观的事实是不可能企及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事实”，是概念上的意义，而所谓的历史问题，只是从这种概念上的“事实”出发罢了。我们所研究的过去，只是我们的心智所建构出来的。而这种建构物不管有没有逻辑或证据支持，原则上都是有效的。只要有强大的情感与信念来支撑，那么《圣经》上所说的创世记并不会比自然科学所讲的宇宙诞生更不可靠：它们只是不同而已。完全反对这种说法的是“实证主义”（positivism），而比实证主义更强烈地表达这种反对的则只有经验主义（empiricism）。

简言之，我认为如果不区别什么是及什么不是，那么历史就不存在了。罗马在布匿战争（Punic Wars）中打败并摧毁了迦太基（Carthage），这就是事实，如此而已。至于我们是如何搜集并且诠释这些可被验证的数据（包括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以及人们对此是怎么想的）则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相对主义者敢完全否定客观事实的存在，尤其是在讲到希特勒有没有屠杀犹太人的时候。不过，相对主义（relativism）所怀疑的不仅限于历史，还包括法庭之中。在谋杀案中，被告是否会被定罪，就要看基于传统实证主义的立场所搜集的证据（如果搜集得到的话）所受的评估如何。任何一位无辜的读者如果发现自己在被告席上的话，一定会上诉。至于为有罪者辩护的律师呢？则会用后现代的方法来辩护。

其次是关于我所属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取向。虽然这么说并不精确，但我并不打算撕掉这张标签。20世纪30年代前半叶，我在德国一所保守的高中（Gymnasium）念书，后来又在伦敦的文法学校（grammar school）受教于一位了不起的自由派老师，但我一直觉得历史是很无聊的科目；如果没有马克思，我不会对历史产生特殊的兴趣，日后我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历史学教授。马克思，以及青年马克思激进分子的活动，提供了我研究的素材以及写作的灵感。即使我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取向中有一大部分可以丢到垃圾桶里了，我还是愿意表示我的敬意（虽然深刻但并非毫无批判），用日本人所说的“老师”（sensei）来称呼他，意即思想上的导师，人们总是从这样的人身上得到太多却无法偿还。我后来（在这些论文中会看到）又发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乃是历史最好的向导，如伟大的14世纪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所叙述的，这种概念表明了历史就是：

人类社会或世界文明的纪录；社会本质中所发生种种变迁的纪录；人与人之间革命与暴乱，因此而造成了国家大小林立的纪录；人们各种活动与职业，不管是为了营生还是科学和手工艺的纪录；以及一般来说，社会本质上本来就会经历的所有转变的纪录。

对我来说，我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以及世界的转变，因此这段话可说是对我的最佳指导。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呢？在20世纪两种意识形态的宗教战争中，双方都一直想要在彼此间划定一条清楚的界线。一方面，前苏联政府当局不允许我的作品译成俄文，即便我本人是共产党员，而我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英文版编辑。从他们的正统标准来判断，他们反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另一方面，最近并没有任何一位“有地位”的法国出版商愿意翻译我的《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也许是因为它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巴黎的读者太震撼了，或者说，对于那些负责评论我的书的人太感震撼了。从我的论文中可以看到，历史学从19世纪开始，一直到思想的混沌开始沉淀清晰的20世纪70年代，所显示的是逐渐合流而不是渐形分离。法国的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是平行发展的派别。两派彼此之间都发现对方的历史主题与自己相当类似，但背后的思想脉络却不相同；除此之外，两派主要人物的政治立场也不相同。解释时只认同于马克思主义，或甚至只认同于我所说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vulgar Marxism），这种解释渗透进入传统的历史解释当中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半个世纪之前，我可以这样说，至少在英国，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才会主张欧洲中世纪炼狱概念的产生，是因为教会的经济基础从依赖富人与贵族的捐献，开始扩大它的财政基础。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不管是牛津大学中世纪史名家理查德·萨瑟恩爵士（Sir Richard Southern），或是他所评论过的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都采用了这种解释，有谁会因此从意识形态上或政治立场上把他们归类为马克思的追随者或支持者呢？

我认为，历史学的合流为这些论文的中心主题提供了可喜的证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已经结合成一个连贯有条理的思想事业了，并且在理解今日世界是如何形成上面，也取得了进展。当然，我并不想就这样认定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不需要区别，尽管两派的货柜里所放的货物一样杂乱无章难以定义。马克思传统的历史学家——不包括那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人——已经为历史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们绝非独力作战。他们的作品，或任何人的作品，不应该受到他们本身所抱持的政治立场影响，而遭人贴标签并仓促地受到判断。

这里所集结的论文，是在过去30年中陆续写成的，主要是演讲以及会议或研讨会的稿子，有一些则是书评或特殊学术场合的稿子，如为学术同人进行庆祝或纪念所出版的论文集或纪念文集。这些文章的读者从一般听众——主要是大学生，到专业的历史学家或经济学家这类小众。第3、5、7、8、17及19章是第一次出版，第17章原本是以德文写作，是在德国一年一度的“历史学家日”（Historikertag）所做的演讲，后来在《时代》（Die Zeit）刊出。第1章与第15章原本发表在《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第2章与第14章发表在史学评论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第4、11与20章则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第6章在《代达罗斯》（Daedalus），也就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的评论上，第10与21章在《第欧根尼》（Diogenes），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赞助。第13章在《评论》（Review），由位于宾厄姆顿（Binghamton）的纽约州立大学的布罗代尔中心（Fernand Braudel Center）赞助，第18章则是伦敦大学出版的小册子。第9与第16章则是纪念文集内的文章，关于纪念的详细事由及时间则在两章的开头会有说明，文章未加更动。最后，感谢那些允许我把这些文章重新出版的人们。


第18章 现在就是历史

有人说过，一切历史其实都是当代史，只是穿上了炫目的外衣。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确有见地。伟大的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 Mommsen）在1848年革命之后所写的罗马帝国史，反映了新生的德意志帝国。从恺撒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俾斯麦的影子。罗纳德·希姆（Ronald Syme）更是如此。他的恺撒反映出法西斯的独裁者。把古典时代，或十字军，或英国都铎王朝历史写成20世纪的样子是一回事，直接写20世纪的历史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做法的问题及可能性，就是今晚我演讲的主题。我打算讨论其中的三个问题：历史学家生存年代的问题，或是说，历史学家的世代问题；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会不会随着时代而变的问题；如何摆脱这个时代的既有设定的问题。

假设你们将自己当成是研究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专业领域中，你们应该会极力地想摆脱1914年以后的观点。我对欧洲的看法就像爱德华·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一样，也是从第一次萨拉热窝危机［1914年，法国总统密特朗（Mitterrand）为了提醒世界这个历史事件，还特地于1992年6月28日前往萨拉热窝参加斐迪南德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遇刺周年纪念，不过没有一个新闻记者真正注意到这件事］之后才产生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写了简明的20世纪史——始于萨拉热窝也终于萨拉热窝，或者也可说是终于前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以及东欧国家的剧变。这个历史事件让我想要对于我生存的这段时间的历史做一番思考，我生于1917年，到现在，刚好跟我要写的历史时间相符。

不过，“我生存的这段时间”这个词也有问题。它假定了个人的预期寿命也是集体的预期寿命。从某种意义上讲，虽然荒诞，但也确实是如此。如果大部分的人都晓得在自己生存这段时期里，世界史或本国史中所发生的主要大事，这并不表示我们一定亲身经历过这些事，不过，其中的确会有人实际参与其中，甚至于在事件发生之际就已察觉这件事的重要性。这是因为我们接受大家对这些事件的认定。但是这种共识是怎么形成的？它真的如我们（从英国或欧洲或西方的观点来看）所想的那么理所当然吗？全世界各地区所共同承认的历史大事，数量不会超过半打。1914年不在其中，但“二战”的结束及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也许有。其他的事件之所以能算是因为它具有全球性的反应，但在各国的历史里却不是特别突出。十月革命就是一个例子。这样的共识可以维持多久？会不会改变、衰弱或转变？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为什么会这样？我之后将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将既有的当代历史架构放在一旁，另行建构一个符合我们自己经验的，那这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架构。每个历史学家都有自己的生存时间，以此为基准来看这个世界。也许在可比较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跟别人合作，但在20世纪末的60亿人口中，这样的同侪团体在统计学上没什么重要性。我的观察点是建立在20世纪20年代我在维也纳的童年，是希特勒于柏林崛起的时代，这决定了我在历史学上的政治立场与兴趣，而在英国，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剑桥，也是一样。也许是因为这些背景，所以我的角度跟那些与我的历史解释同一立场的人，尽管处于相同领域——19世纪劳工史——对于相同问题有相同答案，也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来说，如果他们缺乏回溯性的分析的话，那么就不会有什么不同。当有人写的历史不是古典时代也不是19世纪，而是他自己生活的时代时，他不可避免地会把个人的经验融入其中，甚至于我们评估证据的方式也会受到影响。如果是我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由于我从来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射过一发子弹，因此我的写法势必不同于有战争经验的人——例如汤普森，他在意大利战场上担任过坦克指挥官，非洲学家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曾在伏伊伏丁那（Voivodina）及利吉里亚（Liguria）战斗过。

如果处于同一世代的历史学家就能有这样的差异了，更别提世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了。当我跟我的美国学生说，我还记得在柏林，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那一天的事，他们看我的表情，好像是林肯总统于1865年遇刺当天，我也在福特剧院一样。这两件事对他们来说，都是史前时代的事。但对我来说，1933年1月30日不仅是过去，也是我的现在。一个跟他妹妹一同上学的小男孩，在路上看到头条，至今记忆犹新。我还能看见当时的景象，只不过有点儿像做梦。

年龄差距对历史学家的确有影响。约翰·查姆利（John Charmley）最近的作品《丘吉尔，荣耀的结束：一个政治传记》（Churchill，the End of Glory：A Political Biography）所引起的争论，鲜活地描绘出这一点。争论的重点不在事实，也不在于对丘吉尔身为政治家与决策者的评断。这些长久以来已不曾引起争论。也不在于张伯伦是不是比那些主张反抗纳粹德国的人更正确。重点是，查姆利博士跟那些在２0世纪40年代成长的人的生活经验不一样，他没有他们的经验。历史上那段特殊的时刻，丘吉尔所说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全英国人的心，但这种感觉之所以为人所怀疑，是因为真正体验过那段历史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当然我并不怀疑，我当时是身处于工人阶级单位下，是名工兵，负责在东英吉利建筑勉强能用的防御工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在560野战连的战友都不假思索想当然地认为，我们一定会上战场。并不是说我们一定会追随上级的指示，而是说我们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人们可能太不假思索，所以才对情势如此沮丧，但这也是法国陷落后英国会有的反应。同样，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得不如此，因为我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从诺福克（Norfolk）送来的报纸。而对我来说，唯一清楚的是，那会是个伟大的时刻，“英国最好的时刻”（Britain’s Finest Hour），不管这话出自谁的口中。“它是伟大的——而它就是战争”：丘吉尔将其诉诸文字。而当时，我就在那里。

但这并不表示为张伯伦作传的查姆利不应该重新再提那些主和派的过去——这些事情对于三十几岁的历史学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对于战争世代的人来说却不可接受——让大家各行其是吧。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反法西斯分子不了解主和派的想法，因此不支持张伯伦或哈利法克斯（Halifax）。但是主和派有一个目的是与丘吉尔相合的，那就是维护大英帝国的存续，他们有很多优于丘吉尔的策略，只有一个地方不如。丘吉尔跟同时代的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一样，认为战争的失败与领土的丧失，远不及民族自尊的丧失来得重要。我们从现在英国的状况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我们就算不去研究档案，也知道主和派是错的，而丘吉尔只有这么一次判断正确，那就是认识到与希特勒谈判是不可能有成果的。就理性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我们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是“强权”，就像其他强权一样，希特勒必定会遵行连墨索里尼也会遵守的权力政治规则，但是他没有。20世纪30年代，每个人都相信谈判会成功，斯大林也认为如此。同盟国之所以成立用以对抗轴心国，并不是因为主战派战胜了主和派，而是因为德国的威胁促使各国不得不在1938到1941年底之间组成同盟。英国在1940到1941年间所面对的，其实不是一种选择，不管是盲目而不计后果地抵抗下去，还是在“合理的条件”下议和，只要是与希特勒谈判，都是不可能的。唯一可以考虑的是比法国贝当政府（Petain France）稍好一点儿的待遇罢了。丘吉尔则带领着英国政府走自己的路。求和只是接受德国支配的另一种说法罢了。

我的意思不是说只有那些记得1940年的人才有资格下结论。不过，一个年轻的历史学家如果要达到那样的程度的确需要想象力，以及放弃自己的生活经验，还要勤奋地研究。对我们来说却不需要。我不认为查姆利博士对于1940年的局势与走向战争的评估是错的。对过去进行一种假设性的研究并不能完全用证据来完全加以否认，因为证据是在证明什么事发生了，而假设的事情本来就没有发生。我其实不认为查姆利是对的，但在这里我不打算对于他的论证加以细谈。

请不要误解我。我并不是要说20世纪的老历史学家要优于年轻历史学家。我开始进行史学工作的时候也还是年轻人，那时我负责访问还健在的1914年前的费边社社员，询问他们那个时代的事，而我所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一定要对于访谈的主题先做功课，否则问了也是白问。第二件事则是就任何一件已经可以加以证实的事来看，他们的记忆其实很容易出错。第三件事就是不要试图去更正他们的观念，因为他们的想法早已根深蒂固。一个只有二三十岁的历史学家就可能有既定的观念了，遑论更年长的。虽然如此，这其中还是有一些好处。如果要写一部20世纪史，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努力，只需要比较一下世界改变了多少就行了。过去三四十年来，是历史上最革命的年代。世界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此广泛、剧烈地转变过。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说，很难用直觉来掌握它。一个西西里强盗朱利亚诺（Giuliano），在监狱里关了20年后回到位于巴勒莫（Palermo）附近的故乡，他曾带着失落与迷失跟我说：“过去这里都是葡萄园，现在都变成了公寓。”他的确是对的，他所出生的地方已经完全变样。

那些老得足以记得够多事情的人，不会把每件事都看得理所当然。他们不需要像年轻的历史学家那样努力，就能知道“过去是另一回事，那时候的人做事的方式不一样”。这可以作为我对过去与现在的一种判断。例如，我曾亲身经历希特勒在德国的崛起，我知道昔日街角的纳粹跟现在的新纳粹有什么不同。只有一件，我不知道20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年轻的纳粹在攻击并焚烧犹太人住宅的时候，是不是也跟现在新纳粹在攻击土耳其或其他移民一样没有特定的次序。现在做这种事的年轻人也许会使用希特勒的标志，但其中所代表的政治现象却不一样。就历史的理解是要知道过去跟现在有什么不同来看，历史学家最大的罪过就是时代倒错，而我们有天生的优势可以减少这些缺点。

不管年纪是不是个优势，至少世代的交替对于20世纪历史的写作有影响。当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代政治人物隐没之后，新的政治人物上台，国内的政治必定会有所改变，同样的状况也会发生在与战争及抵抗运动有关的历史写作上（特别是在法国与意大利）。这可以适用在民族生命对于巨变及创伤的记忆上。我不认为下列的现象是个意外：以色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已不再受民族主义神话的支配也不再有争论；在建国40年后，或者是爱尔兰人所写的爱尔兰史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已经逐渐从民族神话的遗产及联合派的反神话中解脱。

现在让我开始提出第二个观察，刚好与第一个观察相反。它处理的不是历史学家的年纪或他的视野会如何影响他对这个世纪的看法，而是这个世纪所经过的时间对历史学家的视野有什么影响，而完全不考虑他的年纪。

我要从麦克米伦于1961年与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Kennedy）的对话开始。麦克米伦认为前苏联“有不错的经济水平，而且在物质财富上将很快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不管这段陈述现在看起来有多么落伍，许多有知识的人在２0世纪50年代末都有这种看法，特别是在前苏联证明了它在太空科技上已打败美国的时候。对一个于20世纪60年代写作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不算愚蠢。我们没有必要比1961年的经济学家更了解前苏联的经济机制，但是时间是历史学家最后的武器，也就是后见之明。从这个例子来看，后见之明是对的，但也可能误导。例如，从1989年以后，许多观察家都可以看见，特别是那些深谙市场理论而不懂历史的经济学家，前苏联及类似的经济体都已经变成废墟，因为这是前苏联集团及前苏联崩溃之后的事实。事实上，虽然前苏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技术以及提供居民财产与劳务的能力上输给了资本主义经济，并且逐年衰退，但前苏联还是能走自己的路，它还没有到崩溃的程度。我的朋友盖尔纳一辈子批评共产主义，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莫斯科待了一年，最近表示，如果前苏联能够将自己孤立起来，自成一派，那么它的居民一定会同意，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的统治下，他们比上一代的苏联人生活得好。

这里的争议点不在于哪个历史学家的预测能力更强。值得讨论的是，为什么过去40年来所发生的这么多大事竟然无法被预见到。我甚至会猜测，从“二战”以后的历史，预测的准确率是偏低的。1918年后，另一次大战的爆发与经济大萧条是可预料的。但是在“二战”之后，有哪个经济学家预测到“辉煌三十年”的世界大繁荣呢？没有。他们预测战后会萧条。他们有预测到黄金时代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吗？经济合作开发组织（OECD）预测会有持续甚至是加速的成长，达到每年5％。他们预测到了目前这个足以破除半个世纪以来使用“萧条”一词的禁忌的经济麻烦了吗？没有。现在的预测所用的模型要比战间期用的要精巧，输入的数据也较多，机器的指令周期以光速计。政治预测者的纪录跟业余者比较起来也没光彩多少。这些失败所呈现出来在方法论上的意义是什么，我还没想过。我留意的重点是，即便是那些已经有纪录的过去，也会随时间而改变。

让我说明一下。不管我们对于1989到1991年的看法如何，没有人会否认，前苏联集团与前苏联的崩溃为世界开启了一个新纪元。历史又翻过了一页。唯一的事实是，这件事已足以改变20世纪每个历史学家的观点，因为它把时间的区块连同结构，不管是连贯或不连贯，都一并投入了历史时期当中——“短促的20世纪”，正如我的朋友伊万·贝伦德（Ivan Berend）所言。不管我们是谁，我们都将看到，以现在的眼光来看20世纪，将会发现它完全不同于1989到1991年之前的20世纪，仿佛是一个句点把时间之流断成两截。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认为在此之前的20世纪就好像19世纪一样跟我们无关，那也是错的，我们应该把20世纪当成一个整体来看。简言之，20世纪90年代所写的20世纪史，在质上完全不同于之前所写的20世纪史。

让我说得更具体一点儿。大概5年前，我写完三册有关19世纪的书，于是有人建议我写一部20世纪的历史做一个总结或补充，因此我可以把这部短促的世纪史视为一种对照用的记事本。第一部分——从1914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简直是一个灾难的年代，19世纪的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此完全崩溃。它是个世界大战的年代，伴随着社会革命与旧帝国的崩溃、世界经济的萧条，以及各地自由民主制度的战败与倒台。第二部分，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至今，则完全相反：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革而且恢复并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在20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世界经济那种史无前例的景气，对我来说，已经成为20世纪的指标，而且似乎可以延续到第三个千禧年。社会主义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到了20世纪80年代，它的弱点已经浮现——而只是在资本主义的灾难年代中所产生的产品。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已经不再像30年代那样，它已经不能作为资本主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它充满了问题，不再处于核心。20世纪70年代初期，每个人都察觉到黄金时代世界经济的巨大飞跃已经接近尾声。经济学家对于这种每二三十年就反转一次的景气波动早就习以为常。它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最有名的就是所谓的康德拉捷夫长期波动，不过这种说法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获得发展。虽然全球景气的波动经常会有相当实质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后果，但这还不足以完全扭曲总体的状况。各位应该都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景气复苏吧。

这一两年里，大家应该都意识到我们有必要再度思考一下20世纪的这种两极现象。一方面，前苏联瓦解了，造成不可预测且可怕的经济灾难；另一方面，西方世界的经济也明显遭到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酷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初期，连日本都出问题了，经济学家这回担心的是过高的失业率而非通货膨胀，就如同当初40年代的状况一样。各国政府虽然现在已经有了经济学家所组织的大军来提供建议，却还是无可奈何。康德拉捷夫的幽灵又出现了，狠狠地打击全球的经济。现在看起来，虽然东欧的政治体系已经消失了，不过非共产主义的体系，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也不一定能站稳脚步。简单地说，短促的20世纪历史现在看起来比较像是个三面对照的记事本，或者说像个三明治：一个相对比较短的黄金年代在中间，两边各有危机的年代把它夹着。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发展，这恐怕要留待下一世纪的历史学家来完成了。

当我一开始把写作大纲交给出版商时，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我也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也许更优秀的人想得到。不过我很幸运地得以拖延时间，等到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却想到了。改变的不是1973年以来的事实，而是1989年以后西欧与东欧的联系，这逼得我不得不用一个新的角度来看过去20年的历史。我之所以说明这些杂事不是为了说服各位要从我的角度看历史，而是告诉各位短短的两到三年，就可以改变一个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看法。一个写作经验有50年的历史学家也会这样吗？谁知道呢？我是否在乎并不重要。不过一个研究短期历史的历史学家，比较不会受这样的摆布。至于研究自己这个年代的历史学家的命运则就是如此。

接下来让我来谈一谈写20世纪历史的第三个问题。它影响了历代历史学家，而它尽管也会受到突然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拉扯，但效果不大。它让我回到我之前曾提到过的历史共识的问题。我指的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时代有一套观念，而我们的时代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观念。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宗教战争，这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历史学家。这不只是像政客所说的，这个世纪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象征着善与恶、基督与反基督的斗争。20世纪8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家的论战”（Historikerstreit），吵的并不只是纳粹是否是德国史的一部分还是梦魇般的插曲的问题。这一点其实并没有争议。论战的重点其实是，对于纳粹所持的历史态度难道只能是完全指责吗？如果不采取完全指责的态度，难道就会有让这个丑恶制度复苏的风险吗？难道这样就是在减免纳粹的罪过吗？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我们发现年轻人在看足球时的行为已经是不良少年的行径，更可怕的是他们还使用纳粹万字符以及党卫军的图腾——那些亚文化之所以使用这些标记，原意不过是为了反对社会的陈规（就是把这些标记视为地狱的象征）。这种情绪的力量使我觉得，我说的这些话可能会被人误认为我容忍纳粹主义，所以我要加以解释，否认他们的想法。

宗教战争的危险，就在于即使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却仍以一种零和的、相互不容的二元对立的眼光来看世界。长达70多年，世界都处于意识形态的冲突中，造成我们理所当然地把经济分成社会主义式的与资本主义式的、国家资本的与私人资本的，而两者之间则采取非此即彼的思考模式。如果我们认为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是常态，那么20世纪30、40年代，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与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却基于共同对抗纳粹德国的口号下彼此合作，岂不就变成一种变态。我觉得这种想法简直就是20世纪历史上的一种不正常现象。自由主义式资本主义之所以能维持而且重建，就是吸收了前苏联的教训，并且从中学习了总体经济计划与管理的缘故。而这种学习动机从何处来？就是为了怕发生革命。

对于2093年的历史学家来说，刚才所说的两者合作的变态现象是否还是变态呢？他回溯过去的历史，可能会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彼此的仇恨敌对从未引发真正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反而会有军事攻击，同样，非社会主义国家彼此之间也会。

假设有火星人不断地观察地球，难道他或她也会用二元对立的方法来解读我们的历史吗？火星人会用社会或政治经济学的分类方式来对美国、韩国、奥地利、巴西、新加坡与爱尔兰加以区别吗？前苏联经济在改革压力下崩溃，这件事可以僵硬地套在中国上面吗？显然不行。如果我们是火星人，我们会毫无困难地运用一打不同的模式来说明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而不会采用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式二元对立的床。不过，我们还是受时间的限制。如果我们现在放弃这种相互排斥二元对立的模式，我们一时还是找不到可用的替代品。所以，我们只好把这个问题丢给21世纪来做决定了。

当代历史学家所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有些数据无法接触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到一些没有资料就无法研究的例子。最明显的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如果不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可以运用在布莱奇利（Bletchley）所设立的译码中心的数据的话，许多历史根本是不完整的，甚至于是错的。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历史学家其实是比16世纪的历史学家幸运多了。至少我们可以知道有哪些资料是目前还无法得知，但总有一天会公布的，相反，16世纪的人所面对的是永远的未知。无论如何，当代历史学家在无尽的官方档案中没日没夜地探索，他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其实是如何处理庞大零乱的资料，而不是资料缺乏。时至今日，世界上最后一个最大的档案库，前苏联集团的档案，也已经完全开放了。我们现在所能抱怨的就是资料太多了。

在说明了写作当代史的种种困难之后，接下来大家应该可以松一口气了，因为我要讲点儿正面的事。也许你会困扰于我之前说法中所蕴含的怀疑论色彩，但我并不想误导。我是以一个有写作当代史经验的作者身份来说话，而不是信口雌黄地说一切都是不可能。不过，凡是亲身经历过本世纪大部分事件的人，他的基本经验乃是错误与惊讶。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出乎意料。我们的判断与预测都错了不止一次。有些人觉得自己的错误是合理的，但有更多的人感到沮丧，他们的沮丧往往是因为一开始期望太高，或甚至（如在1989年）是高唱凯歌。不管我们的反应是什么，一旦我们弄错了或理解错误，那么这就是个起始点，让我们重新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

有许多失败的例子，其中也包括我的，都可以对于未来的研究产生帮助。我的大半生都致力于一个希望（现在已经完全破灭了），一个目标（现在已经失败）：那就是十月革命之后所兴起的社会主义。对我而言，没有一件事要比失败更让我受挫折。但容我引用我的老友的话作为结论，他的想法完全跟我不同，他反而用这些挫折来说明，凡是一个具有历史智慧的人所会拥有的成就，从希罗多德（Herodotus）、修昔底德，到马克思与韦伯。以下是莱因哈德·科泽勒克（Reinhard Koselleck）的话：

处于胜方的历史学家容易以长期不可知的目的论来看待自己短期的胜利。负方则非如此。他们的主要经验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们原先所希望和计划的那样……他们强烈地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会这样，而不照着他们原先所想的那样。这会刺激他们去寻找中期与长期的原因，来解释这个让他们诧异的结果，这便产生了比较持续的洞察，结果造成了比较强的解释力。短期而言，历史也许站在胜方。但长期来看，获得历史理解的总在负方。

科泽勒克提出了一个论点，并且加以引申。（为了公平起见，我要补充一下，有鉴于战后两德的史学发展，科泽勒克并不是说光靠失败的经验就能保证良好的历史。）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在这个千禧年结束之时，应该可以激发出很多优秀而有创见的历史。因为，在这个世纪结束之时，这个世界将充斥着失败的思想家，他们来自不同的意识形态，而胜利者将是少之又少——特别是那些年老而堆满回忆的人。

且让我们看看他说得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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